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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荀悦（公元148—209年），对于货币，也曾发表过意见。他和两汉其他人的意见不同，他反对货币无用说者和实物论者。他是献帝时的黄门侍郎，正当董卓废五铢钱改铸小钱之后，政权渐落在曹操手中。币制的整理是一个紧急的问题。他主张恢复五铢钱。有人说五铢钱散在四方，京畿一带已没有多少五铢钱，如果加以恢复，只有使别的地方用无用的钱来收买有用的物，那岂不是匮近而丰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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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申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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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没有明言货币是有用的东西，但他很明显是承认货币对于交换上的重要。他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这一职能。然而当时因有一大部分的五铢钱被董卓所销毁，所以恢复之后，通货数量或会有不足的现象，他认为那时可由政府加铸来补充。他又反对把民间的钱收到京师来用，以为那样定多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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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既承认货币有贸迁有无的价值，自然他反对实物论，反对废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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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申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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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恢复五铢，也许受了荀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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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时的司马芝似乎也曾发表过对于货币的意见。史书说：明帝时，废钱用谷既久，民间有湿谷薄绢的取巧办法，严刑也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277〕。一般人以为这话是司马芝讲的，其实省刑的话确像他的口气，丰国的话却不大像是他讲的。因为他是一个重农抑商的人，他说：“国家之要，惟在谷帛。”又说：“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又说：“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278〕这种人很像是实物论者，由他来主张用钱，而且说铸钱可以丰国，实在难以理解。也许当时他只是由省刑的角度来赞成铸钱，至于铸钱可以丰国的话，大概是另外一些金属论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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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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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含义和标准。在古代，凡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记述，都属于历史的范围。甚至有人以为六经皆史。如果说得简单扼要一点，则历史主要是摆事实，以别于哲学的讲道理。当然，历史的事实也要讲得合乎道理，而且从历史的事实中还要总结出道理来，但历史最基本的特点是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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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著述中，已有货币史的萌芽。如《管子·山权数》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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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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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严格地讲来，不但不能算是历史，甚至不能算是史料。因为它的真实性是可疑的，几乎可以断定它是不真实的。然而在形式上它是作为一种历史来叙述。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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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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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大体同事实相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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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语》所说周景王铸大钱的事，虽然确否不知，但那也是作为一历史事实来叙述的。所有这些都是短句单辞，最多不过一种孤立事件的记载，谈不上是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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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货币史的论著，当以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为最早。《平准书》不是纯粹的货币史，因为内容不限于货币，《平准书》中直接谈到货币的不到五分之一，其余都是关于财政、农业、运输以至战争的话。虽然这些也是货币史所应当涉及的方面，但在《平准书》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同货币联系起来讲，所以不能说是货币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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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书》只叙述西汉的货币史，所以是一种断代史。对于汉以前，只在总结的时候，以“太史公曰”的方式，笼统地谈了几句。他说货币起源于高辛氏之前，又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那大概是战国以来的传说，自然是不正确的，司马迁自己也说“靡得而记云”。在这段总结里，他也谈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币制，这是最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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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汉货币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稍嫌简略。因为《平准书》总共不过五千字左右，直接谈到货币的不到一千字。关于汉初所铸的钱到底是什么钱，丝毫没有交代，吕后的八铢钱根本没有提到。武帝的三铢钱也交代得不清楚。所以说司马迁是一个货币史家，那是不正确的。他只是一个认识到货币问题的重要性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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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后关于货币史的著述要算《汉书》中的《食货志》。《食货志》也不是专门的货币史，因为食是指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而货是指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的，只有这最后的金刀龟贝才是货币，可见货币史只是《食货志》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食货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只谈农殖嘉谷，是一篇农业经济史。下部才像司马迁的《平准书》一样，是一篇货币经济史，货币在这里占的比重更加大一点，而且也深入了一些。整部《汉书》本是一种断代史，可是货币部分却是通史，这和《史记》的情形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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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自然也不是一个货币史的专家，只是一个史料的编纂者。他对于夏殷以前的事，实事求是地说“其详靡记”，可是接着就犯了许多错误。第一是关于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的事，显然是抄录别的著作，这一说一直为后代史家奉为信史。第二是周景王铸大钱之说，这是抄自《国语》，可是《国语》没有说这大钱是什么钱，班固却说“文曰宝货”，这一句话料想不是转抄别的文献，而是班固的杜撰，他也许见过或听说过賹货，把賹字读作宝字。第三是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荚钱是减重的结果，民间所起的名称，政府决不会叫民间铸造荚钱，《平准书》只说令民铸钱，那就比较妥当了。其他错误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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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志》关于西汉币制的历史的记载也过于简略，八铢钱也没有提到，三铢钱也交代不清。而且自相矛盾。但补充了武帝以后的一些史料，特别是王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这是几次非常复杂的币制改革，若不是时代相近的关系，恐怕要弄不清楚。可是王莽的布泉还是没有交代清楚。至今不明发行布泉的经过。《食货志》比《平准书》进步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分工的倾向，更加专门化了，它把货币史和农业经济史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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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平准书》也好，《食货志》也好，并没有把作者对于货币的知识和所搜集到的资料集中在一处。后代研究货币史的人，单从《平准书》和《食货志》去找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向本纪去找，向列传去找，向其他志书去找，向年表中去找，这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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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司马迁和班固把货币史列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门，而且使货币史的内容包括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及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其他因素如财政、灾荒、战争等，是在中国的史学方面创造了一个优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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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史家多把《平准书》和《食货志》一类的著作看作农家之流，大概因为衣食都有赖于农业，这是重农学派的观点。但农业只是一种部门经济，而货币却是一种综合的学科。法家虽说它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可是它自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价值的结晶，凭它可以取得任何商品，因此在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货币必然成为经济中的中心环节。实际上，无论是司马迁的《平准书》也好，班固的《食货志》也好，货币是贯穿其他问题的绳索。从研究的方便来说，商品终究要被消费，除非有详细的记录，否则历代商品生产的情况是很不容易研究的；而货币却永远停留在流通界，或埋葬在地下，这些货币既大体上是商品流通的反映，那就意味着通过对货币的研究，比通过对商品的研究，能容易了解历代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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