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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四字刀，面文为“齐之化”，背文有化、亻、上、日、二、、等。四字刀的制作有点像六字刀，但文字比较秀丽，每枚重四十四五公分，也和六字刀差不多。数量也不多。但形制方面同造邦刀有一点区别。造邦刀正面的边缘或外郭不分高低，四字刀正面的外缘在接柄处中断，这种断缘的形制把齐刀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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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三字刀，面文为“齐化”，背文有化、日、上、吉、行、止、、工、土、、、正、立、央、安、生、万、木、金、易、亻、大等。三字刀的制作比较粗率，数量是齐刀中最多的，显然是后期的东西，而且是大量铸造出来的。但又不像是财政困难的时候所铸的，而像是在国力强盛、开支较多的时候所铸的，因为它的重量每枚为四十七八公分。它的外缘也不中断，同造邦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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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刀上的齐字，有人说是指齐城，即临淄，不是指齐国，因为即墨刀的即墨和安阳刀的安阳都是指邑名，不是指国名，而且在钱币上用国名的例子很少。不过如果指齐城，为什么不直书齐城或临淄呢？无论如何，到了后来，三字刀盛行，齐字就可能取得双重的意义，特别在外国人看来，它就意味着齐国了。也许后来别的城市也铸造这种三字刀，例如背有安字和易字的就可能是安阳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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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即墨刀，有大小两种。大即墨刀的面文为“节墨邑之化”，背文有、工、日、吉、上、亻、化、、、大行、、安邦、辟封等。小即墨刀的面文少一个之字，背文有化、大、日、、上、亻、十、九、八、等。小刀出土比较少。即墨刀在制作上的特点为粗壮，刀身比较宽，分量比较重，大刀每枚有在五十六公分以上的。有人说，山东出土的刀文雄健，河南出土的刀文细秀。这恐怕是出于偶然，即墨刀应当都是山东铸的。从坑色上看来，即墨刀往往遍体红绿，其他刀布少有这种美丽的锈色。显然出土地离得不会很远，而其中既有雄健的，也有细秀的。安阳刀多发水银古或黑漆古。三字刀、四字刀和造邦刀则主要是绿锈。由于刀身的厚重以及刀背有辟封和安邦等文字，有人认为即墨刀在齐刀中是最早的。这点有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地区不同，制作也可能不同，各地技术的发展不会是平衡的。即墨刀的“节”不是作为即墨国，而是作为即墨邑或节，换言之，是齐灭即墨以后所铸的，齐国不会不先在齐城铸刀币，却先在偏远的即墨铸刀币。辟封和安邦的意义也不很明确。关于小即墨刀有两种说法：一是两等并行说，另一是减重说。由于其他齐刀都没有大小两等，所以主张第一说的人不多。特别由于近代出土的一坑小即墨刀，在铜质和文字上都比较粗劣，于是大家就说是减重的结果。其实小刀的铜质和文字，有同大刀一样精好的，而大刀也并不是枚枚都精。论理减重则数量应当多，而小即墨刀数量并不多。当然，如果大刀流通时间长，小刀流通时间短，大刀的数量也可能多于减重后的小刀。而且从重量上来看，似乎不是两等制，而是减重，因为小刀的重量也有三十八公分。但在形制上和文字上，大小刀是有差别的。而且即墨刀的数量，不论大小，都不算多，若要减重，应当在三字刀上减重，三字刀数量最多。可是三字刀没有减重的形迹。当然，如果即墨保持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它可以单独实行减重，因而我们不能用三字刀的情形来推察。无论如何，不能以其他刀币没有两等制而否认即墨刀的两等制，否则就陷于一种简单的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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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安阳刀，面文为“安易之化”，背文有二、八、化、亻、上、、工、等。安阳刀的制作特别工整，文字高挺，表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每枚重约四十八公分，刀缘中断。安阳在公元前412年才为齐国所取得。安阳刀的铸造大概是在田齐的初期，即公元前第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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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是所谓簟邦刀。钱币学家称之为断头刀，因为只发现一枚断片。据说是在平陵县西南出土。第一字是，似为簟字。第二字只剩一半，同造邦刀第三个字相近，可能是邦字。一般认为簟是齐桓公所灭的那个小国，灭后变为簟邑，一作或，正如即墨邑作节一样。但《春秋》一书作谭。也即齐明刀上的那个字，只少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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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刀的文字中都有一个化字，这化字好像是货币的名称。后来又有四化、六化，似乎化字又是货币单位。化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有人说：化字就是货字，是刀币的单位。近来有人说：化原作七，是镰刀的象形文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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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刀的时代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里包含了几个问题：第一是各种齐刀的先后问题，第二是齐刀本身开铸时期的问题，第三是齐刀和各种小刀的先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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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齐刀的先后问题同齐刀的分类有关。有人根据刀缘中断与否来分，以为断缘的是吕齐所铸，不断缘的是田齐所铸〔116〕。形制上的差别，自然不应当忽视。譬如赵刀都不断缘，燕刀都断缘。如果承认尖首刀为早期的刀币，并以它为标准，那么，即墨刀、安阳刀和四字刀应在前，造邦刀和三字刀在后。可是晚出的明刀也断缘，又怎样解释呢？这一问题的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阐明。四字刀有可能比造邦刀稍前一点，造邦刀中背有的，刀缘上有时隐约有断痕，好像是将断缘的刀范填补过的一样。无论如何，这种形制上的差异，似乎不应当代表几百年的距离。在重量上，三种齐刀是差不多的，只有即墨刀比较重，个别的即墨刀也有轻到四十一二公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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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上，造邦刀和四字刀显然比较接近，两者都比较纤弱，三字刀一般都粗率。这说明：造邦刀、四字刀在前，三字刀在后。造邦刀上文字的篆法变化不定，使人联想起空首布棘甫小化来，棘甫小化作为多字布，时代可能稍晚，可是造邦刀却由于文字的不定型而要早一些。这一点听来似乎自相矛盾，但这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定出的标准。明刀的文字也变化多端，那是占领地的货币，草率制作，不比造邦刀是国家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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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人把齐刀分成四类：造邦刀、四字刀和三字刀为一类，这是名副其实的齐刀；即墨刀、安阳刀和簟邦刀不是真正的齐刀，各为其本国所铸，各成一类〔117〕。这一说是把即墨等刀的时代向前推。主要似乎是根据簟邦刀，因为既称邦，就一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铸的，这一点自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所谓簟邦刀，只有一枚残缺不全的断片，钱文只剩一个半字，情形非常离奇，原物现已不知去向，见过的人很少，有可能是由即墨刀改刻的，不适于作为根据。安阳刀如果铸于齐国取得安阳之前，那就自然不能算是齐刀了。但问题是何以见得它是在齐国取得安阳之前铸造的，它的制作说明它要晚于即墨刀。至于即墨刀的铸造，显然是即墨邑，不是即墨邦。换言之，它是在齐国取得即墨以后铸造的。它的粗壮的制作说明它铸造得比较早，但只是比安阳刀早，不见得比造邦刀早，实际上即墨刀中也有不粗壮的，例如背有安邦两个字的，文字就比较秀细，而且刀身也有阔狭之别。所以造邦刀仍可能是最早的大刀。如果说造邦刀和即墨刀、安阳刀是三个独立邦国同时铸造的，那么，在这三国中，冶金的水平以及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应以齐国最为落后，因为造邦刀不但制作薄弱的居多，而且数量最少。这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么？至于说到即墨刀的大小二等制，同其他大刀不合，更不能证明它的早，只能证明即墨邑的相对独立性。在田齐治下，即墨大夫是享有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也许即墨刀就是那时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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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造邦刀是不是最早铸的，它有它的特殊的重要性：首先它的字数多，使人更能领会齐国文字的特点。但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它的文字的内容，即造邦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决定它的开铸年代的上限的唯一根据。那么，六字刀到底是什么时候开铸的呢？有三种可能：第一，它可能是吕尚所铸的。周武王封吕尚于齐，这可以说是造邦或建邦。班固说过：“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退又行之于齐。”照西周时手工艺的技术水平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商器的技术水平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然而西周的社会经济是否需要这种铸币呢？当时自然经济占绝对的优势，上层阶级大概还在使用贝壳和贝的仿制品，人民可能有使用生产工具来作交换手段的，但政府似乎还不需要铸造这样的货币。所以这一说是可以否定的。第二，它可能是桓公所铸造的。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桓公称霸诸侯，天子成了他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建邦。即使不能称建邦，也可以铸造这种刀币来纪念他的祖先吕尚的建邦。班固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管子》书中屡次提到刀布的事，其他书中也提到桓公铸刀的事。过去的钱币学家大抵都相信这一说。而且如果这一说成立，则簟邦刀的解释就更加近理，即墨刀也比较好解释了。但是到底造邦两字总有点牵强。第三，它是公元前386年田和由周室接受齐侯的称号以后所铸的。在田氏说来，可以说是造邦，即田齐的造邦。从田氏篡齐到秦始皇灭齐，其间有一百六十多年，这一百多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的第一个高潮。《管子》一书并不是管仲所著，而是战国时人所编，其中关于货币问题，可能就是以田齐的情况为根据的，而班固在几百年以后，更不可能知道管仲时的币制了。三说中以最后一说说服力比较大。因为近代一般钱币学家的看法是：空首布是中国最早的铸币，而且大多数空首布是在春秋时期铸造的，空首布应当在齐刀之前。齐刀中的安阳刀不可能是桓公所铸的，因为安阳在桓公死后二十年才为齐国所取得。需要强有力的理由才能推翻这种信念。一部分即墨刀可能是在燕军占领齐国大部分领土时铸的，当时只有莒和即墨两地没有被燕军攻下，后来田单正是以即墨为基地攻破燕军，收复齐地。也许辟封、安邦等字就是指这一事件，这在齐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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