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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建国虽然很早，但百多年间，过着一种游牧生活，一种自然经济的生活，不用货币。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铸造太和五铢。这太和五铢的制作，反映出较低的技术水平，铜质粗劣，文字湮漫。可是比起南朝同时的钱币来，却要厚重些，每枚自三公分到四公分。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另铸五铢，制作稍为规矩一些，但还是生硬，重约三公分四，它的特点是五字的交股作直笔，边缘比以前的五铢阔。太和五铢的五字有时也作直笔。永安二年（公元529年）秋天改铸永安五铢，制作精整，重约三公分六。史书都说只铸了四个月，但永安五铢留传下来的却不少，大样的多比较规矩，不像是私铸的。大概永安三年初的停铸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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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曾几次铸钱。东魏沿用永安五铢。史称武定初（公元543年）曾改铸，仍叫永安五铢，但历来的钱币学家对于北魏的永安五铢和东魏的永安五铢都不能辨别。现存永安五铢中，除了有大小之外，还有光背、背四出文、背面穿上有土字等等板别，也不知哪一种是什么时候铸的。其中土字钱比较少，而且它的文字书法同其他几种不一样：普通永安五铢的五铢两字狭长，五字两股直笔，土字钱的五铢二字近方体，五字两股微曲。当时有吉钱的名称，可能是指这种土字钱，因为土字加上内郭正好合成吉字。史书还提到几种私铸，如孝静帝的时候，王则任洛州刺史，毁像以铸钱，号称河阳钱〔26〕。这种钱自然也是永安五铢，但不能识别。又说在西魏大统七年，东魏有雀衔永安钱置于渤海王高欢前，高欢的儿子高澄就叫百炉铸这钱，邺中称为令公百炉钱〔27〕。有些钱币学家说是背面有四出文的〔28〕，不知有什么根据。也许北魏永安五铢和东魏永安五铢的区别在于重量的不同，否则只需继续鼓铸，不必改铸。而且小样的永安五铢同初铸的大样永安五铢文字和制作相同，两者数量都比较多，必定是全国性的。不过武定六年曾企图规定必须有五铢重才许流通，可见官钱没有减重。小样的或则为私铸，或则为武定六年以后所铸。武定初的改铸是指收回恶钱改铸。其他各种永安五铢大概是地方性的或在特殊情况下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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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初年大概也沿用永安五铢，但大统六年（公元540年）和十二年实行改铸，两次都是铸造五铢。过去钱币学家对这两种五铢没有作过任何确实的考证。有人说是以赤铜铸〔29〕，这是没有根据的话。论理这两种五铢是承继永安五铢的，文字制作应当相像，而永安五铢的特点，除了阔边外，是五字两股直笔。在传世的五铢钱中，除了北魏五铢外，还有这样的五铢，不但五字直笔，而且右边靠穿孔处有一直画，把五字上下两横画连接起来，等于穿孔的这一边有内郭，而其余三面没有内郭。过去钱币学家把它看作隋五铢，大概隋代也用这种五铢，但它的开铸是在西魏。这种五铢有些同永安五铢的大小、厚薄、铜色、制作、文字等等方面都一模一样，可见是同时铸造的。这大概是大统六年的新铸，用永安五铢范而去其永安二字。至于大统十二年的五铢，大概只是六年五铢的减重，因为东魏已在三年前实行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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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只铸过一种钱，即天保四年（公元553年）的常平五铢，很精整，重约四公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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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初年使用西魏五铢。保定元年（公元561年）铸造布泉，当五枚五铢钱。重约四公分三。当时的五铢自然是指大统十二年的小五铢。北周的布泉同新莽的布泉很容易区别，王莽的布泉用垂针篆，北周的布泉用玉箸篆，笔画肥满。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铸造五行大布，以一当十，与布泉并行。所谓当十，不是当五铢十枚，而是当布泉十枚。五行大布的重量也只有四公分多，但当时布泉谅已减重。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造永通万国，重约六公分，作十枚五行大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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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中国钱币艺术的水平突然提高：南朝的陈钱和北朝的周钱都是异常精美的；而且在钱币的制作上，南北相像，都是狭缘，文字书法都近乎玉箸篆；三种周钱和两种陈钱都有内郭。永通万国钱篆法华丽，可以认为是魏晋以来钱中之冠。南北钱币在制作上的这种接近，不应当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整个中国造型美术发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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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隋专用五铢钱。史书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行五铢钱；同时又说更铸新钱。这并不排斥在钱的形制上仿西魏五铢〔31〕。杨坚一家同西魏的关系很密切，他父亲是西魏的大将军，他的岳父是西魏大官，他自己是在西魏成长的，他大概采用西魏五铢而加重其分量。对北周钱而说，自然是新钱。史书说每千文重四斤二两，当时一斤等于古三斤，所谓古，大概是新莽所托的古，那就是说，五铢一枚应重三公分二。因私铸关系，当局曾于开皇三年在各关以百钱为标准，京师和各州邸肆也都立榜置样，后代钱币学家称这种初铸的隋五铢为置样五铢。遗留下来的这种阔边直笔五铢数量比较多，大小不等，大部分自然是隋钱，因为西魏的寿命自大统六年算起只有十七年，而隋的寿命有三十八年；西魏只占中国的一部分，杨隋统一了全国。所以如果隋钱不是仿自西魏，那么，这种五铢与其说是西魏钱，不如说是隋钱。大样的阔边直笔五铢重量有在四公分以上的，超过标准重量。但这种厚重的很少见，也许真正是开皇三年的置样五铢，而且有意加重，使民间也提高标准，这同加税也差不多，但普通的大样五铢只有三公分多，同标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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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钱币大概不止上面那种五铢。开皇年间对各王子有赐炉铸钱的办法，例如开皇十年让晋王杨广在扬州设五炉铸钱。十八年让汉王杨谅在并州设五炉铸钱。杨广又借口江南民间钱少，申请在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他父亲又许他设十炉。又蜀王杨秀也在益州设五炉铸钱〔32〕。这些王子铸的钱是否依照开皇元年的标准呢？特别是野心勃勃的杨广会不会自作主张呢？实际上有几种五铢可能是他们所铸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白钱。《唐书·食货志》说是隋末所铸，绝对不确。这种钱异常精好，而且只略有厚薄轻重，大小一样，绝不是乱世所铸的。大部分含有高度的锡镴，颜色发白，所以白钱的名称倒是很恰当的，虽然也有不发白的。铸钱加上锡镴是开皇五年前后的事，而且是出于政府的规定。这种白钱很可能就是杨广在扬州所铸的。这种钱之为隋钱是毫无问题的。第一，它的颜色同史书所称的白钱相符。第二，它的制作同上面那种所谓置样五铢有几点相像的地方，如五字旁边有直画形成内郭线，阔边，钱背更是同置样五铢一样，即内外郭都肥。所不同的是比较小样，但厚重的也有三公分多一点。文字笔画很细，而且书法不像置样五铢，而像陈五铢，五字曲笔。这些特点不但不排斥它为杨广所铸的可能性，反而加强了这种可能性。杨广是平陈的元帅，开皇十年正是灭陈后的第二年；杨广平日接触过许多陈钱，一定会发现陈钱书法比魏钱的书法要漂亮得多。在其他制度方面，杨隋后来也是兼采梁陈制度的，例如计量制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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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五铢比白钱大，外郭稍狭，文字同白钱近似，没有白钱精致，钱背更和隋钱相像，过去的钱币学家说是陈五铢，但同太货六铢没有共同点，六铢有内郭，穿孔不大，制作精；这种五铢没有内郭，穿孔大，不怎么精，所以大概也是隋钱。重约两公分半。有比较大样的，文字笔画稍有不同。也许是杨广在鄂州所铸。另有小样阔边直笔五铢而五字旁没有直画，可能是其他王子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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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自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开铸以来，到唐武德四年才废，先后七百多年，官铸私铸，种类多而复杂，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间的五铢，形形色色，大小纷繁，史书中名目也非常多；要想把这些名目一一同实物联系起来，那是很困难的。而且还有一些从五铢蜕变出来的钱，除五朱外，还有五金、五工等，还有一些没有文字的，多系私铸，无法寻究它们的根源。其中五金有铁质的，有人说是蜀钱，但文字类似隋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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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钱同五铢没有渊源，而看制作可以归之于这一时期，除前面提到的凉造新泉外，还有太清丰乐、义通、驺虞峙钱、五铁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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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丰乐有人读作天清丰乐，文字的排列很特别：穿孔上下横排太清二字。背面多有四出文，制作像永安五铢和小型隋五铢，大小也同小型永安五铢差不多。前凉和萧梁都有太清年号，但前凉的太清（公元363—376年）在北魏永安之前一百五六十年，那时不会有这种制作。萧梁的太清（公元547—549年）正在北朝用永安五铢的时候，而且太清丰乐钱多出于南方，条件相符；但当时萧梁正盛行铁钱，似乎不会铸造铜钱来流通。有人把太清二字同道教联系起来，说道教有三境：玉清圣境、上清真境、太清仙境。葛洪也说过“乘云驾龙，上下太清”的话。南北朝虽是佛教极盛的时代，但中国压胜钱上所反映的宗教差不多全是道教。丰乐二字为年丰民乐的意思，六朝文献中有“市不丰乐”〔33〕和“百姓丰乐”〔34〕的句子，所以可能是祝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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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通在清末才为一些钱币学家所著录〔35〕，大小如后代的当五钱，厚而大，制作类似大泉五百，文字玉箸篆。义通两字分列穿孔的两旁。有轮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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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峙钱据钱币学家的著录〔36〕，径七分强，穿孔径三分强，制作和背面轮郭，绝似常平五铢。驺虞二字近隶书，其余二字近小篆，看来不大和谐。汉有驺虞的地名，但秦汉以来除阴文四朱以外没有以地名冠于钱名的，大概不是行用钱。原钱据说已被藏家用作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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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钱有人说是公孙述所铸，因为是在重庆出土。但时代够不上，背面的内外郭都像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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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变时期。渡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在北方，南方的生产比较落后，许多地方不用货币。南渡以后，经济和文化的重心移到南方来了，钱币的流通，大为推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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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钱制在中国货币史上也显示出一种过渡性。第一，就钱的名称来讲，自秦半两以来，都以重量为钱名，尽管钱名和重量不一定相符，但仍然属于所谓秤量货币的范畴。隋以后，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南北朝的钱名就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如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都打破了过去钱名的传统。汉兴、孝建、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钱，则是后代以年号名钱的先导。第二，就钱文的书法来讲，六朝以前都用篆书，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而六朝钱文的书法，变化多端，如汉兴的钱文，已近隶楷，反映了中国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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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百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由于受到佛教美术的影响，中国的造型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渗入一些外国的血液，而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钱币的艺术水平一般是很高的。孝建钱文的书法以及南陈、北周钱币的文字和制作，都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人们或许要问：南朝以刘宋和萧梁统治得最久，两朝的统治者都是奖励美术的，并且产生了像陆探微和张僧繇那样有名的画家，为什么宋钱和梁钱却给人一种不怎么好的印象呢？这是由于后代所见到的宋钱和梁钱多是私铸，这两朝都是实行膨胀政策的，财政开支很大。可以想象：税捐也是很重的，所以私铸盛行，私铸者就不考虑钱币的艺术性了。官铸的钱币中，有些很有艺术之美感。例如孝建四铢的薤叶书，可以使人想起当时纤巧绮丽的文风，更使人想起北魏佛像的苗条的身躯和飘逸的衣折。孝字的笔画和北魏浮雕皇后礼佛图的衣折，用的是同一种手法。似乎吴道子的蓴菜条或兰叶描就是渊源于此。这里书画的确有一脉相通之处。又如二铢重的孝建，钱身虽小，却是美丽动人，不论是制作和文字，都具有高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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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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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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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晋到隋那三四百年间，金银的使用又比较盛行起来，特别是白银。这点大部分是受外国的影响，因为使用金银的地方，是以交广和河西为主。交广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集中地点，波斯等国人很多，他们是使用金银的。河西则为中国陆路贸易的大门，同拜占庭波斯等国的关系很密切。至于其余地方，则因国内币制混乱，所以容易接受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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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在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其作为货币的资格。虽然自东汉以后，帝王用黄金作赐予的例子逐渐少了。但这种减少，并不等于金银的货币性有什么减退，金银所发挥的货币职能，基本上同两汉差不多，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实际上，量的变化是表面的，帝王赐予少用金银，是因为金银流到私人手里去了，私人对黄金的使用、馈赠或储藏〔38〕也许反而增加了，只是没有全面地反映在文献里。赐予用黄金的减少，更不是说，中国就没有黄金了，也不是说中国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后魏世宗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汉中还有金户千余家，常在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39〕。所以金银是不断有生产的。金银不是消耗品，即使生产减少，它们的总量还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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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的价格，东汉以后似已上涨，尤其是魏晋以后。在西晋的时候，一金的名词已由一斤变为一两〔40〕，一两的价格在六千二百五十钱〔41〕到一万钱〔42〕之间，大概两种价钱都有过，也许第一种价格是西晋的价格，第二种价格是东晋的价格。南北朝时金银常常以两计算〔43〕。这一种涨价的倾向，是上承东汉的。上涨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如铜钱的减重、对外贸易入超引起黄金的外流、国内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对于黄金需要的增加，以及因故不得不开采成本较高的新矿等等，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计量制度的变革，斤两越来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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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币在东汉即已减重。在六朝时，钱币减重的情形非常严重，钱币的购买力自然下跌。关于两晋时的货币流通情况，资料非常缺乏。当时曹魏五铢，数量谅也不多。蜀汉钱币必然继续流通；后来灭吴之后，吴钱自然也流通。这些大小轻重不同的钱，不应当平价流通，可能是以小钱为标准，大钱作价流通。小钱如蜀汉的直百、直一，还不到一公分重，等于西汉五铢的五分之一。如果一两万钱的金价，是以这种小钱为标准，那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这样一来，金价实际只涨成三倍八。西汉一斤万钱，金铜比价是一比一百三十；西晋一两万钱，金铜比价是一比五百。这里西晋一两是以十六公分计，小钱是以八公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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