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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铜归国有，并举出七种利益，即所谓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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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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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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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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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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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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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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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七矣。（《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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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这篇五百一十九字的《谏放民私铸疏》可以说是中国——也许是全世界最早的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专文。这以前的学者对于货币问题只发表过一些片断的言论。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只在他的《政治学》中有一段谈到货币的作用。罗马的保罗斯（Paulus）关于货币起源的一段话也不能看作专题论文。然而贾谊的奏疏只是一篇实际政策性的文章，理论性不强，比不上《管子》书中一些片断的言论。他的七福中的第四福所谓“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的话，是数量说的观点，也是《管子》书中所提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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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的大夫派是代表桑弘羊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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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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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张加强国家的管理和垄断，他们说：“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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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所谓自由放铸，和近代的所谓自由铸造不同。中国古代的自由铸造，是指自由盗铸，人民不但用自己的金属，并且用自己的设备和人工技术，甚至用自己所定的重量和成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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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的统一是当时的需要，符合这种需要的理论和措施，应当是进步的。币制不统一，商品流通和人民生活是很难有所改进的。从这点看来，文学派反对政府垄断铸币权、赞成人民自由铸钱，是不符合当时要求的。不过他们所阐述的并不是自由放铸的理论，而是把币制不统一归咎于政府的朝令夕改，使得钱有厚薄轻重，引起商贾的投机。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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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益甚。（《盐铁论·错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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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造币权问题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一点古人对于货币本质论的见解。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和近代的国定说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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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山在反对文帝的废除盗铸钱令的时候（公元前175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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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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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可以分为两部分。后半是讲自由放铸之不当。前一句则是说货币本身为无用之物，只有交换价值，这就和后世英国正统学派开创人亚当·斯密的话几乎完全吻合。近代名目论也是以否认货币的价值为其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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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的见解，更加接近国定说。他在文帝十二年对文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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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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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上，就是指帝王，以为大家之所以重视货币，是因为帝王用它。这话同《管子》中的“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的意思相同。早些时候，当迦太基的汉尼拔将要进攻罗马的时候，罗马制定弗拉米尼亚法（Lex Flaminia），认为货币是一种记号，这就是名目论的见解。后代货币国定说者以为货币为国家用法令所创制的，政府如果平价接受，就可以保持它的额面价值。所以中国法家的货币理论是名目论的货币理论。晁错一方面是名目论者，另一方面却有实物论者的色彩。他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他的目的是要用实物经济来束缚农民，免得他们离乡去境，而货币是他所不能控制的，货币能使士大夫反抗他们的主子，使农奴们远走高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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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珠玉金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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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知道货币的方便，只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加以反对。这是一种反动的观点。但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和后世德国的名目论者又稍有不同。近代名目论者所谓货币本身没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把货币这一概念和代表货币的实物如金银等分开，所以他们说货币是抽象的。中国古代的名目论者比较现实，他们是说代表货币的实物本身也没有价值。他们所谓价值，不止是指使用价值，简直就是指吃和穿。实际上他们或许不否认金银有制造工艺品的使用价值，不过认为这种使用价值没有当作货币的价值那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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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家对立的儒家，对于货币的本质，是怎样的看法呢？这却不很明确。他们反对政府垄断铸造权，主张自由放铸，显然不是数量说者。他们是不是金属论者呢？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钱的善恶，没有关系。这是和金属论不相符的，而仍是一种名目论的看法。他们和法家的区别，只在于铸造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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