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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同货币史更是分不开的。货币制度史和物价史的研究，不但要有货币学的基础，而且要有钱币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单是从古籍中去找资料还不够，一定要研究钱币的实物。然而过去研究货币学的和研究钱币学的，完全是两批人、两回事，这也是中外一律的。货币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虽然中国古代人已有关于货币的片断言论，汉代已有关于货币制度的专文，但是将货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比较全面的研究，却是很近的事。过去研究货币的人所知道的资料，多是外国的资料，能够知道一点中国的史实，已经算是不错，自然谈不上实物的研究。然而单读历代的《食货志》，甚至广泛地钻研历代的文籍，对于货币史，还是得不到全面的和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物价的变动，有时不能彻底了解。因为所谓物价，无非是金属或钱币对其他商品的比价。物价上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动。但在货币价值变动引起物价变动的时候，那就需要了解钱币变质的情形，才能把问题弄清楚，这单凭书本知识就不够了。史书中对于某一种钱的重量和成色，虽然有时也加以记载，但那只是一种标准，物价的变动，往往正是因为钱币的重量、成色不合这标准。到底某一时期的钱币，离标准重量与成色有多么远，史书中就很少记载了，偶有记载也是不详不尽，这就非从钱币学来研究不可了。例如西汉半两钱的减重，史书只把它形容作像榆荚，称之为荚钱；但这种荚钱到底轻到什么程度，则翻烂《平准书》和《食货志》也找不出来，一定要从实物中去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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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货币史，不但要懂得中国钱币学，还要懂得外国钱币学，比如清朝乾隆初年在中国各港埠通行的各种外国银币，史书只说是“马钱”、“花边钱”和“十字钱”等。后来的人也是辗转照抄。究竟这些名称指的是什么钱呢？是哪一国的货币呢？却从来没有人能加以解答，因为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要钻研外国的钱币学。而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因为光是知道那几种钱币的名称，没有什么用处，最多只借以知道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罢了。一定要知道那些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什么国家的货币，这样才能使我们知道当时曾同哪些国家有贸易上的往来，哪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有活动，或哪些国家的货币的流通有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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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钱币学是世界上产生得最早的。远在南北朝就有《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等专门的著作出现，这比欧洲要早八百多年。虽然那时的著作是很简略的，在字数上还远比不上历代《食货志》中关于钱币的部分，然而《食货志》是一种资料汇编，作者可能完全不懂货币，而钱币学的著作却是直接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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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中，一切学术都是进步很慢的。中国的钱币学也不例外，在五代和两宋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很大部分还是抄袭前人的著作，创见不多。尤其是明代，可以说没有一部有价值的钱币学著作。一直到清代乾嘉年间，由于考证学的风行，对于研究的方法，有显著的改进，中国钱币学才获得空前的发展。翁树培等人，几乎把一生的精力都花在钱币上，而且除钱币实物外，还广泛地钻研了文献资料。然而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和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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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用和信用机关的演进，也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研究。所谓信用机关，就是贷借货币、存放货币或买卖货币的机关，外国有时就称为货币机关。过去经济界对于中国经济史实颇多隔膜。譬如中国的钱庄，不论是专门研究钱庄的人也好，或是钱业中的领袖也好，往往不知道它的历史，动不动就说钱庄有百年的历史，这等于说清朝有五十年历史。中国的信用和信用机关的起源是多元的，最初差不多每种业务有其独立的机构，放款有放款的机构，存款有存款的机构，兑换有兑换的机构，汇兑有汇兑的机构。直到明末清初才有综合的倾向。在这几种最基本的信用业务中，以放款最为发达，不论是私人的信用放款，或质典的抵押放款，都有最长久的历史。其次是兑换，古时是由金银店经营，宋朝有兑坊，明朝钱庄出现后，更证明兑换业务的繁忙。汇兑盛行于唐朝，北宋行用纸币后就停顿了，到清朝票号成立，才又转盛。最不发达的是存款，虽然自古即有寄附等办法，唐朝有柜坊，但寄附是否能说是真正的存款，还有问题；而柜坊的性质，至今尚不十分明了，到清朝才有真正的存款业务。封建时代的中国官僚豪富，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有时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令知道。严嵩父子贪污得来的金银，大部分是埋在地窖中。金银如此，铜钱也差不多。大户人家藏金银，小户人家藏铜钱。外国的现金余额说者以为手头有现金，便可以发挥货币的作用，这一说在中国古时便不适用。中国旧时官僚豪富的窖藏，在某种意义上，实可以说是流动性偏好心理的表现，是准备随时应急的。但急变的时候究竟很少，所以原为保持流动性而窖藏的货币，反而变成死的，对于物价只有发生紧缩的作用。这是存款业不发达的结果，同时又是存款业不发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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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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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一章 货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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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经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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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货币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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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应当以商品交换的存在为前提。固然商品交换不一定需要货币，可以用物与物交换的办法；不过物物交换有许多不方便，尤其若是可供交换的物品的种类增加，实物交换的困难更多。所以实际上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后不久，必然会产生出货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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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为在中国社会中发生于哪一个阶段呢？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古书中有说在神农氏的时候（公元前3318—前3079年）就“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1〕的。又有说唐尧的时候（约公元前2188—前2067年），“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2〕的。这些话自然不可靠，而且真假在这里不大重要，因为讲的是物物交换，同货币没有关系。至于说，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以通有无〔3〕；或说高辛氏（公元前2275—前2176年）以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以通交易〔4〕；或说黄帝采铜铸刀〔5〕，或说禹、汤以金铸币〔6〕，那都是没有根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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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的发掘，得知在相当于传说中的神农氏和黄帝的时候，中国的各民族，最先进的也还刚进入新石器时代。虽然已经有单色陶器等工艺品的制作，但并不能证明有交易行为的存在，更不能证明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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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周武王“发鹿台之钱”〔7〕的话，也是不可信的。那是战国时人的依托，替一些成了偶像的人宣传。有人说钱字是指农器〔8〕。这种解释也不妥，原文是钱和粟并称。如果原文可靠，那就只能是指货币，但原文不可靠。近年发掘的西周墓中，器物虽多，却没有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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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诸某些原始部落的情况，我们知道：各种民族，在其还只会使用石器的时候，是过一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往往还没有产生出家庭来，男女乱婚。各种日用品，多是平均分配，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交易的必要，自然没有货币可言。有时各种部落之间的有无相通，也是用交换礼物或用抢劫的方式，不用货币。这种社会普通叫作原始共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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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阶段的。原始社会的部落之间，彼此难免发生争斗，因而产生俘虏。这种俘虏后来就成为胜利者的奴隶，替胜利者卖力。如果一个社会有许多奴隶，他们担当了主要部分的劳动，那么，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会产生商业行为和货币。不过奴隶社会应当也有等级，要看当时生产力的高低。人类使用奴隶，当然是为榨取他们的劳动。人类在原始时期，生产力很低，一人的劳动往往还不能维持自身的生活，在那时对于俘虏都加以杀戮。后来之所以豢养俘虏，不加杀害，一定是因为生产工具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奴隶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来。这种剩余价值如果只足够维持奴隶主及其家属的生活，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交换行为，因而也不会产生货币。这种奴隶社会我们可以名之为低级奴隶社会。一定要剩余劳动的产品多于奴隶主及其家属的消费量，才会用来同其他奴隶主交换别的产品；这种交换，也不一定要用货币，可以用物物交换的办法；不过随着交换规模的增大和交换次数的加多，货币是会产生出来的。外国古代有些已证实了的奴隶社会，如巴比伦、埃及、以色列、希腊、罗马，都有货币的使用〔9〕。这种奴隶社会，我们可以名之为高级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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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由于历史数据的不充分，还不能下肯定的断语。一些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10〕说夏代以前是原始公社，夏代以后，在同一民族内，由于生产的分业而出现各家族间的交换，因而产生货币。另外有人说殷代还是原始公社，到殷末才演进为奴隶社会，后来商业繁盛，才产生真正的货币。有些人以为西周已是封建社会，另有些人则以为西汉还是奴隶社会。这些学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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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原始公社的问题，因为在那种社会里，既没有货币，同我们的问题就没有关系。货币产生于夏代之说，完全是一种臆测，并无根据，因为夏代有没有交换都无法知道，怎样能说有货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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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族的情形由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一些，但因为资料还不充分，许多问题还不能下断语。我们只知道殷族是从游牧生活进入到农殖生活的，游牧生活的色彩还很浓厚，这从当时用牲的方法上可以看出来；而且殷族迁都的习惯是大家所知道的。在盘庚时已经有人反对迁都，大概当时农业已相当发达，有人不愿意抛弃辛苦开垦的农地。卜辞中禾、黍、来、麦、蚕、桑、丝、帛等字常见，关于农事的记载也不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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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殷代之为奴隶社会一点，同意的人比较多，尤其是关于殷代末年。但所谓奴隶社会，应当是说在那种社会里面，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是由奴隶来担任〔12〕。卜辞中再次提到“众黍”两字，“黍”字是耕作的意思，“众”字照字形讲，应当是太阳底下的人，或释作野外劳动的人，本不一定是指奴隶，不过在后来的彝铭中有用众来作赔偿〔13〕的记载，所以众可能是奴隶，但单是有奴隶的存在，还不能说是奴隶社会，必须一切的耕作或大部分耕作是用奴隶劳动，当时的社会才可以说是奴隶社会。否则只能说当时有奴隶制度存在，而不能说是奴隶社会。奴隶制度是到20世纪还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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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常从事对外族的战争，如伐鬼方等，这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不过当时的社会经济，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因为那时的生产几乎完全限于农业，农业社会是自给性很大的，本社会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发生。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工业发达而需要农产品的邻国。在卜辞中看不出有什么国际贸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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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在殷代的情形，和希腊、罗马古代的情形不同。希腊、罗马古代，已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已使用金银为货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高，他们使用奴隶，是为榨取奴隶们的劳动以换取外国的金银和奢侈品，来供自己享受。中国在殷代，既没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生产活动范围限于农业和渔猎；如果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则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也不过是些五谷、鱼、畜等，这些东西当时无从向他处换取奢侈品，奴隶主自己也不能增加消费，一年一年堆积下来，结果仍是损耗浪费。所以即使中国当时是奴隶社会，也是低级奴隶社会。奴隶的生产，也不如希腊、罗马一样是商品生产，而是一种家庭式的消费生产，规模是不会很大的；偶然有交换，也以物物交换为主，真正的货币还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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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代的社会组织，史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初期的封建社会〔14〕，有的说是奴隶社会〔15〕。这种意见上的分歧，是由于当时的文献中，既有关于封建的叙述，又有关于奴隶的记载，尤其是在西周。其实这种情形是容易解释的：殷周乃两个民族，周族承继了殷人的社会；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天或一道命令便可以改变的，周族社会还遗留下许多奴隶社会的残余，这是常有的事〔16〕。西周中叶以后，旧时的遗制就大部消灭了，尤其是东迁以后，到春秋末年那几百年间，似乎可以说已是真的封建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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