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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本表的数字仅包括《前汉书》《后汉书》《晋书》中有明确数字的赏赐。救济性的赏赐，因无确数，没有列入。西汉的赐金，有时是付钱，所以表中西汉的数字要低于实际的数字。又西汉不包括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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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赐钱总额中，有一亿零二百万是简文帝赐给桓温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他各帝的赏赐额非常小〔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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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救济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西汉时救济是用钱币，而且数目相当大。如景帝对于移往阳陵的人赐钱二十万〔120〕。武帝对于迁往茂陵的人也每家给钱二十万〔121〕。而且巡游一次，所过的地方，每家赏钱五千〔122〕。哀帝〔123〕和平帝〔124〕对于灾后的死者也各赏二千到五千。这种情形在东汉还有，尤其是在安帝〔125〕和顺帝〔126〕的时候。但到了两晋便没有了。两晋的赈济，完全是用米谷，少则两斛，多则五斛。只有惠帝时两次用布，每人三匹。这些米布折合起铜钱来，最多不过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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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墓葬的出土物也可以看出晋代钱币数量不多。近代发掘的汉墓，几乎都有钱币，连偏远的东北和蒙古也不例外；特别是东汉和三国的墓，每墓至少总有几枚、几十枚，甚至几百枚，多的到几千枚。没有钱币的汉墓毋宁说是例外。晋墓就和这相反，没有钱币伴葬的要占多数，即使有钱币，数量也很少，每墓只有三两枚〔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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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一代通货的松紧情形的，莫过于货币的铸造。西汉铸钱，不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是极多的。东汉铸钱也不少。而两晋铸钱的事，不见有记载，即使有也是民间的私铸。当时大体上是用旧钱。西晋时用的是曹魏所铸的五铢钱。元帝过江以后，民间流通的是孙吴的旧钱。新钱既没有，旧钱则被人销镕而减少〔128〕，而且广东方面的夷族使用铜鼓，他们自己不产铜，一些官吏和商人贪利，就把汉地的铜钱卖给他们，特别是孙吴遗留下来的大钱，输往广州，卖给夷人，镕铸为鼓〔129〕。近年岭南有大泉二千出土。这样一来，自然会发生紧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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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现象，表现在短陌的办法上。葛洪提到“取人长钱，还人短陌”〔130〕的话。短陌也叫短钱，是长钱的对称，一如短陌是足陌的对称。就是名为一百钱，实际支付时打折扣的意思。这等于物价下跌。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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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官吏俸给和赐予方面的情况而夸大当时自然经济的成分。有些历史家企图把中国这个时期说成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至少货币流通方面，找不到支持。桓玄的主张废钱用谷帛，就证明当时行的还是货币经济，不完全是实物经济。实际上当时不但有货币流通，而且追求货币的人很多：何曾父子、石崇和王戎等人便是突出的例子。大官僚何曾每天吃饭要用一万个钱，还说“无下箸处”，他的儿子每天要用两万个钱〔131〕。这使他们非追求货币不可。石崇的奢侈生活，也是建立在多量货币的基础上。王戎为了追求货币连自己也舍不得用〔132〕。东晋哀帝兴宁年间建瓦棺寺，士大夫施钱每人以万计，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观者施钱百万。这些事例都证明当时货币流通的情况。惠帝的时候，鲁褒有《钱神论》的著作。这种著作只能产生在货币拜物教相当盛的时代。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纯封建社会是不能产生这种言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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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为什么货币使用的范围缩小了呢？这应当是由于当局的政策。不管这政策是积极的紧缩政策也好，消极的不进一步实行贬值的政策也好，效果是差不多的。因为经过汉末三国时期的货币混乱，北方的货币经济本来就衰退了一些。吴蜀方面，由于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一般人民也产生了重物轻钱的心理，物价偏高。后来许多铜钱流到南方夷人方面去，特别是厚重的所谓比轮钱，被运到广州卖与夷人，改铸铜鼓。这使中原钱币减少。当局也不讲究鼓铸，许多支付，可以不用钱币的，就不用钱币，而用实物。另外，只要有货币的使用，由于货币本身的高度的灵活性，在上层分子之间，追求货币的心理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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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货币经济的相对衰退，加上当局的货币政策，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两晋那个动乱的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货币贬值的现象。司马氏从曹家手里夺取政权是用阴谋的方式，没有引起大的内战。但司马氏的政权建立之后，就有不断的战争。如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对吴战争，动员了二十几万的军队。惠帝的时候，有八王之乱。惠后北征荡阴，返驾时囊钱只有三千，以为车驾之资〔133〕。惠帝被成都王颖带走，逃难的时候，只向部下借到三千个钱来买饭吃〔134〕。惠帝还没有死，北方的所谓五胡已开始活跃起来，一个一个称王道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在山西称汉王；同年李雄在四川称成都王。后来怀帝被掳（永嘉三年，即公元309年），愍帝投降（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西晋政权垮台，没有像西汉武帝和新莽一样，发行大额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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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康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更是衰弱。且不说内部的许多困难，外患也是无穷的。前有后赵的石勒，后有前秦的苻坚。东晋政权也曾几次作收复中原的尝试。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发骑兵五十二万，戍卒六十几万，前后千里，东西万里。东晋方面不慌不忙，以几万人来应付，而且取得了胜利。没有听说发行过什么大额货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淝水之战同赤壁之战一样，是一次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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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虽然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但可能实行过小规模的贬值。沈郎五铢便是一种减重行为。如果女钱、稚钱、对文钱是东晋时铸的，那也是一种减重。不过这些都是私铸或私人的剪凿，不能归咎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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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的物价自然比不上西汉文景时那样低廉。在两晋那种动乱的时代，较高的物价是难以避免的。就是连货币经济最衰退的北方也是难免的。在石勒的治下，物价就是很高的，例如绢价，中绢一匹，官价一千二百，市价要四千，等于东汉的十倍。司马氏的治下，在饥荒的时候，或在战争的时候，米价常常要一万钱一石，如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关中米斛万钱〔135〕。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也相同〔136〕。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战争，公私穷踧，米石万钱〔137〕。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百姓饥俭，米斛万钱〔138〕。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139〕。四年京师大饥，米斗金二两〔140〕。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台城被围攻，米斗万钱〔141〕。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会稽余姚大旱，米斗五百〔142〕。当然，这些都是特殊物价，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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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的正常物价，没有什么资料。西晋初，户调有以钱代米的办法。“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143〕从这里也很难推算出当时的米价来。如果所谓远者和极远者负担相等，而每户以五人计，则五斗米的价格是一百四十文，每石是二百八十文。但也许户调随着路程的遥远而递减，所以这种推算是不可靠的。《夏侯阳算经》提到三种米价，即每斗一百二十文、一百三十文和一百三十五文。这三种米价差不多，应当可以看作是正常的价格。一般认为夏侯阳是晋人〔144〕，那么，晋代的正常米价每石要一千三百文上下。晋石若以合二公斗零二三计，则每公石米应合得六千四百二十六文。比两汉的正常米价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到钱币的重量，也许不算十分贵，当时可能是以所谓沈郎钱或其他类似的轻钱为计价和支付的标准，甚至可能以大钱当几来计算。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一石米值布一匹〔145〕。当时布价多少钱一匹，不得而知。如果把《夏侯阳算经》中的物价看作晋代的物价，那么，一匹布的价钱为一千二百文到一千七百文〔146〕。正好和上面的米价相符。另外还有几种绢价，但高低相差很大：最低为每匹一千一百文，其次为一千七百文，高的有三千五百文和三千八百七十文，最高的到四千三百六十文以上。大概由于质量的不同。石勒治下的绢价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且官价和市价相差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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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局没有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而货币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上面那种高物价是由于物资缺乏。甚至连私铸的沈郎钱，购买力也相当高〔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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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北一带，币值相当稳定。例如河西一带，大概要算当时中国最安定的地方，使用汉魏五铢，物价不会很高。还有巴蜀地区，使用汉兴钱，可能还有蜀汉的钱币。汉兴钱轻小，巴蜀物价应当比河西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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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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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齐币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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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时间，虽然比两晋长不了多少，但是在币值上，有更多更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当时政局的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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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获得政权，和曹丕、司马炎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夺取，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没有利用货币贬值。不过刘裕死后，就要应付北魏的进攻。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还兴师北伐，起初收回了一些失地，后来北魏反攻，宋军失利，府库空虚。四铢钱就是这时候铸造的。四铢钱的铸造至少在名目上是减重的开始。因为当时流通的是五铢钱。也许还有孙吴的大泉和蜀汉的直百五铢以及太平百钱等。不过在实质上，还不能看作减重，因为当时流通的五铢，多是东晋的五铢，如沈郎钱、稚钱、对文、女钱等，重量还不到四铢。刘宋的铸造四铢钱，应当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国用不足，铸钱来应付，同时是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币制。初铸的四铢钱是比较厚重的，是名副其实的四铢，所以史书说：“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148〕但这只限于最初的一个时期。后来仍然发生私铸，因为最厚重的四铢有三公分半，轻的则在两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以取铜〔149〕。四铢也有剪边的，重量不到一公分。所以元嘉二十四年把大钱当两文使用〔150〕。这肯定是货币贬值，至少是承认货币已贬值。所谓大钱，是指旧有的大钱，如汉五铢和吴蜀的旧钱。无论如何，不是新铸大钱，史书都说是“制大钱，一当两”。所谓“制”，就是用法律来制定的意思，这主意正是名目论者所提出来的。赞成这一措施的沈演之说，“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又说“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151〕。当时何尚之就反对，说“不劳采铸，其利自倍”〔152〕。后代钱币学家硬说当时曾铸造八铢重的五铢钱，一枚当两枚四铢钱。这是穿凿附会〔153〕。当局说，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剪凿厚重的钱。也许有这意思。大概效果不好。因为钱的种类很多，大钱小钱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不到一年便废止这种办法。当时由于货币数量不是很多，物价大概没有大的波动，但废止大钱当两的办法以后，许多大钱一定会被销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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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史家说是“区宇宴安，方内无事”，“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154〕。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三十个钱一天，一家便可以食肉〔155〕。元嘉十七年一匹布只卖六百，比永初中的每匹一千低得多。王玄谟叫人出八百，史家说他因此失人心〔156〕。牲口的价格似乎也不算贵。四川马价每匹蜀钱二万〔157〕。所谓蜀钱，如果不是指蜀汉所遗留下来的，便是指汉兴钱；总之蜀钱大概比普通钱轻薄，所以二万钱一匹的马价在当时看来算高的。但比汉代的马价低。牛价在西汉是四万五千钱一头〔158〕，元嘉时是三万钱一头〔159〕。不过这两种价格，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四川靠近西域，马价应当比较低。其他地方，马价总要高于牛价。在西汉，由于对马的需求太大，马价大概要等于牛价的一倍以上。大约是十五万与四万五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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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七年，北魏的太武帝，以几十万人南侵，宋军屡吃败仗。六州的人民，不能安心耕种；支出骤增，只好减低官俸〔160〕，摊收捐款〔161〕。但“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162〕，如何能负担得起。所以这时一定有货币减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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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建元年的孝建四铢，就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最厚重的也有到两公分以上的，但少见，一般都很薄，重约一公分。而且这钱一出，百姓就从事私铸，私铸的钱自然比官钱更加薄小，有轻到六公厘的。物价应当有所上涨。大明七八年间，东部大旱，一石米自千钱到几千钱〔163〕。这里是不是有货币的因素在内，就不得而知了。二铢的孝建钱不知是不是在这时铸造的。最整齐的也不过一公分三四，民间盗铸者云起，轻的在半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杂以铅锡，一方面使古钱变得更加轻小，一方面使新钱数目加多，于是百物踊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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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大概并不比当时的私钱更轻小，所以铸得很少。私钱一定不到二铢，没有轮郭、不经过磨炉或经过剪凿，民间称之为莱子。还有更轻薄的称为荇叶。永光元年准许民间私铸，于是币制更乱，一千钱不到三寸长，称之为鹅眼钱，顾烜说是大如鹅眼。还有更坏的，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再计数，而用手来抓，十万个钱还不满一掬，一斗米一尺帛卖到一万个钱，结果商货不行〔165〕。这就等于货币制度的崩溃。这里所称的环钱不应当理解为环凿汉五铢而成的。那种钱不但大，而且比二铸钱重得多。六朝钱中另有些极小而穿孔大因而像一个小环的，这大概就是刘宋时的所谓环钱，后来也叫线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