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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钱上的月文虽以在穿孔上面的为最普通，但也有在穿孔下面或左右的。这些都不多见。书法也不一样，制作精整的很少，大概是后铸，应当归入第三类。此外还有一种长形的月文，有人名之为爪文，以示区别。这种爪文不但出现在穿孔的上下左右，而且出现在穿孔的四角上。文字有大小，轮郭有阔狭，爪文的弧形有时向内，有时向外。但是在书法上有些共同的地方，初看近似短一元开元，细看又有区别。精整的也不多，恐怕也铸得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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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只就光背开元和月文开元的先后作了一些分析。在光背开元中，有人把一种大字的看作是初铸，但没有可靠的依据。这些问题将来依靠发掘可以解决。有些文字接近乾封泉宝的，大概是乾封以后所铸。至于光背的短一元开元，因为数量既多，又整齐划一，我认为应当是玄宗时的官炉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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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对于开元钱的断代问题的确有参考作用。乾封泉宝的宝字狭长，宝字的脚掌伸到内郭线以下，贝字的目部成长方形，中间两横画较短。乾元重宝的宝字就很不相同，从这些差别中，也许可以看出开元钱的先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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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背开元和月文开元的先后问题还有几点需要加以解释：第一，有月文的开元钱要比光背开元多一些。而自武德四年开铸开元钱到天宝之乱，其间有一百三十几年，自天宝之乱到会昌五年，不到九十年；如果战前所铸都是光背，则光背开元数量应当是最多的。而且也不能说战后就不再铸光背开元，连会昌开元也以没有月文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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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月文的开元钱，制作有很精整厚重的，不可能都是战后所铸。从大历钱和建中钱的制作看来，战后的钱币是很滥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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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就是初唐铸钱数量是极少的，特别在贞观年间，自然经济占主要的地位，物价也非常低。到开元、天宝时才大量铸钱。而且有一部分光背开元可能在战时被人销镕用来铸造乾元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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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点，我的解释是：战前的开元钱虽然以光背为主，但那是指官炉，一些偏炉或赐炉或属于币制改革的开元可能已加铸月文了。例如武德四年除京师外，还在洛、并、幽、益等州设置钱监铸钱，此外秦王、齐王各赐三炉，裴寂赐一炉。这里只有京师的钱监可以说是真正的官炉，各州以及各赐炉所铸，是否和中央政府所铸一样，就是一个问题，可能其中就有用月文作为记号的。又如乾封泉宝失败之后，再铸开元，也可能加一标记。乾元以后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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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战前已有月文出现，而且是出现在开元、天宝年间。《唐六典》注说，旧开元每一千重六斤四两，“近所铸者多重七斤”。《唐六典》注是开元初李林甫等人奉敕编撰的，可见唐初的开元重一钱，即二铢四絫，到玄宗时已加重了，这种事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太平盛世一定不会有所改变。有月文的开元钱中，有很精整厚重的，分量在一钱以上，这种钱绝不会是在战后铸的。应当是在开元、天宝年间所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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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加铸月文呢？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于钱币上的月文和星月加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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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文的来源，过去的史家和钱币学家已争论了几百年。但有一点是许多人所公认的，就是这月文是皇后的甲痕。说是初进蜡样的时候，皇后掐一甲，铸钱者不敢动，结果遗留在钱背上。大家所争论的究竟是哪一个皇后的甲痕，最普遍的说法〔14〕是文德皇后，也有人说是太穆窦皇后的〔15〕，甚至有人说是杨贵妃的〔16〕。最后一种说法自然最为动听，所以金朝诗人李俊民有“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陈其年也有“有似开元钱样，一缕娇痕巧印”的句子。司马光甚至加以一番考证，说在铸开元钱的时候，窦后已死，文德未立。玉环自然还没有生下来，所以不可能是杨贵妃的甲痕。这些人显然以为自始即有月文。也有人说后来的乾元、汉元、周元、宋元等钱都有月文，而且开元钱的月文上下左右不同，岂能一一掐之。这些话只表示思想的混乱。其实开元钱既不是个个都有月文，而唐朝几百年间铸开元钱的次数很多，所以月文的出现可能是在初唐，也可能是在中唐。换句话说，如果月文是皇后甲痕的话，未始不可以是杨贵妃的甲痕。而且甲痕之说，自然是指它的起源，后来和后代的月文是模仿。所以有些甲痕若是贵妃的，有些甲痕可能是铸匠的。问题在于：月文到底是不是甲痕，因为钱上不但有月文，而且还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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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开元的背面，除了各种月文、星文和星月或日月文之外，还有云文。云文又有几种，有大云、小云，还有三朵云的，更富装饰趣味，线条更细。乾元钱上，除月文、云朵外，还有飞鸟，所以也许开元钱上也有飞鸟而没有发现。祥云和瑞鸟是唐朝文物上所常见到的，例如在唐镜上就可以看到这两样东西，无疑是取其吉祥的意义。但钱币上有这种图纹的，真如凤毛麟角，就是有星点或太阳的也不多，而月文却非常普遍，这就证明月文不能和云鸟同样看待。历代文人和史家之所以把月文说成是皇后的甲痕，不正说明这种月文不是出于中国的民俗而为中国人所不能理解么？所以我们不妨另外寻找一种解释，譬如说，是受了外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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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在外国有一定的意义。两角向上的仰月象征进步和成功，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新月总是慢慢丰满下去，最后一定会团圆。希腊人就使用这种标志，科林斯的斯塔脱银币上间或就有新月。但钱币上用星文的比较多，如希腊、罗马、迦太基的钱币上都有使用星文的例子。罗马有一种银币的背面有一大的新月，月的上面和左右分列五颗六角星。也有新月孕着七颗星的。特别重要的是波斯萨珊王朝柯斯鲁二世（Kosru Ⅱ，590—628年）的银币，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都有星月文，星月的安排和开元钱上的所谓孕星是一样的。后来波斯被阿拉伯所征服，阿拉伯帝国初期的钱币上还保留这一种标志。而且伊斯兰教正是以新月为教徽的。此外，星月也是印度的一种阶级标志。据说中亚的突厥人也曾普遍使用过新月的标志，只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大概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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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同西域接触得很频繁。中国有许多事物受到外国的影响。南北朝时，曾有西域的金银钱在中国流通，这是正史所记载的。这些金银钱大概是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的银币，因为当时拜占庭是以金币为主，而波斯是以银币为主。这由近代的发掘所证实了。唐朝同波斯、大食、突厥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开元钱上的月文和星月可能是受了它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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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货币影响中国货币的途径很多，除了通过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一事以外，还可以举出几条可能的途径：第一是波斯王裔卑路斯及其从者的来华。唐初中国同波斯的关系很密切，不但卑路斯来过中国，他的儿子泥涅斯也在中国住过许多年。中国的装饰艺术受过萨珊王朝晚期的影响。当时波斯和大食的钱币上都有星月，这种钱币有流入中国的。近代在新疆乌恰县有大量波斯晚期的银币出土，其中柯斯鲁二世的迪尔亨姆就有二百八十一枚〔17〕。吐鲁番也曾出土过这种银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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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可能的途径是通过安禄山。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胡人，本姓康，后来他母亲改嫁姓安的，他也姓安。姓康和姓安的差不多都是西域人，康是康居或康国人，安是安国人；有人且疑心安禄山是波斯人〔19〕。中国史书上说他是胡人，通六种语言，而且曾做过互市郎，自然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外国钱币。天宝三载，他任范阳节度，渐生叛意，乃筑垒范阳北，峙兵积谷，可能已从事私铸。天宝九载（公元750年）玄宗许他在上谷郡置五炉铸钱，这样他就正式获得铸币的特权了。当时每炉的产量为每年三千三百缗，五炉合计一万六千五百缗，到天宝末就至少可以合法地铸造十几万缗。这些钱上可能就有月文，而且初铸的可能很精整厚重。后来史思明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上大部分是有月文的。这样不但解决了钱币上月文的来源，而且解答了为什么有史思明的钱而没有安禄山的钱的疑案。不过假若月文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话，那就要假定安史战乱之前已为其他铸炉所仿效，并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办法，否则，到了战时，才来模仿叛逆的标志，那是说不通的。因为乾元钱往往有月文，所以月文一定是表示吉利的意思，或作为崇拜的对象，因此敌对双方都可以使用。如果使用月文是取其进步和成功的意义，那就双方都可以采用了，特别是在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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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为外来影响之说，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还有问题存在：其一，外国钱币上多是星月并铸，即中国钱币学家的所谓孕星；或者只有星文，而没有月文。而开元钱上有孕星的并不多见，而且看制作，应当是晚唐所铸的。单有星点的也少。除了光背外，绝大部分是单有月文。如果是受了波斯大食钱币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不星月并铸，而单铸月文呢？其二，外国钱币上的星是有光芒的：古希腊钱币上的星是八角星，迦太基钱币上的星也是八角星，古埃及钱币上的星是六角星，罗马帝国钱币上的星也是六角星或八角星。波斯和阿拉伯钱币上的星也是六角星。中世纪印度钱币上的星是五角星。只有作为印度阶级标志的星月才完全和中国钱币上的孕星一样。但开元钱上的星只是无光的星点。而且单有星点的开元钱实在太少了。这些都是不利于外来影响说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星形的不同，或者正代表对于事物的两种基本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表现在美术上就是中国人画想象中的实体，欧洲人画外观上的现象。表现在伦理上，中国人论动机，欧洲人论效果。但这种解释不能解决单铸月文的问题。只有在罗马恺撒大帝的某种银币上单独有新月，另外在一种东罗马式的小铜币上有甲痕式的月文，和开元钱上的月文一样。但那种外国钱币是不多见的，很难对中国钱币发生影响。我对于隋唐时中亚细亚一带的钱币的形制不很熟悉，不知月文在这些钱币上是不是一种通行的标志。因此我还不能说：开元钱上的月文，绝不是皇后的甲痕。历史上还有许多更离奇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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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月文在安史乱前一定已经出现，而且已得到相当的流行，在战时和战后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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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类开元钱则非常复杂，但数量却不多。它们的共同点是制作不规矩。也有少数光背的，但绝大部分有月文和星月文。月文不在穿孔之上，而是在下，或在左右，或在四角，或作斜立，或近似直线。正面文字的笔画也很复杂，有些属于第一类，有些属于第二类，有些自成其类。比如左挑开元便近似第一类，双挑开元则是属于第二类。我疑心左挑开元和双挑开元是天宝年间所铸的，这当然是指它们的起源。首先，它们有很厚重的，每枚有当时的一钱二分重，战后不会铸这样厚重的钱。其次，这两种钱的元字第一画比较长，同乾元重宝的元字差不多。这第三类中包括许多私铸在内，大部分大概是天宝以后会昌以前所铸的。特别是在大历建中年间所铸的。大历元年推行青苗税、地头钱，建中年间推行两税法，需要钱币的地方增多。正如陆贽所说：“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20〕白居易也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21〕但在形势压迫之下，人民只好私铸。私铸大部分自然是开元钱，但也可能有大历钱和建中钱，不过由于铜的难得，私铸数量不多。有一种背面穿孔上下各有一月文的，而大历元宝也有这种制作，大概那种开元是在大历年间所铸的，还有一种上下左右各有一月文的，料想也是这时所铸。双月开元也有分列穿孔两旁的，双月或相背，或同一方向。也有穿上孕星或穿上孕星、穿下一大星的，这些开元钱有人说是宪宗时桂阳监铸的，因为正面文字同桂字会昌开元相近。其实双月开元并不止一种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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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于普通开元钱的分类，只是形制上的分类，只对几种主要的板别作了一些分析，多少有时间上的先后，但假若把它完全看作时间上的分类，那就错了。因为天宝以后，无疑还有光背开元的铸造，同时也一定有月文在穿孔之上的。最多只能说：在初唐的钱币上，大概没有星月，至少不普遍。至于各地钱监所铸的钱是不是有区别，有什么区别，这里几乎没有接触到。这种问题恐怕只有丰富的出土资料才能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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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钱有铁质的，多出于四川，时代不能确定，制作类唐开元。据说唐代藩镇魏博（今河北大名一带）铜钱不通行，一时曾铸铁钱流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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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会昌开元，那是容易辨认的，因为背面都有文字。在数量上说来，会昌开元不但比不上有月文的开元，而且比光背开元也要少得多。近代在辽东半岛上的熊岳城出土一批古钱，其中有唐开元八百二十七枚，这里面普通开元占八百零一枚，会昌开元只有二十六枚〔23〕，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倍以上。河北定县城出土的古钱中有开元钱三百八十九枚，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五倍以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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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州郡都铸钱，单从背文看来，铸钱的似乎只有二十几州。而且也不全是用州名。比如扬州就是用昌字，虽然有些钱谱说有以扬字为背文的，但恐怕都是改刻的，真的还没有发现过。用州名的有丹、平、襄、兴、润、越、福、宣、洪、鄂、广、桂、兖、潭、益、梓、梁等十七种。此外京兆府用京字，河南府用洛字，江陵府用荆字，蓝田县用蓝字。丹字有人说是河北丹州，有人说是扬州丹阳监，都不对。丹州在陕西宜川县。桂字很难决定，郴州桂阳郡有桂阳监，而桂州（今广西）也有过钱监。若照文献所言，背文都是州名，就应当是指桂州。一般人都说是指桂阳监。甚至洛字也可能是指洛州。有人说兴字是指兴元府，但兴元府似乎应当由梁字代表，所以兴字应当是指兴州，属于顺政郡。润字有人说是浙西，有人说是镇江；两说都没有错，当时浙西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包括浙江的杭、嘉、湖三郡和江苏长江以南各郡，设有浙西观察使，以润州延陵（唐恢复丹徒之称，即今镇江市）为其治理所，日后的镇江就是在这里。浙西是江南富饶的地区，会昌时铸钱也以这里为最多。另有一种背有永字，留传极少，过去钱谱都没有著录。永字的意义也不明了。史书说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罄、炉、铎皆归巡院云云，可能为永平所铸。也可能是十国钱，以永字指前蜀王建的永平年号，因为这种钱曾在四川发现，而且永字的书法同永平元宝的永字很像。大概王建起初铸开元钱，后来再铸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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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钱谱说，还有秦字、蜀字、闽字和并字等，但没有见到实物，真假不知，可能是改刻的。然而当时各州都可以铸钱，也许还有其他种类尚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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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会昌五年七月才下令铸新钱，六年二月才下令推行。又说宣宗即位，新钱复铸为像。查武宗死于会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于柩前，则会昌开元钱的铸造前后总共不超过十个月，铸造数目不会很多，而在中国货币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会昌开元钱遗留下来的相当多，虽然远比不上普通开元，那是因为普通开元数量实在太多，它是在两百年间铸造出来的。如果铸钱的规模不变，假定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倍，那么，会昌开元的铸造时期就应当有七年之久才能铸造那么多。会昌开元钱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有许多板别。例如豫章郡的钱，背面的洪字有在穿上的，有在穿下的，有在穿左的，有在穿右的，而且同在一处又有倒置的，洪字本身又有大小之别，还有各种月文。其他各种钱也都有许多板别，就是极少见的永字钱的永字也有大小，而且永字有在穿上和穿下两种。这些都证明会昌开元绝不是在几个月里所铸造出来的。宣宗推翻武宗的政策一事，也许是真的，但后来一定续有铸造。可能宣宗以后的四五十年间所铸的钱都是这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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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铜器，对于成色，本有一定的制度，所谓“金有六齐”〔25〕，这是指六种不同的铜锡合金，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器物。但对于铸钱却不适用。隋唐以前，钱币的成色是没有标准的。汉朝盛行即山铸钱的办法，即用开采出来的原铜来铸钱，不特别杂以其他金属；所以各地所铸的钱币以及各次所铸的钱币，成色是不一律的。隋代铸钱已有和镴的办法，但似乎还没有一定的规定。到了唐朝，才有一定的制度。开元、天宝年间，每炉所用原料是：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镴三千七百零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共铸钱三千三百缗。如果每文以一钱计，则火耗应当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似乎太大了些。总之，当时钱币的成色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三二，白镴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六，黑锡占百分之二点一二。因此有些人说开元钱炼铜很精的话是不确的。许多开元钱含铜恐怕还不到百分之八十，因为有少数制作虽精整，看起来却发青白色，甚至有发灰蓝色的。历来民间相信：开元钱烧起来有水银出，并说可以治小儿急惊，其实流出来的是镴质，并不是水银。这点正说明开元钱的成色并不十分好。如果把各种开元钱加以化验一下，当可以决定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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