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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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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章 晋到隋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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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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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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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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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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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币制，自汉末三国时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还是很混乱，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当北方的一些民族还在过着游牧的自给生活的时候，南方则因实行货币减重而使物价大为波动，人民常以谷帛来代替钱币。所以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表面上看来，谷帛的使用，或限于一个时期，或限于某些方面的支付，或限于一个特殊地区，但实际上自两晋到唐五代，布帛从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工具。在钱币方面，自然是以铜钱为主，萧梁曾普遍通行铁钱。此外还有金银钱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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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铜钱的单位是钱，一钱以上以万进；到了这个时代，单位为文〔1〕，一文就是一个钱，文以上以千进，一千为一贯〔2〕。换言之，大数目的计算单位，由万过渡到千。汉人说千万钱，从此以后就称万贯了。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话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3〕。另外一种新的发展是年号钱的出现。钱上记年号，增加了钱币的史料价值，不但使钱币的时代容易决定，而且纠正了一些文献史料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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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中仍以五铢钱为主，这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成功的一种钱。王莽第一次改革币制，也不敢废五铢；后来因为要实行贬值，才大胆加以废止，可是人民继续使用。不久刘玄就铸造五铢。刘秀（光武帝）相信谶纬，想保留货泉，但结果还是恢复了五铢，史家认为是一件好事。董卓铸小钱之后，曹魏还是恢复了五铢，币制才稳定下来。南北各朝铸五铢钱的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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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没有提到两晋铸钱的事。只说西晋时使用曹魏的旧钱，大概蜀汉的钱也有流通。因为司马炎夺取政权的时候，刘禅投降才两年，蜀中交通不便，同外界不容易打成一片。在币制方面，谅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那时河西一带，已不用钱。不过西晋有五十几年，民间不会完全不铸钱。在灭吴之后，孙吴的钱自然继续流通。东晋时可能铸过太元货泉，大小同货泉差不多，太元二字近楷书。遗留极少。旧谱插图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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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的沈充就曾铸钱，当时称之为沈郎钱，后来李贺《残丝曲》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之句，王建也有“绿榆枝散沈郎钱”的句子，可见钱身一定比较薄小，但钱文却不见著录。钱币学家把一种轻小的“五朱”钱认作沈郎钱，铜色发白，重一两公分。由于在浙江绍兴等地有大量出土，所以这种推论是可信的。沈充曾响应王敦的叛变，铸钱可能同那事有关。那是元帝末年到明帝初年间的事。沈充于公元324年被杀。这一类钱数量很多，制作却不完全一样，就背面的制作来讲，主要有两种，一种背面有轮郭，这种钱也有作五铢的；一种背面平夷如半两。正面分为有外郭和没有外郭两种。实际上出土时有许多半两钱混在里面，铜色制作也和沈郎五朱一样，可能当时也有仿铸，因而不可能全是沈充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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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一带自泰始中已不用钱。那一带在中原攘扰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所以在西晋愍帝初年（公元313年）张轨就听从太府参军索辅的话，恢复五铢钱的流通〔4〕。有些钱币学家以为张轨曾铸造另外一种五铢，那是误解了史书的语句。但在用钱之后，他自己的政权或是他治下的人民铸造五铢，却是有可能的。遗留下来的“凉造新泉”可能是张轨的后人所铸的，钱形较小，四字篆书，形制有点像货泉，但不是初铸的货泉，而是后铸的货泉。也有人说是窦融在凉州铸的。窦融是东汉初刘玄时的人，为张掖属国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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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一些独立的政权也有铸钱的。例如后赵的石勒，曾在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铸造丰货钱〔5〕，重约三公分，篆书，分有内郭和没有内郭两种。史书说：“人情不乐……钱终不行。”〔6〕同时却说石勒曾赐予樊坦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而且遗留下来的丰货钱并不十分少。当时中国除东晋外，还有张轨以及他的子孙所占据的河西、稍后李寿所据的蜀，都有货币流通，石勒所据的广大的中原地带完全不用货币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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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一带的币制，还是有待探索的问题。刘备的蜀汉亡后二十七年，李特就已进入巴蜀，其间赵廞一度独立，为李特所杀；后来李雄政权用的是什么货币，曾否自铸货币，就不得而知。李寿在汉兴年间（公元338—343年）曾铸造汉兴钱〔7〕，很薄小，重约一公分。按钱文的排列可分两种，一种是上下排列，文字隶书，俗称直汉兴；另一种是左右排列，篆书，俗称横汉兴。这种钱是中国最早的年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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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苻坚曾用秦始皇的金人铸钱〔8〕，这是很可能的。苻坚的前秦，是汉化最成功的一个非汉族政权，国内也比较安定。自长安到各州，夹道植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9〕。不可能不用钱。秦始皇的十二个金人，有九个被董卓销镕铸小钱，两个被苻坚销镕，但不知铸的是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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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大夏真兴”钱，钱币学家认为是赫连勃勃在真兴年间（公元419—425年）所铸。制作略仿莽钱，大穿重孔，文字微含隶体。但只出现三数枚，有人怀疑。赫连勃勃在公元418年曾攻占长安，到426年才为北魏所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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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治下，主要使用旧钱，有大中小三等，大的叫作比轮，中样的叫作四文，小钱是指沈郎钱。所谓比轮，是形容它大如车轮，这应当是指孙吴的大泉，史书甚至说是用赤乌旧钱〔10〕。照字面讲，只有大泉当千是赤乌年间所铸，大泉五百乃嘉禾年间所铸；但我们不应当照字面来理解。赤乌旧钱应当理解为赤乌年间所流通的钱，因为以后就禁止流通了。当然，东晋流通孙吴大泉就证明当时的禁令效果不大，或则民间继续作价使用，或则在一度禁止之后恢复使用。所谓赤乌大泉自然包括大泉五百到大泉五千。其实这些钱也各有大小，相差很大，不能都称为比轮。比轮钱应当是指大型的吴钱。所谓四文，意义更加不明确。首先可以解作当四钱〔11〕，因为当时流通的钱币，既有大小几等，自然不会平价流通，若以小钱为标准，中样的就可以作四文用。不过后来在萧梁的时候，有太平四文钱和四文龟背钱〔12〕的名称，所以四文似乎是指有四个字的钱，即太平百钱；然而孙吴的大泉也有四个字，蜀汉的直百五铢也是四个字，甚至小型的定平一百也是四个字，如何能算是中等呢？而且太平百钱中也有极小的。这里又牵涉到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东晋初年有没有小样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钱的问题，如果四文是指四个字的钱，那就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小型的四个字的钱尚未铸造或不流通，否则四文就是某一种钱的专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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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民间所铸的钱币也许不只上面这些，可能还仿铸其他古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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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都曾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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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铸过几种钱。最早是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铸的四铢，形制略仿汉五铢，厚重的有三公分半，普通在三公分以内，自然有更轻的。有些在背面有星点，也有面背都带星点的。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改铸孝建四铢，一面铸“孝建”二字，一面仍为四铢二字，都分列穿孔的两旁，初铸每枚在二公分以上。这种孝建四铢种类很多，面背有各种数目的星点，星点有阳文和阴文，也有钱文倒书的，可能是民铸。后来又除去四铢二字，只留孝建年号，重一公分左右，这已经是二铢钱了。永光元年（公元465年）又铸二铢钱，钱文改为永光；又有景和年号的钱。三种二铢钱大小一样，但永光只铸了一个月，景和年号只用了三个月，所以这两种钱都极少。另外还有“两铢”钱，制作也相近，重约一公分二，大概系当时所铸，也极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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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自司马晋的政权成立以来，一百五六十年间，不听见有正式铸钱的事，在货币史上好像形成一种真空状态，这是秦汉以后所绝无仅有的事。到刘宋时才结束了这种状态。第二，中国自西汉武帝铸造五铢以来，历朝都沿用这名称，除非不用重量单位为名，如新莽和吴、蜀的钱币，甚至蜀汉也用直百五铢这名称，其实钱的重量远远超过五铢。所以刘宋政权改用四铢的名称，就表示决策人有打破传统的勇气。刘宋政权的高级官吏有许多平民出身的，这大概就是原因。后来改为孝建四铢，又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年号钱虽不是刘宋的创举，但刘宋把这办法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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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在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曾计划铸钱，没有实行。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派人到四川铸过一千多万钱，因成本高而停止〔14〕。大概是五铢钱，但无从辨别〔15〕。有人把向来称为稚钱或其中的一种认作是齐钱。因为它的文字制作类似孝建四铢，而又出自四川，背面间或有阴文数目字〔16〕。所谓稚钱是指一种比较狭小的五铢〔17〕，也叫雉钱〔18〕，因射雉戏用此钱。直径约为二厘米〔19〕，但大小不等。这种钱在梁初已算古钱，似乎不可能是齐钱，顾烜乃梁人，又是钱币学家，他对刘宋的孝建四铢以及景和等钱都说得很具体，岂有齐钱反而不知之理。而且南齐铸钱并不是为在四川行用，而是要带回江南行用，齐钱怎么会变成蜀钱呢？南北朝时，四川是否还在钱背上刻阴文，也是一个问题。不过那次铸钱只铸了一万多贯，可能大部分就在四川用了也未可知。而且这种钱大概不是真正的所谓稚钱，只是大小和稚钱差不多，文字比较规矩，和刘宋的孝建四铢相近，这种钱可能是齐钱，而顾烜所说的稚钱另有所指，文字笔画细弱而不规矩。但这里所谓的蜀钱也可能是李雄或其后人所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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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曾铸造许多种钱，问题很多。萧衍一做皇帝，马上开始铸钱。这就是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的两种五铢。两种五铢的大小轻重一样，唯一的区别大概就在于有没有外郭，第一种有外郭，第二种没有外郭，可能文字也大一些。有外郭的一种我们可名之为天监五铢，第二种在当时就称为公式女钱，女钱的意思同稚钱差不多，表示弱小。但女钱是因剪边而变小了，公式女钱则指官方铸造的缺边五铢。天监五铢到底是哪一种五铢，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过去的钱币学家根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说天监五铢不但有外郭，而且有内郭，因而把一种很精整、比较厚大、有内外郭的五铢看作天监五铢。可是这五铢在文字制作上同后来的陈钱太相像了，梁钱中没有这样精整的。顾烜没有提到天监五铢的内郭，只说公式女钱轻重大小如新铸（天监）五铢，但边无轮郭，而公式女钱是没有内郭的，所以天监五铢可能并没有内郭。固然，公式女钱一直没有发行出来，而是让民间私铸，到普通三年才流通，次年即用铁钱。公式女钱料想为人所收藏改铸，后代所见的公式女钱大概都是民铸，因而不能根据这种民铸来作出关于公式女钱以及天监五铢的结论。如果天监五铢确实没有内郭，那么，普通所称的一种梁五铢就是天监五铢了；钱身比较小，径约二点四厘米，重约两公分六七，有外郭，没有内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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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初虽然铸了新钱，但流通却以旧钱为主。据史书所载，有直百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稚钱、对文、丰货、布泉等〔20〕。其中所谓对文有人说是指剪边五铢〔21〕。照这样说法，则对文同女钱就成为同义语了。另有人说对文是指两面同文的钱。不过前一说是当时人所讲的，不应当一句话就把它否定。也许剪边五铢只是剪去外郭，民间或铸造无外郭的五铢，俗称女钱；至于对文则不但去其外郭，而且连文字也剪去一半。换言之，一枚五铢凿成两枚，近外郭的一半称为环钱，近内郭的一半称为对文，有时只剩下一个四方的框框，称为环凿，民间甚至照样铸造。总之，从这些钱名看来就可以知道：梁初流通的旧钱和东晋初年流通的旧钱有所不同。东晋初年还有大钱，萧齐时萧子良就说：江东大钱，十不一在。梁初就以直百五铢为最大的钱了。东晋在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的诏书中，提到有人把铜钱运到广州，卖与夷人，改铸铜鼓；特别提到贪比轮钱的斤两重，运出很多。大概一些厚重的钱都在那时偷运出境，改铸铜鼓；所以到了梁初，只有中样的钱币流通。这些钱中，也是互有大小轻重的，萧衍一再下令禁止流通，只许用两种新钱，然而没有效果，所以才尽废铜钱，改用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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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十二月铸造铁五铢，背面有四出文，同东汉灵帝时的角钱一样。顾烜说，除了这种五铢之外，还有三种铁钱，一为大吉五铢，一为大通五铢，一为大富五铢，大小制作相同，径一寸一分，同直百五铢一样。但留传下来的铁五铢没有这样大的，而大吉等钱只见泥范，确是大样，只是没有见过实物。而且钱名大吉、大富，好像不是正用品，而是一种开炉祝语钱。虽然南北朝的钱名，有打破常规的，如丰货、永通万国等，但同时铸造三种吉语钱，恐怕目的不在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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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时曾铸过一种当十钱〔22〕。史书没有说是什么钱〔23〕，推想当系五铢，而且大概就是所谓二柱五铢，大小同天监五铢差不多，但在钱面穿孔上下各铸一星点，以别于普通钱。遗留下来的这种二柱钱大体上有两种板别，一种比较规矩，有内郭，另一种接近稚钱，每枚重约两公分半，可能是民间所铸。史书说梁末有二柱钱，后代史家和钱币学家以为二柱钱是梁末所铸，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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