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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改革币制的前后，另有一些方孔圆钱。第一是明刀类，包括三种钱，即一刀、明刀和明四。由于明刀的明字和磬折刀上的字相像，应当是燕地所铸，是秦灭燕前代替原来的刀币而铸造的。大概先铸明刀，后铸一刀。刀字也像月字，所以有人释为明月，甚至有人释为明夕。明四的四字只作四道斜文如，有人说是象征磬折刀背的四道文。这种钱铸得很少。也许是明刀变成方孔钱的最初形式，而且大概系试行性质，不久就改为明刀方孔钱，重量也减轻。无论如何，这三种钱不是同时铸造的，甚至不一定是同一货币体系的三个环节。一刀在制作上接近下面的体系。第二是賹货类，也包括三种钱，即賹化、賹四化和賹六化。由于化字和齐刀最后一字相同，而且是在山东出土，应当是齐国所铸。大概也是秦灭齐前用以代替齐刀的。班固大概把賹字认作宝字，所以说是周景王所铸。后来钱币学家也这样相信。賹字在钱上作，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和。前者在甲骨文中常见，是二十朋，后来转作益〔171〕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益字同二十有联系。战国时期，以二十两为镒或益，可见益字还保留了原来的含义。大概在殷周间是指二十朋贝，并逐渐取得益字的发音，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变成一个独立的字，而且用作地名，因为空首布上的益字应当是指地名。是贝字，所以两部分加在一起应当是賹字，是齐的地名益都。古代地名多加邑旁，没有加贝旁的，所以释作宝字，在情理上也讲得通，二十朋贝也可以称宝。不过宝四化、宝六化，文义不通。也许齐国地名有加贝旁的做法。例如釿布，如果是山东费县所铸，那就说明：战国时期，齐鲁一带的地名，可以加邑旁，也可以加贝旁，甚至两者可以互调〔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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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齐刀背面的记号是纪值数字的人，以为賹六化五枚等于大刀一枚，斾钱当三枚合大刀一枚。他们显然以为这些钱币都是同时混合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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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作，这些钱都可能是在半两之前，一刀钱常同磬折刀一起出土。其他各钱的文字也都比半两钱的文字古朴。所以秦始皇的半两钱，在形制上可能是仿效这些钱的。不过当时的钱，单凭制作，还不能判断其先后，因为各地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很不一致。秦国近周室，而且富于改革心；明刀钱和賹化钱是地方性的货币，保守性大一些。假使半两在前，其他各钱在后，后者还是可能更加古朴，尤其在文字方面。这些钱的历史意义在于：假若它们是在半两之前，那就证明，半两不是最早的方孔钱；也即是说，方孔钱不是嬴秦所创制的。假若它们是在亡于秦之后铸的，那就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的币制。可是也许半两钱的开铸是在始皇统一全国之前，而这些钱是燕齐等国模仿早期的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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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即甾或锱）、文信、长安、昌邑四种钱，也是方孔钱。甾是战国时的重量名称。有人说，六铢为甾。那么，两甾就是半两。也有人说八铢为甾，则两甾是十六铢。这种钱钱身比秦半两薄，文字平夷，分量也轻，每枚自五公分到七公分，面背有外郭；其没有外郭的大概是磨损的结果。有人说，这种钱是汉初的地方货币。因为它的制作有点像西汉的八铢半两，但半两没有背面带外郭的，倒是先秦的刀布有这种制作，例如虞一釿布。而且战国时的环钱如济阴等，文字很少有高挺的，重一两十四铢等秦钱也是一样。从重量上看来，两甾同重一两十二铢倒像是同一体系的东西，只是穿孔方圆不一样。文信的正面有四道角文向外伸，有点特别，无从考证。汉镜上常有这种角文，普通称为规矩文。有一种西汉五铢压胜钱，背面花纹中也包含有四道角文。有人说，吕不韦封文信侯，或者是他铸的。也有人把第二字释作阳字，说是汶阳地方所铸。长安钱的文字排列得奇怪，长字在穿右，安字在穿下，略小于明刀钱。据说另有一种钱，上有长相思三字，也是这样排列，似乎不是行用的货币，但方足布上有长安一种，可见战国时已有这地名。昌邑的文字很特别，笔画很肥。钱上有邑名，是战国时的办法。昌字也有释作申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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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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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经济确立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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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期间，大概由于铁器的使用，即《孟子》所谓“以铁耕”，生产力提高，商货增加，交易频繁。史称燕、韩、魏、齐、楚、陈、秦等国多商贾，或通工商之业，这就是商品生产增加的明证。有些无地可耕或有一技之长的农人，移居于市场的附近，靠工艺谋生。在这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增的条件下，货币的使用也就开始增加了。交易的频繁，使商人的财富累积起来，使土地有集中的倾向。但土地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而谷粟等实物又不是很好的宝藏手段，于是楚国的黄金渐渐取得这种职能，甚至用作大数目的支付。另外，市场附近人口的集中，形成许多市镇，如齐的临淄、晋的绛以及各国的首都，一处的人口，多的有到三千家〔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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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货币的使用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不大反映在当时的文献中。睘卣铭中的“贝布”二字，意义不十分明确。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布字不能确定无疑地解作铸币。《左传》中的“百两一布”〔174〕和《礼记》中的布〔175〕也差不多。当时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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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期，商业有显著的发展，这自然反映生产的发展。春秋时的市镇，规模逐渐扩大，一处有多到万家的。例如齐国的临淄，显然很繁荣〔176〕。都市的发展，对于货币流通，有促进作用。战国时的文献反映了这一点：《墨子》所说的“一布”〔177〕、《管子》和《荀子》所说的“刀布”〔178〕，以及《韩非子》所说的“百束布”〔179〕，都是指铸币。不但商人之间使用货币，人民的日常生活如酤酒〔180〕、粜谷〔181〕，也用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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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经济，到战国时期才取得飞跃的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货币数量和战国时期的货币数量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货币大体上可以空首布为代表，战国时期的货币可以平首布为代表。两个时期的年数约略相等，可是遗留下来的钱币数目却相差很大。我们当然没有关于两种布币的铸造数字或出土的统计资料，但若以两者的市价来推测，则平首布的数量等于空首布的十倍到百倍。这就证明：中国的货币经济是在战国时期确立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战国时期产生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第一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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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因此出现了许多货币拜物教的现象。管仲羡慕楚国的黄金，说只要得到楚国的黄金，农民不耕地也有饭吃，女子不织布也有衣穿。苏秦穷困回家时，兄弟嫂妹妻妾都窃笑他，后来做了六国的相国，家人见到不敢仰视，因为他位高而多金。从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心理而采取黄金贿赂政策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情形看来，也知道货币拜物教的猖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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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有许多货币形态，也应当有各种货币单位。但这些货币单位不很明确。论理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应当同货币形态相符，即以刀和布为单位，可是文献中称为若干刀若干布的记载很少。只有《墨子》书中提到一布。刀布上有化、釿、寽、朱、两等名称。化是刀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齐刀都称化，后来由齐刀演变成的方孔钱也称賹化、賹四化、賹六化。小刀中的晋阳刀也称化。也有少数布币称化的。釿、寽、朱、两是布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釿大概是晋国一地区的单位，后为魏国和一些邻国所采用。但为什么称化称釿呢，过去一直没有适当的解释。近来有人说，化字原指镰刀，釿字是斧斤的斤，也是农器。然而在空首布上应当已是价值单位了。因为空首布中有釿和武寽两种，大小一样。寽本来是重量单位，见于殷周间的彝铭上，后来兼作价值单位或货币单位，到战国时各地的寽，已不相同了。有人说，在黄河流域，百寽等于三斤，北方则三寽重一斤四两〔182〕。但战国时期似乎没有两的重量单位。朱和两的单位见于三孔布和环钱上，二十四朱为两，这种单位似乎是秦国所采用的。此外还有爰、锾、、鐉、率等单位，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似乎是同一字的变化，古代它们的发音相同，都读刷。西汉时有选和撰，也读刷。这些单位当初似乎是重量单位。有人说，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即百寽等于三斤。有人对此怀疑，说为什么有这奇零之数〔183〕，有人索性说一寽等于半两，即十二铢。方便倒是方便，只怕不符事实。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正说明寽和朱为两个不同地方的单位。正同中国的库平两折合成英国的厘必然会有奇零之数一样。有人说，东莱以三寽为一斤四两〔184〕，有些人为方便起见，就说是六两为寽〔185〕。证以《考工记》等书所说“剑重九”的话，应以这一说为是。也许楚国又有另外的标准。但战国时期这些单位也许不仅仅是重量单位，而兼作价值单位。因为有当寽布的存在，而且文献中有各种罚锾：《尚书·吕刑》有“其罚百锾”的话，《甫刑》有“其罚五百馔”的话，《尚书·大传》有“罚二千馔”的话，《史记·周本纪》有“其罚百率”的话。这些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定重量的铜呢，还是指一定的价值如当寽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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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贝的时候，常有若干贝、若干朋的记载。在战国时期，货币只有名称或单位，没有金额。文献中不记若干刀、若干布、若干化、若干釿、若干朱、若干两。平安君鼎铭中提到五益六釿，那似乎是指重量，不是指价值。罚锾可能是指价值，但这种例子太少了。从这种情况来看，几乎使人怀疑战国时期的货币流通高潮。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当时的文献，只记录统治阶级的生活，不记录人民的生活。殷周间统治阶级用贝朋作支付，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常提到若干贝、若干朋，甚至古诗中也提到。到了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主要使用黄金，大数目的支付更是以黄金为主，所以文献中常常提到黄金若干镒、若干斤。至于刀布，只是一般人民的流通手段，那就不容易反映在文献中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称若干金的时候，可能就是指铜铸币。至于《管子》中的谷价，很明显是用铜币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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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流通，并不限于都市，农村中也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了。李悝叙述战国初年的情况说，一个典型的有五口之家的农夫，约治田百亩，每年每亩收粟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纳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一石半，全年一家吃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可以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每年社闾尝新春秋之祀要用去三百，剩下一千零五十。穿衣服每人每年用钱三百，一家五口全年用一千五百，还差四百五十，如果家中有人生病或有死丧，不足额还要更大〔186〕。在这种情形之下，农夫们只有提高粟价，或改行，或经营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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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农民大概都兼营副业，聊以维持生计。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87〕然而这种仅足糊口的生活，都还有天时的条件。所以农民的命运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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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管子》一书的记载，则一农终岁耕百亩，可以收二十钟，即一百二十八石，可以卖钱八千。这在货币所得上看来，似乎比魏文侯治下的农夫要好一点。然而粟价高，收入增加，其他物价也会上涨，支出方面也会增加。所以当时负债的农夫很多，“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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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就是到了战国时期，货币流通也还远没有渗透到一切方面去，因为社会生活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民们基本上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农民占全人口的绝大部分。官吏的收入也基本上是实物。说得具体一点，经常收入或禄食是以粮食来支付，临时收入或赏赐、馈赠则用黄金。这在先秦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孔子居鲁，奉粟六万〔189〕。孟子说：“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190〕《管子》书中有“授禄千钟”〔191〕的话。临时的馈赠、赏赐或用黄金，如孟子曾被宋馈七十镒，受薛馈五十镒〔192〕。梁王曾以黄金千斤去聘孟尝君〔193〕。钱币的授受却少见。这也就说明：当时的钱币不是由政府铸造，甚至征税也不大用钱，而用实物，如布缕、粟米、力役等〔194〕，虽然也有所谓刀布之敛〔195〕，那大概限于特殊国家或部门。如果钱币是由政府来铸造，或政府经常有大量钱币的收入，政府必定会用钱来支付官吏的俸禄，然后由官吏用来购买商品或劳务，再通过税收的途径流回国库，这是后代货币流通的渠道。在战国时期，货币大概是由商人组织铸造，主要是作为筹码在商品流通的领域中辗转使用。商人用钱向小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向商人购买消费品。所以士大夫所编写的文献中少提到钱币，如有提到，也限于商人或小额的支付。到了秦代，似乎已有固定的俸禄制度，但仍限于黄金和粮食，不用铜钱。爵位达到执圭的就“禄万担，金千镒”〔196〕。所以秦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下币大概是高级官吏所不大接触的。需要小额支付时，也是由他们的仆从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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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货币经济是确立了。所谓货币经济的确立，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实物经济的痕迹，在这社会里，一切都要通过货币。这种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货币经济已占绝大比重，这是难以计算的，不但各地区不同，而且各时期不同。在这里，我是用来指货币通行下的一种状态，特别是指战国时期的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在这种状态下，不但产生了价格计算的观念，而且有追求货币的现象。尽管在数量上或比重上自然经济还是主要的，然而从发展上看，货币经济是主要的，它注定要取得支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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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铸币通行后，虽然逐渐形成了价格计算的观念，不过战国期间的物价记录，意义不大：第一，战国时期币制复杂，各种铸币轻重相差很大，各种物价又不知是根据哪一种货币计算的，不能同后代的物价比较。第二，当时政权分散，交通不便，各地物价相差很大，例如同是齐国，有时西部的粟价每釜百钱，东部只要十钱〔197〕，相差十倍。据当时各种文献所载，正常的粟价是自十钱一石到六十钱一石〔198〕，以四千钱一斤黄金计算，则每石的金价自四分到二钱五分。但这都是用当时的容量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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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绢价，每匹合黄金十四铢半，布价则每匹约合黄金五铢〔199〕。金价是一金四千〔200〕，如果一金是指一斤〔201〕，则绢价每匹值钱一百五十，布价每匹值钱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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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既由各地发行，不但数量无所限制，而且减重的事，一定难免。史书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确实与否，不得而知，如果是后人捏造，也反映了在捏造的时候，有钱币轻重和大钱小钱的问题，这同物价变动是有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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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传说便是楚庄王的时候，因为钱轻，改以小为大，百姓不便，诉于孙叔敖，孙叔敖言于庄王，才恢复旧制〔202〕。这事同周景王铸大钱一样值得怀疑。大概都是秦汉间人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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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献中关于货币减重的事不可靠，那么，遗留下来的实物也证明战国时期有减重的事。大梁的当寽布先以五枚厚重的当一寽，后以一枚轻小的当一寽。又如明刀圆钱，初铸的重五公分，后来减重，最轻的在两公分半以下。而且这种明刀本身又是从更重的刀币减重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