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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货币经济，比起战国时期来，有长足的进步。租赋收钱，薪俸发钱，买官赎罪也用钱，钱的用处大为增加，流通渠道也多了。中国的租赋，在春秋时期及以前，是用力役；战国时期才包括实物，即孟子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到了汉代，一变而为征钱了。特别是高帝时的算赋和武帝时的算缗，前者是人头税，后者包括财产税和营业税，都要用货币支付〔12〕。官吏的薪给，在汉以前，全是以粟谷等实物支付，战国时的人论所得总是讲粟若干钟〔13〕。到了西汉，官禄之制，虽然仍是以米斛计算，但发付的时候，或是一部分用谷粟，一部分用现钱〔14〕，或则完全用铜钱〔15〕。东汉的官俸，则规定为半钱半米〔16〕。这样不但使人人有钱可用，而且也非用钱不可。所以史书中提到钱的地方渐多，不但财富的表示〔17〕和物价的表示〔18〕有用钱的例子，就是实际交易，也用铜钱了〔19〕。尤其自武帝统一钱币铸造权于国家手中之后，中国货币流通渠道有重要的改变，货币通过官俸的发放和政府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到官吏或商人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而流入商人手中，一部分再通过商人流入小生产者手中，这一部分又通过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数据流回商人手中，最后都通过纳税流回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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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钱的流通范围推广，于是人们对于货币的追求也就更加热烈了。汉代钱范上、印纽上和压胜钱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而且还有“日利千金”鼎。司马迁说：“人富而仁义附焉。”〔20〕赵贵说：“富贵者称贤。”〔21〕这些话都是拜金主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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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曾实行几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当时还用五铢，另外铸造三种大钱，包括一种圆钱和两种刀钱。圆钱的钱文是大泉五十，直径为当时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每枚值五铢五十枚。刀钱有栔刀和错刀两种，刀形和先秦的刀币不一样，而像现代的钥匙，栔刀上有“栔刀五百”四字，意思是说每枚值五铢五百枚。错刀上有“一刀平五千”五字，其中“一刀”二字用黄金嵌错，俗称金错刀，每枚值五铢五千枚。金错刀制作精美，为历代藏家所珍视，且受到诗人的歌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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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取得政权（公元9年）以后，以为刘字包含有金、刀等部分，于是废止刀钱，连五铢钱也不用，专用大小泉。大泉仍旧，一当五十，小泉钱文为小泉直一，重一铢，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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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币制改革中最奇特的一次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的宝货制，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见表2-1）。五物指金、银、铜、龟、贝五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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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宝货制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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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烦琐的币制，很难说是一种什么本位制，大概还是以铜币为主，而且是以最低单位的小泉为主币。不但大额的泉布是虚币，龟贝也是虚币，金银可能作价过低，因为如果金价在武帝时也是一斤万钱的话，现在已减成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了。所以金银大概被人收藏，不参加流通。龟贝必须随时测量大小，也不适于使用。泉布虽然标明面额，但人民多不识字，十种布币，每级只相差一铢，很难辨别，也会造成混乱。所以人民只用大小泉。实际上只有大小泉遗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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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布的形制同先秦的布币也不一样，但像“斾钱当忻”布和“四钱当忻”布，甚至有人以为那两种布也是王莽铸的，这是因果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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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泉十布是不容易齐备的，尤其是其中的壮泉和中泉。论理这些钱都是官炉所铸，应当很精美，事实却不然。六泉中轮郭错范是常有的事。幺布有小于小布的。倒是数量最多的大泉五十，不论大小，文字都很规矩，这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大泉五十显然有许多是私铸，为什么私钱也能这样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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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布的名称很古怪，其中四百面额的布币《汉书·食货志》作厚布，币面文字像是序字，现在一般叫序布四百。大布不作直千，而作“黄千”，黄是横或衡的意思。泉布上的数字不是用普通数字，而是用一种号码数字或商用数字，例如中布六百的六字作⊥。莽布上的数字是完整的一套，只有五字的写法变化了。这种号码数字大概同筹算学有关系，筹算是算盘发明以前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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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理解：王莽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制度。在这里，我们只有相信史家的判断，就是他“不能无为”，而且相信制度万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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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作第四次改制，废大小泉，改采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值一。不久新朝便亡了。王莽的失败，虽然有许多原因，但币制的失败，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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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中有两种不见记载而一般钱币学家认为应当属于王莽时代的：第一是布泉。这是圆钱，制作精美异常，书法纤秀，是所谓垂针篆，和货泉的文字一样，应属新莽无疑。后代所谓“男钱”即指此。说是佩之则生男。有人说《汉书·王莽传》中所说的布钱就是指此，以为是当时的一种通行证，因为书中把宝货制中的六泉都写作钱字，所以布泉也写作布钱。不过以布泉为通行证，未免离奇。史书虽说“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23〕，但接着就说是“欲以重而行之”，所以大概是指十布，而不是指布泉。另一种是国宝金匮直万。形状奇怪：上部成圆钱形，有国宝金匮四字；下部是方形，有直万两字。文字和莽币文字接近，而且因错刀直五千，此钱直万，史书又载王莽有几十匮黄金，因此说是王莽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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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币制虽然失败，而且只行于一个极短的期间，但王莽的一般设施，对后代的影响很大。例如他的衡法，不但为东汉所袭用，而且六朝的衡法，也是以莽制为基础而加以变更的，书中的记载似乎都是同莽制相比较。六朝的衡法现在已不知道，只有根据莽制来加以推算。而王莽的衡法又只靠根据他的钱币。过去有人〔24〕曾实验过，只因方法不正确，结果是不可靠的。王莽的钱币中只有货布最整齐，要考据新莽的衡法，只能专用货布。我曾称过五十四枚，每枚都在库平四钱以上，四钱以下的不取，这样求得每新两应为十六公分许。近年发掘的新资料〔25〕，已证明我这种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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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之后，刘秀之前，还有两个人铸过钱。即刘玄和公孙述。淮阳王刘玄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曾铸造五铢〔26〕，并有钱范遗留下来，所以这种五铢，可以识别。公孙述在更始元年自称益州牧，不久就在成都自立为蜀王，并占领汉中，到建武十二年自杀，前后十二年。史书只说他废铜钱，置铁官以铸钱，有人说是建武六年的事，但不说明铸的是什么钱。后代钱币学家说是五铢〔27〕，只因传世有一种铁五铢，制作同汉五铢差不多。说它是公孙述所铸的，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公孙述的铁钱，使得货币流通受到阻碍，而产生一首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28〕。照字面讲，公孙述的铁钱不应当是五铢。传世有铁半两、铁大泉五十和铁货泉等，而且铁货泉出于四川，但不一定是当时所铸。还有一种铁五金，有人说这是公孙述所铸，而且从当时崇尚的谶纬学说来解释：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朱为赤色，为述所忌，故铸五金〔29〕，这说很中听，而且同“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相符。况且钱出于重庆。但五阔边，金字书法和五铢金旁的书法不一样，时代也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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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公孙述铸的是什么钱，都有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关于铁钱的最早记录。有人说希腊的斯巴达在公元前1200年的时候，就以铁为流通手段，但似乎不能说是正式的铸币，而且有人怀疑。中国在公孙述以前，可能曾以铁铸钱〔30〕，前面我曾提到铁质的斾钱当忻。但铁钱的时代不易鉴别，又没有出土报告，所以不敢相信。近年湖南衡阳、长沙的西汉墓中有铁质的四铢半两出土，包括有外郭和没有外郭的，数量相当多〔31〕。如果不是明钱，就是地方性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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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两百年间，货币经济在表面上似乎有衰退的现象。自王莽实行黄金国有后，黄金的作用，更加减退了。大概因为看见王莽时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所以人们对于货币已失去了信心，有时以谷帛等实物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官俸虽然是半钱半米，但帝王赏赐方面布帛渐渐代替了黄金的地位。赎罪在西汉本是用金或铜钱的〔32〕，到东汉就用缣帛了〔33〕。不过钱币到东汉时已深入民间〔34〕，纵使政府想要限制，也绝不能完全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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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期还使用王莽的货泉，而且曾铸造过〔35〕，刘秀很相信谶纬，他起于舂陵的白水乡，货泉的泉字象征白水真人。所以马援奏请恢复五铢钱，没有采纳，直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铸五铢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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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以后，史书不载铸钱的事。但我们不能说：光武以后，灵帝以前，不曾铸钱。史书虽然不记铸钱的事，可是提到和帝罢铸的事，可见还是有鼓铸。而且遗留下来的大量汉五铢中，有许多既不像西汉五铢，又不像更始五铢和建武五铢，那就只能是东汉五铢。这些五铢除了制作薄率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记号，如星点、横画、竖画等。星点或为一点，或为若干点，一点的位置又有各种各样，若干点的多是平排成一行。竖画横画也有位置和数目的区别，有时横画和竖画混在一起，组成一些似字非字的记号，有些可能的确是简单的数目字，或其他的字如平字、小字等。这些都是铸炉或铸匠所作的记号，在币制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如果要说有什么重要意义，那就是表示它们是东汉的东西。有些记号用阴文，这是铸后刻上去的，意义更加不大。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于自明帝到桓帝那一百多年间的五铢钱，还不能作出时代上的鉴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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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晚期似乎也铸过铁钱，以两枚当一枚铜钱〔37〕。不知是什么钱。也许前面所提的一些铁钱中，有些是这时候铸的。但也可能东汉晚期人所提到的铁钱是指公孙述的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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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灵帝时，在钱币史上才有一个可靠的里程碑，这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的四出五铢。所谓四出，就是在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所以这种钱也叫作角钱。当时民间传言此钱铸成后，必四道而去，可见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后来黄巾起义，刘汉政权卒致崩溃，更使一些人以为有灵验。有人说献帝初年也曾铸造这种五铢〔38〕，可能是史家的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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