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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三国志·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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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袁宏《后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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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所见先秦的铜范如齐刀铜范等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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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曹操是否曾恢复五铢，史书的记载并不一致。《通典·食货八》说：董卓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曹公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通志》因之。但《三国志·魏志》不提曹操恢复五铢的事，只说“文帝黄初二年春三月初复五铢钱”。这就否定了曹操恢复五铢的说法。《文献通考》既不提曹操恢复五铢事，也不提曹丕恢复五铢事，只记曹丕罢用五铢事。但没有恢复，怎能罢用？陈寿为三国时人，而且说得很具体，论理他的话是可靠的。但《三国志》没有志，对于典章制度，记述疏略，久为后人所批评。《通典》后出，而作新说，谅必有所根据。而且《通典》在年月方面没有《三国志》详细，在事情的前因后果方面却比《三国志》更具体。当时荀悦已提出恢复五铢的问题，可见这是大家所注意的事。至于刘宋时孔琳之所说自董卓铸小钱后几十年不用钱的话，大概是受了《三国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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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三国志·魏志》说：明帝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这里似乎是说结束实物经济，恢复用钱，并不一定意味着另铸新钱。但《晋书·食货志》说：“司马芝等请更铸五铢，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通典》和《文献通考》也主此说。《文献通考·钱币考一》说：“晋用魏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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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濮瓜麓泉谱》：“汉鹅眼直一钱。此钱旧谱未见。同治初，成都人筑宅，掘得黄汉升墓，内藏古钱一罂，皆小如鹅眼，文为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百、及此，凡四种。大半皆三国时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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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陵零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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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罗伯昭《直百五铢非刘备铸说》。见《泉币》第一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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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直百五铢铸于东汉之说，主要根据《濮瓜麓泉谱》所提的黄忠墓。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在刘备铸直百钱之后六年，他们说，六年之内不可能由原重的直百五铢变成那种鹅眼的直百。其实减重何需六年。另据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历史研究》1956年第九期）一文，云南东汉墓中有多量的直百五铢。这样一来，东汉说似乎可以肯定了。但所谓东汉，还嫌笼统；建安二十五年还是东汉，那时刘备早已铸钱。又黄忠墓之说，也不是正式的发掘报告。最初著录这事的《濮瓜麓泉谱》作于光绪二十九年，距发墓的同治初已四十年，自非亲眼所见。是否确有其事、是否真系黄忠墓、黄忠的丧葬年份，以及该墓是否完整，都是须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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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郑家相《五铢之研究》（《泉币》第一七期）说这种五铢是刘焉父子所铸，而直百五铢是继此而作。如果赞同这一说，则势必认为那种小样而笔画紧缩的五铢为刘备所铸。可是那种五铢同直百五铢就不怎么相像了。而且那种五铢数量比较多，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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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近年云南博物馆在昭通、鲁甸清理的十五座古墓中，都有多量的五铢和直百五铢（《历史研究》1956年第九期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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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三国志·吴志》卷九《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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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洪遵《泉志》说：大者重十二铢六絫，又说开元钱重二铢四絫，故大泉当千应为开元钱的五点二五倍，即十九点五八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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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翁树培《古泉汇考》说：“背上下近轮各有一星，遍体作水波纹。又一种平字亦然，背水波纹，穿上下似有人物状。”显然翁树培所见到的太平百钱都是不精的。饶登秩《钱说一得》卷二甚至说四角各有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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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顾烜提到四文龟背钱和水波纹钱都是太平百钱（见《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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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陆准、翁树培等人主此说。见《古泉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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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山上香哉《香哉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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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戴熙《古泉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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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张絅伯《论大平百钱、大平百金、定平一百》。见《古钱大辞典》下编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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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古泉丛话》说：“乾隆时，临平岸塌，出两瓮，此二泉（指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遂遍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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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一二期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墓中钱币包括下列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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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向陵亭《太平百钱与天师道》。他说太平百钱是压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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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也见《三国志·魏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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