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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要的文献资料是《管子》，这书所反映的应当是战国时的情况。当时高利贷者非常猖獗。借贷的手段分为粟和钱两种。借贷的人数到三万家，借贷的数目，用粟计算的是三数千万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用钱计算的是三千万。高利贷的对象是农民、猎户和渔户。农民是《管子》所谓“月不足而岁有余”的人，平时需要借债。特别是在统治者横征暴敛之下，更是不得不付出很高的利息来借钱。所以当时的借贷利率自二分、五分到对倍〔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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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借贷用实物，没有什么不方便。借的人不论是为了生产或是为了消费，都很容易借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当时的需要是很窄狭的：生产所需，无非种子或工具；消费所需，无非粮食衣着；这些东西，他都能自己生产，以作偿还之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更细了，商品种类更多了，要想借到自己所需用的特定东西，或借用后要靠自己生产来偿还，就不容易了。只有通过货币，才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借的人就愿意接受货币，甚至以接受货币为更方便。也只有通过货币才能买到他所需要偿还的东西，而且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宝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却随时可以转变为实物。所以在货币产生以后，对于信用可以发生推动的作用，那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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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区别借贷和高利贷。高利贷这一名词的含义很含糊，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拉丁语系字汇的译语，拉丁文usura的原义是使用，后来指放款利息，并含有高利的意思。只因基督教的教规禁止放款取利，所以任何利息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放款取利的事越来越被容许了，于是英文usury一词的意义就转变为高利的意思，这里所谓高利贷，是说高于官定利率的贷款。我们的高利贷这一名词，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翻译过来的。但原语是指利息，而译语却指放款本身。所以这一名词可以用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在狭义上，它是指超过官定利率的放款；在广义上，它可以适用任何利息的放款，因为利息本身就是一种不劳而获。然而它还不是和借贷同一意义，它不能包括借贷，只能包括在借贷之内。借贷不一定有利息。即在近代，人民之间的借贷，如工具的借用，甚至亲友之间的钱财的借用，往往不取利息，但仍是借用借贷。古巴比伦的借贷就包含有不取利息的借贷，这种借贷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高利贷。古代中国无疑也有这种借贷。不过这种借贷不是信用的主要形式，正如同实物借贷不是信用的主要形式一样，信用的主要形态是货币的借贷，是有利息的借贷，因此我们才可以说，信用是货币的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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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借贷利率不一律，这与其说是高利贷的特点，不如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的这种缺乏统一性，在许多方面由无数的事物表现出来。利率只是其中的一种。《管子》书中所记的利率就是不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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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放款取息的事情非常普遍，当时叫作假贷〔226〕或称贷〔227〕。《史记·货殖列传》中常常提到放债致富的例子。如曹邴氏的“贳贷行贾”。最有名的例子是齐国的孟尝君，以大贵族大官僚兼大地主的身份，放债取息，以豢养几千名食客，一年的利息到十万以上〔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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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借贷基本上都是信用放款，没有抵押，只凭债务人出一张券契，各执一半，到期合券以偿。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交接朋友，常常赊账喝酒。据说债主看见刘邦醉卧时其上有龙，乃“折券弃责”〔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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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放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形式。对于债主并没有多大风险，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行动不自由，逃债虽不是不可能，究竟比较困难，债户离开土地往往就难以为生，而且债主对债务人的财产以及人身往往有任意处分的自由。所以有时债务人的家产被变卖或被剥夺，一家人沦为乞丐。这就是孟子所谓“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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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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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淮南子·齐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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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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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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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学记》：“黄帝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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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子·山权》：“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竹书纪年》：“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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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书》（《太平御览》卷八三五引）、《六韬》（《艺文类聚》产业部卷六六引）、《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书都有“发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的话，《史记·周本纪》作“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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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见《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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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巴比伦在汉谟拉比的时候（约公元前2300年，相当于中国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已使用金银。从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可以看出当时货币经济的发展阶段。（一）当时支付手段有二：一为银，一为谷；英译本往往泛用money（货币）一字，不知原文是什么。又第一一七条的gold（黄金）在原文中不知是否与money同一字。黄金只出现两次，而作为货币使用，只此一次。（二）银与谷的作用不同：白银除了用作交易媒介之外，一切罚款也用白银计算，而工钱和其他劳动代价则用谷，租车费也用谷；雇用长工、各种工匠，或租用船只，也可用白银。借贷方面大概银谷兼用，借银可用谷偿还本息。（三）白银凭重量计算，单位有米纳和锡克尔，没有铸造货币。巴比伦的铸造货币出现于希腊之后，而且是受了希腊的影响。埃及在希克索时期（公元前2100—前1600年）已使用金属为交易媒介（见莱因德《数学书》），包括金、银、铜三者，都是凭重量，以造成环形为主。它们的重量单位有卡特（埃两）和乌滕（埃磅），支付时都要秤称。埃及也是到亚历山大时期才正式铸造货币。以色列以金银为一般财富的代表，特别是白银，常用作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银字的意义同货币差不多（《摩西书》）。所以《旧约》中的银字，译成英文就成为“货币”。但以色列那时也没有铸币。金银的计算根据重量，单位是锡克尔。希腊在荷马时代，黄金、白铜、钢、铁、锡，同为支付工具（见《伊利亚特》），都凭重量，到公元前第6世纪才受小亚细亚的影响，使用铸币。罗马在公元前第4、5世纪已使用铜块为货币，也凭重量；到公元前第3、4世纪的时候，才用打印的办法，一枚阿斯原重一奥斯科拉丁磅，后改为一罗马磅。到公元前第3世纪才受希腊影响铸造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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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翦伯赞《中国史纲》（1946年再版）第一卷第一一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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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沫若《十批判书》第一编《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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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中举出下列四例（在《十批判书》中也曾举前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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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巳卜壳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殷契粹编》第八六六片，前七、三〇、二，又续二、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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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冏。”（《卜辞通纂》第四七三片，前五、二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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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卜辞通纂》第四七八片，前四、三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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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丙午卜盅贞：众黍于□。”（《卜辞通纂》别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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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根据众黍两字来证明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十批判书》）。但卜辞中的众字，似乎只有质的意义，而无量的意义，因为有时众只是指一个人（见舀鼎铭）。所以众字不能证明大规模，甚至也不能证明其为奴隶。董作宾在《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甲编》的自序中说，殷代的人民也称人，也称众，众是一块方下有三人，并没有奴隶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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