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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利率,似乎自古就比外国高。汉代的利率,政府有规定,因为史书中常提到取息过律的事〔288〕。但到底官定利率是多少,却不见记录。贡禹所谓“岁有十二之利”〔289〕和班固所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290〕是指商业利润,不是纯粹的利息。《九章算术》提到“贷人千钱,月息三十”的话,合得年息三分六厘〔291〕,大概不会是官定利率。当时罗马法定最高利率为一分二厘,而实际通行的利率为六厘,银根紧时八厘,只有风险特别大的放款才到一分二厘。当时小亚细亚一带也不过一分二厘。固然也有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最高的曾到过四分八厘〔292〕。中国方面,私人放债利率似乎更高,例如上面所提的毋盐氏的放债,一年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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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不论中外,对于放款收取利息,都有人反对。罗马在中国的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曾通过法律禁止放款取息〔293〕。后来的基督教徒也是反对利息。中国的儒家似乎也不赞成利息。孟子说“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这些反对者都是从伦理观念出发。因为古代借贷,多用于消费,少用于生产,征收利息,使债务人负担加重,以至于无法偿还。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借钱,多是用来生产牟利,利息只占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被认为一种自然的现象。资本家的利息负担可以转嫁给别人,但普通消费人的利息负担,就落在自己肩上了,所以晁错就提到有人卖田宅鬻子孙来还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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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是不生产的,所以不应取利息。这种比较温和的态度,同孟子的态度接近。但欧洲自罗马帝国时起,对利息的反对趋于激烈,西塞罗(Cicero)认为取利比偷窃还更坏。这种观点一直支配到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适当的利息,不大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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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在1世纪的时候,曾供给政府信用。对于消费放款和生产放款,实行差别利率,这恐怕是历史上的创举。王莽所供给的政府信用,就是恢复《周礼》中的所谓赊贷。放款利息是按月收百分之三〔294〕,赊物不收利息。期限也分丧纪和祭祀两种:祭祀以十天为限,丧纪以三个月为限。人民并且可以向政府借钱治产业,按照收益取一分年息〔295〕。这和约略同时的罗马的立法比较起来,短期的赊贷,利率仍高于罗马,但长期放款收年息一分则和罗马差不多〔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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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放款事业也很盛,一般富商大贾,收入可以比封君〔297〕。甚至政府也常借债,因为东汉政府在财政上,多是穷困的。如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同羌人作战,供徭赋役减少,官方欠人民的债到几十亿万之多〔298〕。又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曾“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299〕。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因为冀州饥荒,向王侯有积谷者贷十分之三,以助廩贷,到新租收入时偿还〔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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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信用事业,大概只限于私人与私人间或政府与私人间的借贷。民间的信用机关,似乎还没有产生。有人说汉代中国已有典当业,并举《后汉书·刘虞传》中的“虞所赍赏,典当胡夷”为证。不过中国最早的典当是叫质或质库。到宋朝才有叫典和典质的;到明朝才有叫典当的。所以《后汉书》中的所谓典当,不一定是质典的意思。质的概念发生得很早。春秋战国时代便常有纳质的事情,汉代又有劫质(即绑票)的例子,但不能证明汉朝有质库的存在。如果《刘虞传》中的典当是指质押信用的话,那么,《三辅旧事》所记长安的当市楼,也应当和当铺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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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存款,更加发展得慢。古人所积余下来的钱财,多实行窖藏。汉朝有扑满的办法〔301〕,不过扑满和窖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种储蓄,不能说是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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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藤繁《关于西汉前期的货币特别是四铢钱》(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1959年版,第一四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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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三《高后纪》: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阳。行五分钱”。关于五分钱的意义有两种解释,洪遵引顾烜的话,说是径五分。蔡云(《癖谈》)说是半两的五分之一,因为《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把四铢钱说成三分钱。蔡云的说法可取。传世有一种蜡石钱范,一面为四铢半两,一面为更小的半两;两面各有流道在中央,四铢半两的一面在流道两旁各有一行,七枚,小半两的一面原各有三行十二枚。这范原为小半两范,后来改作四铢半两范,因而把原范削去一条,使小半两的一面,铸道的右边只剩一行半。由此可知:小半两乃是高后铸八铢半两之后改铸的五分钱,即重二铢四絫的半两钱。上海博物馆也有类似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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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一般钱币学家和史家多采《汉纪》的说法。《册府元龟》兼采两说,但说三铢罢于元狩五年。蔡云(《癖谈》卷五)指出《汉书·食货志》和《武帝纪》的触牾。他按照《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的话,推定三铢钱铸于元朔六年。日本的加藤繁(《三铢钱铸造年份考》。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1959年版,第一五六至一六六页)认为应当依据《史记》的说法。他的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西汉铸造三铢钱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以前的钱币,名称已和重量不符,到三铢钱才使钱名同它的重量相符。因此不会在用了三铢之后,又恢复名实不符的四铢半两。然而三铢钱的铸造,是不是为使其名实相符呢?这点究竟是难以证明的。我看武帝铸造三铢,目的还是在于减重。后来因三铢太轻小,才恢复四铢半两。《玉海》说是元狩四年冬铸三铢钱,日本的奥平昌洪(《东亚钱志》)从其说。陈铁卿(《三铢钱行罢时期应从〈汉纪〉说》。见《泉币》第二八期)主张维持《汉书·武帝纪》的说法。两种说法的主要区别,除了时期的先后相差二十几年以外,还有使用时期的长短不同。依照《史记》的说法,三铢钱只行用几个月到一年。后一种差异对于解决行罢时期问题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可以从三铢钱的数量上来探讨。查八铢半两的行用时期为四五年,三铢钱若铸于建元元年,也行用了四五年。两者遗留下来的数量怎样呢?如果问钱币业的人,他们一定说:三铢钱少于八铢半两,因为三铢钱贵于八铢半两。这里就产生了价格和数量的关系问题。相信机械数量说的人,自然会相信钱币业者的看法,但实际上价格不完全反映数量。首先,藏家对八铢半两的需要远不如对三铢钱的需要。因为八铢半两只是半两钱中的一种,先有秦半两,后有四铢半两。而且八铢半两究竟指哪一种半两,并不十分明确,所以他们的藏品中有没有这种半两,关系不大。三铢钱却是一种毫不含糊的钱币,一切与众不同,藏家必须具备。其次,八铢半两不明确,若以重量为标准,则汉初在秦半两减重的过程中,必定有八铢半两的铸造,不一定全是吕后二年到六年所造的,这就使它的数量要加多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定三铢钱是元狩四年所铸,只用一年,那么它的数量就应当同刘宋的永光、景和以及北宋的重和、靖康等钱一样少。可是其中除重和钱每枚市价一二十元(以银元价格计算)以外,其余每枚都在百元以上,而三铢钱每枚只要五六元。重和因为是徽宗时所铸,那时铸钱数量比较多,情况有点特殊,尚且贵于三铢。在时间上三铢远在这些钱之前,可是遗留下来的却比较多,这就可见三铢钱的铸造时期不止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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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斧《汉法钱权跋》。见《古钱大辞典》下编·五画“四朱”。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理由。阴文四朱,种类虽多,每一种的数量却很少。如果根据两者的市价来比较一下,则阴文四朱同四铢半两是一与一百之比。不过应当指出:市价是把每一种不同地名的四朱看作一种独立的钱币,而把各地所铸的四铢半两看作一种钱币,这就使阴文四朱的价格偏高。实际上铸造阴文四朱的地方都是些不产铜的地方,数量自然少。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都铸四铢半两,甚至大贵族吴王濞和大官僚邓通也是铸四铢半两,他们拥有丰富的铜矿。如果各地的四铢半两也加铸地名,它们的市价一定要高得多。程云岑《古泉审》(见《古泉杂志》第二期)也说是砝码,他并且获得一枚玉质的东阿四朱,并说东阿的地名在春秋时叫柯邑,战国时叫阿,秦叫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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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振玉《俑庐日札》说是齐国的东西。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说是战国时的东西,汉初还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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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焕文《谈泉杂录》说监国四朱当为六朝时物,又说东阿四朱、临甾四朱、淳于四朱等必是秦汉以后物。日本的山上香哉说是南齐的钱币,因为刘宋用四铢,所以萧齐铸这种四朱(见《昭和泉谱》)。中村不折不赞成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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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已说是西汉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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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丞相的官名似乎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所置,《史记·秦本纪》: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别的国家没有。齐国只有相,没有丞相。《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又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汉高祖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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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第五三页和第六四、六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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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于阗汉文钱自19世纪以来,发现了几百枚,大部为外国人带走。有不少人写过考证的文章。由于钱币上文字不很清晰,所以大都是捕风捉影,不得要领。例如汉文的纪重,日本羽田亨说是“五铢”(见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第五二、五三页)。日本的《考古界》第一篇第五、七号《支那文字とガンダラ文字とを刻せる古錢》说是“半金”和“金〇〇重一两四铢”。至于一些欧洲学者更加弄不清楚,他们只能就佉卢文来进行研究。1962年《文物》第七、八期合刊有夏鼐的《和阗马钱考》一文,附有拓片图样,文字可认。作者介绍了一些外国学者的考证意见,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他否认于阗汉文钱同秦国环钱的关系。说秦在统一六国前经济上比较落后,货币不发达;环钱在关中地区已少见,于阗不会在一百多年后用作祖型。因此他认为是东汉铸的。而且说六铢和二十四铢是同东汉五铢联系,六铢五枚换五铢六枚,二十四铢一枚加上六铢一枚换五铢六枚。他说赫恩雷(Hornle)以九枚称得每枚大钱为13.66公分重,同东汉的衡法大致相符。所谓东汉的衡法,他是依据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实际是根据吴大澂对新莽六泉十布和货布的实验结果,他又说六铢同二十四铢的关系是仿照希腊货币制度,他以为希腊的货币制度是四进位。并说大夏铸币改用波斯印度的标准单位后,每德拉克马合3.264公分,四德拉克马合13.05公分,旁遮普一带也用这标准,同于阗汉文钱的重量很接近。他又说大夏钱币上的马是人骑马,于阗钱所模仿的钱币要晚于大夏。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一,于阗能不能受到秦国的影响,不是决定于秦国环钱数量的多少(也许当时环钱较多,后来销镕改铸半两),而是决定于两国的文化、贸易有没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如果把于阗汉文钱的时代作为一个未知数,那么,与其说这种六铢和二十四铢是同中原的五铢发生迂回的联系,不如说同中原的半两发生联系更加简便。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于阗汉文钱是铸于西汉武帝以前,在五铢钱发行以后,半两钱还是流通着,特别是在边区。三,东汉的衡法不能依据吴大澂的实验,我根据更可靠的方法算出东汉一两是十六公分多,这在前面谈到新莽六泉十布时已在注中有说明。而且于阗钱的重量也不能依据赫恩雷的实验,中国所存的一枚就重14.8公分,而不是13.66公分。四,希腊的货币制度并不是四进位。希腊的货币单位是德拉克马,另有二德拉克马、三德拉克马、四德拉克马、八德拉克马和十德拉克马的。其中雅典和其他少数地方的确以四德拉克马的最为通行,甚至比一德拉克马还用得多。不过在中亚一带也许只有一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的,而以前者为主;波斯似乎是这样。但这些都是银币,不是铜币。希腊的铜币叫奥波鲁斯(obolus),等于德拉克马的六分之一,下面还有它的分数,也不是四进位。五,钱币上的马,也是渊源于希腊的钱币文化。马其顿的钱币在亚历山大以前就曾用马为背面的图形。或为裸马,或有人骑马。在亚历山大东征时,这种图形传到中亚一带。公元前100年前后贵霜朝的钱币上也有类似的图形,只是艺术水平较差,有时身子像马,而头上有两只羊角。当时那一带的钱币上,有时是裸马,有时也是人骑马,同希腊某些钱币的图形差不多。于阗钱币上的马或驼显然是间接受了希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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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56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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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书》卷一《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田赋似乎也有收钱的事。《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二年,诏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六年又诏:“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可见平日的赋税是用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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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语·雍也》第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孟子·滕文公下》:“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战国策·齐策四》:“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訾养千钟。”《管子·小问》第五一:“客或欲见于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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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前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待诏公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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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前汉书》卷七二《贡禹传》:“……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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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昭《续汉志》卷二八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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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皆赋贷种食。”又《贡禹传》:“禹上书曰,臣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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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物价用钱表示,战国期间即已普遍。秦汉时更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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