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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铁钱，是因为铜的供给不够和梁初铜钱的混乱。当时除了武帝所铸的两种五铢以外，还有各种旧钱，如汉五铢〔189〕、缺边五铢（即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朱、稚钱、对文、丰货、布泉等。这些钱中，汉五铢最重，其余都是轻薄的。太平百钱当时大概只剩下小样的在流通。这些古钱，有些是旧钱经过剪凿后的名称。剪凿得越厉害的，价值越低。在南齐初年的时候，一个好钱，已值得两个坏钱。后来情势恶化，一个完整的五铢或剪凿得少的五铢，可以值得一百个坏钱。所以索性改用铁钱，以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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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虽说废了，可是还有对铁钱的比价。任昉有“铁钱两当一”〔190〕的诗句，可见是以两枚铁钱当一枚铜钱。也许政府禁用铜钱，民间却铜铁钱兼用。不过铁价便宜，私铸溢利很大，因此盗铸的人一定很多。而政府也铸得不少。武帝曾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每次都由群臣以钱一亿替他赎身。这些赎身钱自然是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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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同年间又有使用短陌的现象。这种办法在司马晋和刘宋治下就实行过。但刘宋时钱币的供应不算紧张，短陌的办法也许限于官吏掠夺人民的一种方式，例如用短陌去购买人民的财物〔191〕。到萧梁的时候就更加普遍了。短陌的折扣，随时随地不同，破岭以东，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以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建康则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192〕。如果用短陌计算，而物价不变，那就等于货币升值。但实际上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当局下令通用足陌，禁用短陌〔193〕，但效果不大，而钱陌反而越来越短。萧梁时的短陌也许是铜钱对铁钱而言。而且还要看物价定得高还是低。如果以八十为百，而价格定得比以前高百分之五十，那么，虽行短陌，物价还是上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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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的叛乱。首都建康受到围攻，不久就失陷了，武帝饿死。各地勤王的军队向首都进发。这时铁钱的数量，一定续有增加。史书说：“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194〕在侯景围城的时候，建康城中物价狂涨：米一斗八十万，狗一条二十万〔195〕。侯景方面也因缺粮，米一斛卖到几十万。这些自然都是用铁钱计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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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死后，萧绎在江陵即帝位，发行当十钱。这当十钱大概是铜钱，当十枚铁钱。果如此，则当局承认币值贬成五分之一。而且这当十钱的分量无论如何比不上天监五铢或公式女钱。所以贬值的倍数还要更大。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军大举南攻，萧绎被杀。陈霸先在建康立萧方智为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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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帝在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下令杂用古今钱，所谓古今钱，大概包括铜铁钱。铜钱中大部分大概是所谓鹅眼钱。这些钱恐怕不会平价流通。次年铸四柱钱，一当二十，大概也是指二十枚鹅眼钱，这是进一步贬值。不过这种名价不容易维持，所以十三天以后，就改为当十，又过四天，改为同普通钱平价流通。此后，几个月就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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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末的物价，虽然没有记录，但除了发行大额货币以外，短陌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竟以三十五钱为一百〔196〕，这大概是由于铁钱不用，铜钱感到缺乏的关系。物价数字一定很高。而以实钱计算的物价却未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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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初流通的钱币，除四柱钱以外，还有二柱钱和鹅眼钱。各种钱都等价流通，可是轻重不等；二柱钱就比鹅眼钱重，所以私家将比较重的钱销镕改铸，杂以锡铁。也有用粟帛来支付的，这就表示当时货币流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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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想要稳定币值，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改铸五铢钱。一枚抵旧钱十枚。这种五铢钱是四五十年来最厚重的，无论如何，比梁末的四柱五铢和两柱五铢要厚重。以之当十枚鹅眼钱，不能算是怎样过分。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太货六铢，和五铢同时流通，一枚当五铢十枚。但重量还不到天嘉五铢的一倍，这就是严重的贬值行为。人民很不满意，因为无力反抗，只好进行诅咒，说六铢钱对皇帝不利。因为六铢的六字，篆得好像一个人叉着腰，大家就说叉腰哭天子，不久宣帝果然死了。起初还想使它同五铢等价流通，后来废六铢，专用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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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领土已大为缩小，因为侯景乱后，益州江陵都为西魏所占。岭南各州，都不用钱，或用金银，或用盐米布匹。在后主的时候，币制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在隋军来攻的时候，也没有实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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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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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马晋正在衰弱下去的时候，北方的游牧部族中比较进步一点的鲜卑族的代人，不断地扩充地盘，抢夺别的民族的牛羊牲口。这一个部族，羡慕汉人的文化已久，到4世纪的末季，成立了国家。这就是北魏。他们那时不要说货币，就是农业社会所应当有的布帛也不生产，只靠从南方用抢劫的方式得来，所以许谦偷了两匹绢，太祖不忍见他的面，恐怕他自杀〔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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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即后魏太祖天兴元年）以前，他们还是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同其他部族的冲突，主要目的是掠夺奴隶和畜产。他们有经常狩猎的习惯。他们的地名都与野兽与家畜有关系，如羊羖、豺山、马城、青牛山、虎圈、白鹿坡、牛川、蟠羊山、犊渚、马髦岭、犊儿山等；他们有名叫羊儿的王子，有名为虎头的皇叔，有叫皮豹子的大将。对于官吏的赏赐是用牛羊。他们怕的是瘟疫，而不是水旱〔198〕，正如农业社会的人所怕的是水旱，而不是失业一样。直到拓跋宏（高祖）迁居洛阳的时候，他旧日的部下，还是不肯离开北方的广漠，来过城市生活，所以决定冬天住南方（即洛阳），夏天回到北漠去〔199〕。自晋隆安二年到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即南齐建武二年）那近一百年间，他们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工作，生活也安定了下来，这样就容易感染到汉人的较高的封建文化，使它转入一种农殖的生活，计口受田。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剩余的农产品，出现了商业行为，并且有借贷的事；但自然经济仍旧占着支配的地位，不论租赋、计赃、赈恤、俸给、物价等，都是以布帛计算。到太和十九年以后，才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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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虽到太和十九年才正式铸钱，但并不是说那以前完全没有用过钱。不要说北朝的汉人早就生活在货币经济之下，就是他们自己的商人也难免同南朝人有往来交易，把铜钱带回去。而且北朝几次攻破南朝的城池，俘去南朝的将卒，绝无不掠夺钱财之理。慕容白曜于皇兴三年（公元469年）攻入东阳的时候，便抢到铜钱十五万〔200〕。不过北方人民经过长期的战祸，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货币流通衰退了，自然经济占了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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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九年铸的钱是太和五铢。令全国各州镇通用。从此百官俸禄将绢额折合铜钱支付，每匹合二百钱。同时在各处设置铸炉和钱工，准许人民自由铸造，只需铜色精炼〔201〕。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冬又铸五铢钱。但各地的流通情形不一律。有些地方只用古钱，有些地方甚至仍旧“裂匹为尺，以济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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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经济还不是很发达，所以在宣武帝的时候，大概还不存在币值波动的问题。但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南朝的战争以及人民负担的加重，必然会引起私铸。太和五铢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而且文字有简作太禾五铢的。至少在孝明帝末年，私铸已相当严重。当时铜价八十文一斤，私铸薄钱，一斤多可以铸两百文。名为五铢，实际上不到两铢。甚至有“风飘”“水浮”的名称，比榆荚还薄，一穿贯就破，放在水上，欲沉不沉的样子。米价每斗差不多要一千文〔202〕。于是高谦之建议铸三铢钱。他的理由是：战争没有停，国库空虚，铸小钱可以充实国库〔203〕。他的兄弟恭之主张铸大钱，铸明年号，一斤铜只铸七十六文，铜价至少要五十几文，加上人工、锡、炭等费，使私铸无利可图〔204〕。杨侃则主张铸五铢钱，并且让官民同时铸造。孝庄帝听从杨侃的话，乃铸永安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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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铸钱，目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不但铸得少，而且抛出绢帛来收回通货，每匹只卖两百钱，市价要三百。这一措施，并没有收缩通货，反而引起私铸，使得永安五铢轻重不一，增加了币制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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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北魏货币的购买力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有波动，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小波动。因为北魏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也没有铸造特别轻小的钱币。当局为了维持币值和政权，还不断想制止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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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出走长安，分为东西两魏。双方不断的战争，使得私铸很严重。例如东魏，虽然继续使用永安五铢，可是私钱的名目很多，如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大概都是永安五铢，但无法加以识别。那时冀州以北根本不用钱，而用绢布。孝静帝元象、兴和间，连年丰收，谷价低到每斛九钱〔205〕。武定初（公元543年）曾派人到各州去收集铜和恶钱，改铸永安五铢，但不久又因私铸而减重。六年（公元548年）在全国各州镇郡县的城门上，设置两把标准秤，一切铜钱，必须五铢重，才许通过，即每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但“群官参议”们因为那时谷贵，请求缓行，乃止。不久，就亡于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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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在天保四年（公元553年）铸造常平五铢，制作精巧，分量合乎标准，币值比较高。但因赏赐无度，一定会加重赋敛，所以史书说常平五铢还没有发行，私铸已兴，一两年间，就变得滥恶，杀戮也制止不了，乃提高铜价，使私铸利薄而减少。但乾明、皇建间（公元560年）私铸又厉害起来。邺中流通的钱币，有所谓赤熟（一作赤郭）、青熟、细眉、赤生等名称，河南则有轻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流通的钱币各不相同。武成帝更加奢靡。后主时变本加厉，宫中一裙值万匹，镜台值千金。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建造穆皇后大宝林寺，劳费以亿计〔206〕。这些浪费，全靠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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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对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都要征税〔207〕。所以私铸更加猖獗，用生铁加一点铜来铸钱〔208〕。徐州城中五级寺有铜像一百躯被偷〔209〕，一定同私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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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实行过两次改铸：一次是大统六年（公元540年），一次是大统十二年。史书虽然没有说明这两次铸钱的性质，但总不会是一般的铸钱，一般的铸钱是年年进行的。一定是改铸，是一种币制改革的性质，而且一定是减重，至少大统十二年的一次是减重。也可能是同东魏在进行货币战争。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与三国时孙吴同蜀汉的关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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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传了三个皇帝，二十二年，后为宇文氏所篡，是为北周。北周和北齐约略同时。当时南朝正是梁陈两朝。这个时期，中国的币制最为混乱。南方有陈的五铢六铢，北方有齐的常平五铢。宇文泰创立了一种府兵制，使大批当兵的人，除军事训练外，既不生产，也无其他赋役。武帝宇文邕更加重视这种工作，这使北周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但必然会增加财政上的开支。所以宇文邕一即位，马上就铸造大额货币，实行货币贬值。首先是铸造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五枚，这就等于减重。这时候，梁益境内，杂用古钱交易，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十三年后（公元574年）又铸当十的五行大布，而重量和布泉差不多，等于又减重成十分之一。史书说“大收商贾之利”〔210〕，这正是统治阶级的目的。但次年边境上就发生盗铸，大概重量再有减低。因为遗留下来的五行大布中，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于是当局禁止五行大布出入四关；而布泉则只许进关，不许出关。后来废止布泉。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造永通万国钱，这永通万国钱，只重六公分，一枚当五行大布十枚，合五铢钱五百枚，五铢以二公分计算，那就等于减重成一百六十六分之一；当然又引起私铸，私铸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所以北周的三种钱币，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当时人民并不实用。许多地方使用绢布。甚至百年来所不大用的黄金，又成为支付的工具了。一部分地方，使用西方的金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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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统一南北两朝，实行紧缩政策，同时承平渐久，国内生产增加，所以“仓库盈溢”，“布帛之积，达于南郭”〔211〕。因此多年来波动的币值，大概就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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