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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也是三国时期的货币，如果钱币的重量正确地反映它的购买力的话，那么，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的购买力也是不断减低的。背有星点和曲折文的太平百钱每枚有重到七公分左右的，也有轻到三公分以下的。至于光背的太平百钱，减重现象更加严重，最重的在四公分以上，慢慢减到三公分以下，最小的还不到一公分；小到不得不把钱字简写为金字，成为太平百金，这太平百金又继续减重，一直减到每枚只有四公厘左右。自七公分减成四公厘，物价应上涨成十七八倍。定平一百的减重虽然没有这样严重，那是因为定平一百没有大型的，它是在货币减重已经进行了相当时候才开始铸造的，所以最大的也不过一公分多，最小的同小直百和太平百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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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的情形，比蜀汉要好一点。远在赤壁之战以前，就可能已从事铸钱。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要孙权以子为质，周瑜就说，吴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267〕。当时铸的钱可能是五铢，也可能是大泉五十，每枚重约四公分。建安二十四年吕蒙夺得荆州的时候，获得了荆州府库中的藏钱，其中除直百五铢之外，可能还有太平百钱。孙权赐给吕蒙的一亿钱，自然就是取自荆州库中的当百钱，所以史书说，“钱既太贵，徒有虚名”〔268〕。后世钱币学家以为是指大泉五百〔269〕，那是时代错误。当时大泉五百还没有铸造。其实赐钱一亿在西汉算不了什么，那时一次赏赐有到几十亿的，但三国时的财力不能同西汉盛时比。孙吴取得荆州的当百钱之后，他们就有当五十和当百两种大额钱币了。这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重量是约略相等的，都是六七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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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实行币制改革之后，孙吴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造大泉五百。过了两年，又铸大泉当千。大泉五百虽有十二铢重，但比起大泉五十来，仍是大大地减重。其他条件不变，物价应当上涨三倍。当千钱减得更多。这时孙吴对曹魏采取攻势，嘉禾初年，孙权曾带十万人围攻合肥三四个月。不久两种大钱又继续减重，大泉五百减成八公分，大泉当千减成十二公分。孙吴地广土肥，山出铜铁，利于冶铸。但由于战费开支大，还是不能维持。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吴军围攻樊城、柤中等地，所以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贬值也可能是为了对付蜀汉，通过钱币减重从事经济斗争。当时吴蜀相通，若不实行减重，则吴国的钱币会大量流入蜀汉。后来蜀汉的直百钱减成一公分和半公分，孙吴就铸造十二公分重的大泉二千。后来并把大泉当千减成四公分，而大泉五百早已停铸。最后铸造大泉五千。这些大概是赤乌八九年间（公元245—246年）的事。不久孙吴大概发现这种对外货币战争足以破坏国内人民的经济生活，所以在赤乌九年不得不停铸大钱，将已铸的钱改为器物，已发行的责令上缴，政府给值收回〔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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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孙吴在赤乌九年以后，还有三十四年的寿命。其间有没有货币流通呢？有些地区可能回复实物经济，以绢匹计算〔271〕。但从全国说来，钱币应当还有流通。史称孙皓营建新宫，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272〕，这自然是以货币计算。天纪四年（公元280年）还有岁给钱五十万的事〔273〕，可见货币没有废止。有人说，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是孙吴末年所铸，事实大概不是这样。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是在下令停用之前铸造的，由于这两种大泉出现于市面，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弄得人心惶惶，政府才不得不下令停用，并收回已经发行出去的。也许赤乌九年下令收回的仅限于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史书说：“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但用什么去收回呢？用什么来计值呢？总不会是用实物吧。如果是用货币去收回，那就应当是用旧钱，包括汉五铢、大泉五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因刚刚发出，大概大部分都送回政府，留在民间的也被输出或销镕改铸，所以后人少见。即使收回的对象是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也肯定没有全部收回，而是和以前的旧钱并行。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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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在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在程度上并不亚于蜀汉，只是延续的时期比较短。史书说，物价翔踊〔274〕，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在废用大钱之前的一二十年间，物价总不会是很低的，以吕岱那样出身万里的大将，妻子都要挨饿〔275〕，其他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想象了。所以单从币制上看来，三国统一于魏晋，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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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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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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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秦汉统一以后，在货币方面，讨论的人，都集中于铸币的特权问题。战国期间，钱币多由地方铸造。秦汉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在法律上可能是由政府统一铸造，但实际上政令不能贯彻，而且地方政府的铸钱，大概是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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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货币的铸造，也是由分散铸造而演变成为帝王或政府的垄断。不过那是以金银币为主，帝王们对于铜币，不十分感兴趣，多让地方政府铸造。波斯和马其顿都认为铜辅币不值得由中央政府来铸造，多责成地方政府供给。罗马则不然，因为罗马和中国一样，一向用铜币，铜币的铸造一向为国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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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关于造币权的争论，也就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冲突。文帝时的放任政策，表示儒家理论的优势。这由《盐铁论》中所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盐铁论》中的文学派可以看作是代表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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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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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表面上看，文学派是承认政府的私铸禁令的，他们只不赞成择钱，认为钱的善恶没有什么关系，这倒是接近名目论。但他们宣扬的不禁刀币的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政府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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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家方面，却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发挥议论，如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贾山、晁错、桑弘羊等；他们都是反对自由放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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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取消盗铸钱令，贾谊反对得最激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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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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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铜归国有，并举出七种利益，即所谓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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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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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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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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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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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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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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