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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币理论关系最大的是《管子》一书〔214〕。这书大体成于战国期间，作者对于货币经济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所倡行的财政政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讲的。他不主张减低租税，他说：“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这种见解和老子的见解是对立的。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不过《管子》一书的内容有点驳杂，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许多句子很费解，可以作各种的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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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学方面，《管子》作者有几点看法。第一是关于货币的起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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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铸钱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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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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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货币的起源归之于帝王们的主观意志，这是名目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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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关于货币的职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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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币者，沟渎也。（《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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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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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者，用之量也。（《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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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货币最主要的两种职能，即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其他职能也多直接或间接提到。不过应当指出：古代没有一套概念明确的科学名词，当时的思想方法也和我们现在通行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在把古人的话翻译成现在通行的话时，难免要包含一些揣测的成分。例如上面的“沟渎”二字，照字面讲，应当是渠道，《管子》作者大概也是用作渠道解，但那是指商品借以流通的渠道，不是说刀币是货币流通的渠道，否则就不通了。因为刀币只有自身的流通渠道，它本身不可能是自己的流通渠道。所以译成现在的话，就只能说：刀币是流通手段。又如“黄金者，用之量也”这句话，有人说不是指价值尺度。但不管量的对象是个别商品也好，是整个社会的商品也好，或是消费量也好，总是一个数的问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多少什么呢？是多少尺寸么？是多少斤两么？是多少个数么？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是质不同、不能比较的。那么就应当是指价值，是指多少价值。不过古代学者对于价值的概念是笼统的、含糊的，对于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价格标准等等概念，是不加区别的。至于价值的基础或来源，自然更加没有深入探讨过，因为古代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价值的人，甚至没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货币学家，对于这些概念，也常是混淆不清的。然而不能说他们谈的不是价值问题，毕竟价值这名词是他们先用的。名词的含义也是会发展的，它的概念不断得到修正，使它越来越明确。不然的话，那就应当由我们来采取另外一套名词，而不是否定过去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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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关于货币价值论。《管子》作者是谈到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的第一个人。他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215〕又说：“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216〕在另一处他又说：“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217〕这里讲的是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相对关系，不能解作当时以粟为货币。因为书中接着就讲重粟之价。他也是数量说的创始人。他在《国蓄》篇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这里虽没有提到货币，但显然把货币包括在内。约略同时的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约前355或前354年）就否认这一点。他说：黄金可能因数量多而贬值，但白银就不会这样。当时希腊用银为货币，黄金是商品。他以为白银无论怎样多，仍有人要，所以不会跌价。这就等于否认货币的商品性，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认为货币也是商品，因此它的价值同商品的价值一样会变动，不过他认为货币价值变动得少一些。《管子》对于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似乎不加区别，以为都是由数量来决定。所以《管子》的数量说不仅仅是货币问题上的数量说，而且是整个价值问题上的数量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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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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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数量说，而有点接近近代的边际效用说。他并且想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来平抑物价。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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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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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管子》作者一方面说货币不切实用，另一方面却赋予它一种特别的使命、一种政治使命，要通过它来守财物、御人事和平天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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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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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办法是：物价太低则增加通货数量以提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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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重视商品的流通速度，即交易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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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轻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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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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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谓物或万物，虽是同货币对立的，但很明显他是认为两者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他已经懂得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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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作者生于战乱的时代，各国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因此，他的学说也是主张富国强兵的，欧洲的重商主义者也讲究富国强兵，但他们的所谓富国是要货币多，而《管子》作者的富国是要物资多。他的目的是要国内的人民享受低廉的物价，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不认为货币是财富，他说：“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218〕这和欧洲的重商主义者的论调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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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增加物资的办法除了增加生产以外，还想提高收买的价格来争取外国的物资〔219〕。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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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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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之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山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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