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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七年，北魏的太武帝，以几十万人南侵，宋军屡吃败仗。六州的人民，不能安心耕种；支出骤增，只好减低官俸〔160〕，摊收捐款〔161〕。但“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162〕，如何能负担得起。所以这时一定有货币减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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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建元年的孝建四铢，就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最厚重的也有到两公分以上的，但少见，一般都很薄，重约一公分。而且这钱一出，百姓就从事私铸，私铸的钱自然比官钱更加薄小，有轻到六公厘的。物价应当有所上涨。大明七八年间，东部大旱，一石米自千钱到几千钱〔163〕。这里是不是有货币的因素在内，就不得而知了。二铢的孝建钱不知是不是在这时铸造的。最整齐的也不过一公分三四，民间盗铸者云起，轻的在半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杂以铅锡，一方面使古钱变得更加轻小，一方面使新钱数目加多，于是百物踊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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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大概并不比当时的私钱更轻小，所以铸得很少。私钱一定不到二铢，没有轮郭、不经过磨炉或经过剪凿，民间称之为莱子。还有更轻薄的称为荇叶。永光元年准许民间私铸，于是币制更乱，一千钱不到三寸长，称之为鹅眼钱，顾烜说是大如鹅眼。还有更坏的，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再计数，而用手来抓，十万个钱还不满一掬，一斗米一尺帛卖到一万个钱，结果商货不行〔165〕。这就等于货币制度的崩溃。这里所称的环钱不应当理解为环凿汉五铢而成的。那种钱不但大，而且比二铸钱重得多。六朝钱中另有些极小而穿孔大因而像一个小环的，这大概就是刘宋时的所谓环钱，后来也叫线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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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米价也到过斗米万钱，那是因为大饥或战争，物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贬值。刘宋的米价也曾因天灾而上涨过，例如元嘉十二年因大水，钱塘等地方的米价到过三百钱一升〔166〕。前面说过，大明七八年间因大旱，米价也大涨。但都没有景和年间这样贵。至于刘宋治下的正常米价，却没有可靠的资料。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刘勋在浔阳称帝的时候，当局以国用不足，募民上钱米补官，依照钱米的比例来折算，每石米约合得二百八十文〔167〕。如果以这为刘宋的正常米价，则景和前后的米价，上涨了三四百倍。当时浙江会稽山一带有关于射的山的民谚，说“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168〕。可见正常米价一斛总在五百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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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物价狂涨，大概没有持续很久的时间。明帝即位（公元465年）以后就开始整理：首先是禁止鹅眼钱和环钱，禁止民间铸钱，并且废除钱署。泰始二年完全禁止新钱流通，专用古钱。同时准许富人用钱米买官，以收缩通货数量，这样才提高了货币的购买力。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因谷价太低，当局令民用米折口钱，提高折价，一斛米只作一百钱〔169〕。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价格，不能说是正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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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币制的整理，只停止了物价的涨风，币值大概没有恢复以前的水平。因为整理以后的泰始、泰豫间，在淮泗一带还有军事行动，府藏空竭，加以明帝奢费过度，全国骚然〔170〕。所以虞玩之在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说，委输不如往日，国用却为元嘉时的四倍〔171〕。不久刘宋政权就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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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萧道成篡位之后，便有紧缩的现象，因为宋泰始二年以后便没有铸钱，而旧钱却被人镕毁作器，使通货数量一天天减少，同时政府又以租税的方式，不断把通货收回国库，因此通货数量不够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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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孔觊主张铸钱，他看见在水灾之后，米价竟不上涨，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他认为通货紧缩使生产减少，必须增加通货数量，各种生产才会增加。当时萧道成叫各州郡大买铜炭，准备鼓铸。恰好他死了，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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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王敬则主张塘役折钱送库，萧子良提出反对，因而讲出当时的情形来〔172〕。他把通货紧缩的现象，归咎于政府的租税政策，说租税太重，而且要用标准铜钱缴纳；可是民间的钱，多经剪凿，完整的很少，因此老百姓纳税的时候，须用两个坏钱来收买一个好钱。建元初年浙东五郡的丁税是每人一千钱，这使民间的钱更少，不得不减价出卖，以取得铜钱来纳税。物价自然下跌。例如米价，在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因为太低，政府准许用米纳税，每斛折钱一百，还算是作价作得高的〔173〕。又如布价，在宋武帝永初中（公元421年），官布一匹值钱一千，民间缴进去则算九百；元嘉（公元424—453年）时，布价开始跌，东部一匹值六百，官受则每匹五百；现在一匹只值三百，缴纳政府每匹只算百多文钱，比宋初跌成几分之一。所以生产的大众虽加倍勤苦，所得仍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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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四年萧子良又说到钱币剪凿的厉害，江东大钱，十个中不留一个；而公家所受，一定要轮郭完整的。民间用一千七百个还买不到一千个好钱。他提出四点办法：第一塘丁仍旧征工；第二减赋；第三如有必须用钱的地方，则不论大小钱，平价收受；第四各种租税准许人民以政府所用得着的土产按价缴纳，不必用钱〔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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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扬、南徐二州的户租，若用钱折纳，则减低布值，每匹以四百文计算，而且折半缴纳〔175〕。因为全国米谷布帛价格低，次年抛出大批通货来收购。总计在京师和各郡抛出一亿零六十万钱来收买米谷、豆、麦、胡麻、丝、绵、绫、绢、布等物〔176〕。所谓物价低，自然不是由于生产增加，而是由于货币数量少。不管当局真是为了收买低价的物资以作储备，还是向市面抛出通货，效果是一样的。但这样一来，政府的货币储备量也枯竭了。所以八年派人到四川去铸钱，因成本高，只铸千多万便停止了。千多万钱自然无济于事，所以萧齐的二十几年间，一片的不景气声。所谓“农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轻贱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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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看作是当局的政策，并不真是因为铸钱成本高。因为如果有意实行货币贬值，随时可以铸造大钱。萧齐继承刘宋的政权，知道通货贬值给予自己政权的威胁远过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于生产者是一种打击，但对于消费者却是一种恩惠，士大夫阶级都是消费者。特别是萧道成对于低物价有一种不正常的偏爱。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177〕他只治世三年多，但他的儿子萧赜还是奉行他的政策，大量的钱帑积聚在国库不用。所以萧齐的紧缩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却还有讴歌赞美的。所谓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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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公元483—493年）死后，北魏又寇边，征役连岁，军国靡耗。兼之皇室穷极奢侈，买鸡作斗，价至数千〔179〕；琥珀钏一只费百七十万〔180〕。武帝所积聚的几万万钱，不到几年，转瞬就花光〔181〕。末年米价普遍上涨，要几千钱一石〔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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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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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陈币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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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二朝的币值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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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通货紧缩，到末年大概已有回涨的趋势，因为府库里的蓄钱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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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二十几年，因为没有战争，所以物价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但萧梁的五十几年，却有不断的战争，先后有北魏的南侵，中间有侯景之乱，所以币值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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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公元502—549年）当国之初，北魏不断地进攻，史书说他曾毁铜佛以铸钱〔183〕，大概就是指那种有内郭的五铢和公式女钱。史书〔184〕说两种钱同时行用，但实际上公式女钱应当要晚一点，因为无论在分量上和制作上，公式女钱都远比不上内郭五铢。不应当同时铸造和行用两种不同的钱，除非在作价上也不同。公式女钱大概是为应付北魏的进攻而铸造的。据说〔185〕当时曾允许民间私铸，以一万二千文交换库中古钱一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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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初的货币经济发展不平衡，只有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区用钱，其他州郡杂用谷帛交易，交广一带则用金银。大概各地物价也不一样。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二月，大旱，一斗米要五千个钱〔186〕。四川因战争关系，三千个钱也买不到一升米〔187〕。然而天监四年大丰收，一斛米只要三十个钱〔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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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六月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武帝兴师北讨。四年底废用铜钱，改铸铁钱，这样就开始通货贬值。在这以前，中国曾用大额货币，也曾用小钱，但大规模使用铁钱，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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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铁钱，是因为铜的供给不够和梁初铜钱的混乱。当时除了武帝所铸的两种五铢以外，还有各种旧钱，如汉五铢〔189〕、缺边五铢（即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朱、稚钱、对文、丰货、布泉等。这些钱中，汉五铢最重，其余都是轻薄的。太平百钱当时大概只剩下小样的在流通。这些古钱，有些是旧钱经过剪凿后的名称。剪凿得越厉害的，价值越低。在南齐初年的时候，一个好钱，已值得两个坏钱。后来情势恶化，一个完整的五铢或剪凿得少的五铢，可以值得一百个坏钱。所以索性改用铁钱，以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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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虽说废了，可是还有对铁钱的比价。任昉有“铁钱两当一”〔190〕的诗句，可见是以两枚铁钱当一枚铜钱。也许政府禁用铜钱，民间却铜铁钱兼用。不过铁价便宜，私铸溢利很大，因此盗铸的人一定很多。而政府也铸得不少。武帝曾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每次都由群臣以钱一亿替他赎身。这些赎身钱自然是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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