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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金价，历代学者都认为是一斤万钱，好像自始至终不变，这是一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首先，金价越来越贵，乃是古今中外一致的现象。其次，汉代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由秦半两减为八铢半两，再减为四铢半两、三铢。后来虽提高到五铢，但东汉的五铢又多少有减重的现象。这几百年间，金价不上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战国时期，黄金有过四千钱一斤的价格。不过这四千钱到底是重四五十公分的齐刀呢，还是重约几公分的小布呢？就难以断定了。也许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在秦汉间，每斤涨到六千多钱〔127〕，这种价格也许维持到八铢半两通行的时候。后来用四铢半两，金价一定上涨，市价可能已涨到一斤万钱〔128〕，但官方也许到新莽天凤元年才加以承认〔129〕。王莽时的金价是一斤万钱，这是史书上记载得很明确的，后来王莽铸小泉，也维持万钱一斤的价格，那时恐怕有价无市。东汉以后，金价大概续有上涨。《孙子算经》提到金价，一斤值钱一十万，等于西汉的十倍。这价格不是东汉的价格。东汉的金价不致一跳就是十倍。可能是三国两晋或更以后的价格〔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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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因为大家把黄金造成器饰，而且周转次数减低，所以黄金的货币性更加减退，只以用作宝藏手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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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用金的办法，虽是秦制，但黄金的形式却受到楚国的影响，用豆腐干形的方饼。所谓“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的说法可能就是根据这种方饼而推想出来的。《九章算术》也提到黄金九枚、白银十一枚的话〔131〕。汉代的方金饼已不称爰，有些汉墓中有“郢称”的陶板出土，楚国的影响很明显。但最重要的是“两”字陶板的出土，因为汉代黄金以斤两计算。陶板上有十六块“两”饼，正好合一斤。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黄金的形制上实行了一次改革，铸造麟趾金，当时叫作麟趾褭蹄〔132〕，有象征意义，大概是圆形，重一斤〔133〕。可能四周有工巧的刻文。宋代农民间有发掘，叫作柿子金〔134〕，也叫作马蹄金〔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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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在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了。虽然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币制的时候，规定白银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作货币，可是在始皇之前，并没有以银为币的记载。汉初还是不用白银作货币使用。直到武帝时的白金，不但是货币，而且是铸币。这种发展，很是突然。在这一个短时期内，白银比黄金发挥了更多的货币职能。不过当时是银锡合金，而且作价过高，是一种信用货币的性质。在王莽的币制中，白银和黄金具有同样的地位，黄金论斤，白银反而以半斤为单位，称为一流。似乎白银应当有一定形式。然而史书没有明言。总之，在东汉，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比较多了。无论是帝王的赏赐〔136〕方面，还是储藏方面，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董卓的财产中就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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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银的形制，应当同黄金差不多。文献中只提到金饼〔138〕、银饼〔139〕。饼自然是圆形的东西，可能就是武帝的麟趾金或其变形。近年湖南衡阳、长沙等地的东汉墓中都有金饼出土，衡阳的金饼，上有“净土王”字样，重约三百一十二点五公分〔140〕。长沙的金饼上面有阴文“张”字，重约二百三十四点五公分〔141〕。还不见有银饼出土。但有几种“中元二年”的银锭出土。一种是船形，一种是条形。船形银锭底平如砝码（），上面两端翘起，略像后代的元宝。中央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一行阴文隶体字。我藏有两枚，一大一小，大的重二百零五公分，小的重一百二十五公分。银质很好，发灰黑色，底上有气眼。小的一种已压得变了形。条形银锭据我所知有三枚，一枚完整，两枚残缺。另外有仿造的。完整的一枚重约四百零三公分。上端也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一行阴文字，同船形银锭的文字一样，显然是用同一印模打上去的。实际是两个印，“中元二年”和“考工所造”两者之间有点距离。残缺的一枚只有“中元二年”一个印，背面文字不清楚。这两枚已流往日本，据说是山东青州出土〔142〕。另一枚残缺的是我自己所藏，上端压断，下端则凿断，仍留“中元二年”一印很清晰，中字的上端有“考工所造”的印，但打得不深，“造”字打在“中”字上头，完全看不出。重约一百二十公分。全身绿锈，可见银色不是很好。这些银锭，自然使人怀疑〔143〕。汉代文献中没有关于银锭或银铤的记载，这些银锭有同一年份，是同一个印打上去的，而且显然系官银，为什么不见于记载。然而根据实物看来，不但银锭本身是旧的，而且年号印也不像是后人打上去的。汉有考工室，为少府制作器用的部门，武帝时单称考工，而这些银锭上作考工所。汉银本有两种，一种朱提银，成色好；一种普通银，成色差。船形银锭可能是麟趾金的变形。又据说青州另外出土两枚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船形银锭〔144〕，形制和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完全相同，重三百五十六点二五公分。上面有三行文字，第一行为“建和二年 银匠□□”，第二行是“上郡亭侯 银匠王□”，第三行是“□□□□ 银匠□□”，有些字不能辨识。史称孙皓掘地得银，“长一寸，广一分，刻上有年月”〔145〕，这就可以说是小银铤了。光武在王莽之后，或许就利用王莽时的白银来改铸这些银锭，也未可知，史书遗漏的事很多，王莽的布泉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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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有一种银五铢，制作像东汉五铢，很精，恐怕是后人所铸，可能是唐代铸银开元的时候仿铸的。近年南京六朝墓出土银五铢两枚，也是东汉的制作，很不规矩，可能是六朝时仿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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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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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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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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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汉战争所引起的货币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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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购买力是指货币与商品及劳务的相对关系。所以购买力的变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本身的原因，商品和劳务的因素，同样也可以影响货币的购买力。研究中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历史，专从货币下手是不够的，一定要研究各代的生产力和生产状况，以及对于生产运销的各种阻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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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以前，货币数量不多，使用货币的习惯也不普遍，所以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小而不关重要。到了战国末年，商品生产逐渐发展，大家都晓得使用钱币的方便，愿将自己暂时所不要消费的物资换成货币，同时以为只要有货币在手，随时随地可以取得消费品。而货币的数量也渐渐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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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各国兼并所引起的杀戮〔146〕以及秦始皇治下对于力役的浪费〔147〕，使生产大为减少。古时地广人稀，只要人民能安居乐业，生产总是不断增加的。到秦始皇时，不但人口死亡很多，就是活着的人不是北筑长城，就是南戍五岭，剩下的则因为不堪重税的压迫和刑戮的苦楚，也多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因为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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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相争，双方各拥大兵；八年之间，七十余战，死伤几百万。生产因破坏而减少，固不消说；剩下的一点物资，也得不到适当的分配。比如最重要的粮食，由于双方有意阻绝对方的粮道，使得问题更加严重。项羽攻入咸阳的时候，大肆屠戮，一切财货都搬走，宫室则加以烧毁。所以刘邦只得到一座空城。难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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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执政的人，无疑以为国家的穷困，是因为没有钱去买，把货币当作普通财富，而且以为它的购买力是不变的。因此实行减重。当时似乎以为铸钱就是生产，至少以为有了钱便可以购买各种各样消费品，好像物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内货币数量增加，国家和人民便富足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而有记录的货币减重行为，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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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货币的减重包括黄金和铜钱两种。黄金一金由一镒减成一斤，减轻了百分之二十。然而黄金不是减重的重点，因为黄金不是通行的购买手段，也不是官俸的支付手段。减重主要是通过铜钱。铜钱的减重，如果根据官方的标准，由秦半两减成吕后二年的八铢半两，是减轻三分之一。但民间所铸的半两，未必有八铢重；有些小半两，文字制作酷似秦半两的，重量在一公分以下，即一铢左右，可能是汉初民间所铸的，若以这种半两为标准，那就是减成十二分之一了。史书说，米价涨到一石五千、一万，马价涨到一匹百金〔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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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把物价高涨的责任，推到商人身上去，说是因为商人囤积操纵所引起来的。中国正式轻商，就是从这时候起。实际上商人的囤积操纵固然可以助长物价的上涨，但基本的原因，是物资的缺乏和通货的减重。不过商民的囤积，使物价涨得更快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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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万钱的米价和一匹百金的马价到底贵到什么样呢？这一定要同当时的正常价格比较，才能知道。当时正常的米价和马价是多少钱一石或一匹呢？那就不见记载了。《管子》书中的谷价当然不能用，李悝所讲的粟石三十，也不能看作汉初的价格。虽然实际上也许相近，因为魏国的小布和秦汉间的半两钱重量差不多。我们可以用《九章算术》中的价格来比较一下。《九章算术》中的价格许多可以看作是秦汉间的价格，因为各种物价数字比一般西汉的物价要低。例如粟价，平均每斛十五钱〔149〕，按照当时的换算率，则粝米或粗米每斛为二十五钱，粺米或精米为二十八钱〔150〕。如以二十八钱一斛为秦汉间的正常米价，那么，楚汉战争所引起通货减重和饥荒的结果，使米价（粟价）涨成三百五十多倍。若以一石五千钱计算，就是涨成一百七八十倍。《九章算术》中有马价一匹计五千四百五十四文又十一分之六〔151〕，金价如以六千二百五十文一斤〔152〕计算，约合十四两一匹，如果涨成百金一匹，就是涨成一百一十五倍。如果金价以万钱一斤计算，则涨成一百八十三倍。马价涨得比米价少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米是日用必需品，价格涨落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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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减重行为，前后持续了约三十年之久，官方的减重似乎落在私铸的后面，但减重的趋势是明显的。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七月行八铢钱，这八铢半两大概比当时的私铸半两要重，所以在当局看来，似乎是想用增加重量的方法来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可是对秦半两来说，钱币是减重了。而且当时国内政局不安定，国外有强敌匈奴的侵入，支出不能减少，所以又行五分钱。这正是匈奴攻阿阳的时候。如果五分钱是指二铢四絫的小半两，那就比起秦半两来，减成了五分之一。若不考虑到当时民间私铸的情况，那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没有大的战争的条件下，四五年内作这种大规模的减重。因为由八铢减成二铢四絫，可以说是大规模的减重。一定是民间的私钱还要更轻。史书不是说过到文帝的时候，荚钱更多更轻么〔153〕，遗留下来的半两钱中，最轻的在一公厘七以下，等于一铢的五分之一，也即等于秦半两的六十分之一。这种小半两，制作比较规矩，不像是汉初所铸，应当是吕后末年到文帝初年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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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的成色也有减低的现象。当时似乎法定以铜和锡来铸钱，民间私铸有意杂以铅铁〔154〕。但也不能把成色好的钱看作官铸，成色低的钱都看作私铸。中国古代的货币贬值，重点是在减重，减低成色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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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稳定币值的方法，是双管齐下：第一是增加生产，例如叫寄居长安的诸侯各回本国去治理，以督促生产。同时在王畿内也开藉田，亲率耕，以奖励农业。第二是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对外不用兵，对内不兴造，各种赈恤，都用实物，不用钱。由赋税所收进来的钱，贮存国库。另外又（五年）增加钱币的重量，把半两钱由极轻小的榆荚钱提高为四铢重，这样币值才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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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晁错的轻金、钱、珠、玉而重耕作的主张，也无非是要人民由铸钱事业返回到农田去。这样可以增加生产。贾谊也大喊“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155〕，主张使人归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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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在稳定币值的时候，一方面加重铜钱的分量，一方面却让人民自由铸钱〔156〕，这在后代的数量说者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当时以为货币的跌价，在于分量的减轻，只要维持钱币的重量，价值就不会变动。他们是认识到货币本身的价值的。这种理论不只是中国有之，外国也很普通，欧洲的中世纪还很盛行。当时一般人以为物价波动是因为铸造恶币而引起的，只要停止恶币的铸造，物价便可以复原了。所以西汉政府对于吴王濞和邓通等人的私铸，并不干涉，因为他们铸的钱，是遵照中央政府的标准〔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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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政府对于铸钱的放任主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间铸钱和政府铸钱，性质是差不多的。民间铸的钱，政府可以用租税的方法收归国库，反倒省了一笔铸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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