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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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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之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山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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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轻重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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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子》中的一些言论看来，似乎作者不把货币看成消极的流通手段，而把它看成积极的购买手段，并且利用它的这种积极性。表面上看来，每一次购买，就等于货币流通一次，因为不只有买，还有卖，然而在一般交易中，买者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通过这种主动的地位可以发挥作用，发挥他作为买者的力量：多买或不买都可以对商品的生产或价格施加压力。卖的人不大有这种力量，作为商品生产者，他不能不卖，但他不能一一登门兜售，而且如果买者不买，他就是减价也卖不出去。商品不像货币一样能永久保存，而且能生利。《管子》作者未必了解全部意义，但至少看到了利用价格政策来取得他所想要取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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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书中也曾讨论到货币问题。首先它也谈到货币同商品的相对关系。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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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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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初看很费解，有人把它改为“刀轻则籴必贵，刀重则籴不易”，那就同《管子》的说法差不多了。但这种修改是不恰当的，因为《墨子·经说》上、下都是战国末期辩者的语气。若照修改的文句，那就是抄袭《管子》了。它的原意无非是说：只要币值低，则粮价就无所谓贵，币值高则粮价虽低，也不能说是便宜。可能正是对《管子》的话而提出来的。谈的仍然是商品同货币的相对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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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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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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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前半似乎是名目论的观点：以为国家的货币是不变的，所变的是粮价。然而前面它说刀籴都可能有轻重，这里却说刀不变，显然前后矛盾。大概它只是说：即使币值不变，粮价也可能变，因而影响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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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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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宜则雠，说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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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雠也。其所以不雠去，则雠，正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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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不宜，在欲不欲。（《墨子·经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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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商品的价值说成是决定于购买人的欲望，而且否认了商品有客观的独立价值。这也同上面《管子》中的“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的话相仿佛，同是后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学说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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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的这些话，大概反映公孙龙的观点。公孙龙是赵国人，而且活动于燕赵之间，正当燕师破齐的时候。燕、赵、齐都是使用刀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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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四节 信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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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行为的发生，应当是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的事。私有财产产生之后，社会逐渐分化为贫富两种阶层，富人和穷人竞争，富人总处于优越的地位，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时使穷人非靠借贷不足以维持其生产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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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存在，对于借贷，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为借贷不必一定要用货币，而可以用各种日用必需品。这种作为借贷工具的日用品，发挥了支付手段的职能，这支付手段的职能也是货币的职能，但单有支付手段职能的东西，能不能称为货币，那就有讨论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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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借贷的产生，往往是在真正的货币产生之前，而同商品交换差不多有同样久的历史。这点能从一些古代民族的初期记录中找到实证。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盛行借贷，他们借贷有时用银，有时用谷物，偿还时也是这样；甚至有时借的是银，而还的是谷物〔220〕。在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还是有时用货币，有时用实物。《旧约》中就有这种记载〔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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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没有找到有关借贷的记载。这当然不是说殷代不可能有借贷。殷代社会已有私有财产，产生借贷行为的条件是具备的。舀鼎铭中记载抢禾打官司，判令偿还一倍，如果第二年不偿还，又要增加一倍，这虽然是惩罚的性质，但也可以看作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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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说周赧王迁都西周，向商民借债，无力偿还，乃上层台，以避债，周人称之为逃债台〔222〕。不过这种传说是不足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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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关于借贷记载得最早的一般认为是《周礼》〔223〕。其中泉府相当于近代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混合体。各种征课以及物价的稳定工作，都由它来办理。它的信用业务是所谓赊贷。人民向政府赊借，期限随用途而定，如果作祭祀用，只准借十天；如果为丧事用，则能赊借三个月。政府对于放款，收取利息，以供国用，每年年底结账一次。泉府这种赊贷，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政府信用。大概赊贷都是用实物，偿还连利息也是用各地的土产〔224〕。泉府的组织规模很大，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共计一百二十八人；可见工作必定相当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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