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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文的来源，过去的史家和钱币学家已争论了几百年。但有一点是许多人所公认的，就是这月文是皇后的甲痕。说是初进蜡样的时候，皇后掐一甲，铸钱者不敢动，结果遗留在钱背上。大家所争论的究竟是哪一个皇后的甲痕，最普遍的说法〔14〕是文德皇后，也有人说是太穆窦皇后的〔15〕，甚至有人说是杨贵妃的〔16〕。最后一种说法自然最为动听，所以金朝诗人李俊民有“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陈其年也有“有似开元钱样，一缕娇痕巧印”的句子。司马光甚至加以一番考证，说在铸开元钱的时候，窦后已死，文德未立。玉环自然还没有生下来，所以不可能是杨贵妃的甲痕。这些人显然以为自始即有月文。也有人说后来的乾元、汉元、周元、宋元等钱都有月文，而且开元钱的月文上下左右不同，岂能一一掐之。这些话只表示思想的混乱。其实开元钱既不是个个都有月文，而唐朝几百年间铸开元钱的次数很多，所以月文的出现可能是在初唐，也可能是在中唐。换句话说，如果月文是皇后甲痕的话，未始不可以是杨贵妃的甲痕。而且甲痕之说，自然是指它的起源，后来和后代的月文是模仿。所以有些甲痕若是贵妃的，有些甲痕可能是铸匠的。问题在于：月文到底是不是甲痕，因为钱上不但有月文，而且还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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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开元的背面，除了各种月文、星文和星月或日月文之外，还有云文。云文又有几种，有大云、小云，还有三朵云的，更富装饰趣味，线条更细。乾元钱上，除月文、云朵外，还有飞鸟，所以也许开元钱上也有飞鸟而没有发现。祥云和瑞鸟是唐朝文物上所常见到的，例如在唐镜上就可以看到这两样东西，无疑是取其吉祥的意义。但钱币上有这种图纹的，真如凤毛麟角，就是有星点或太阳的也不多，而月文却非常普遍，这就证明月文不能和云鸟同样看待。历代文人和史家之所以把月文说成是皇后的甲痕，不正说明这种月文不是出于中国的民俗而为中国人所不能理解么？所以我们不妨另外寻找一种解释，譬如说，是受了外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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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在外国有一定的意义。两角向上的仰月象征进步和成功，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新月总是慢慢丰满下去，最后一定会团圆。希腊人就使用这种标志，科林斯的斯塔脱银币上间或就有新月。但钱币上用星文的比较多，如希腊、罗马、迦太基的钱币上都有使用星文的例子。罗马有一种银币的背面有一大的新月，月的上面和左右分列五颗六角星。也有新月孕着七颗星的。特别重要的是波斯萨珊王朝柯斯鲁二世（Kosru Ⅱ，590—628年）的银币，正面和背面的边缘上，都有星月文，星月的安排和开元钱上的所谓孕星是一样的。后来波斯被阿拉伯所征服，阿拉伯帝国初期的钱币上还保留这一种标志。而且伊斯兰教正是以新月为教徽的。此外，星月也是印度的一种阶级标志。据说中亚的突厥人也曾普遍使用过新月的标志，只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大概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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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同西域接触得很频繁。中国有许多事物受到外国的影响。南北朝时，曾有西域的金银钱在中国流通，这是正史所记载的。这些金银钱大概是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的银币，因为当时拜占庭是以金币为主，而波斯是以银币为主。这由近代的发掘所证实了。唐朝同波斯、大食、突厥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开元钱上的月文和星月可能是受了它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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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货币影响中国货币的途径很多，除了通过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一事以外，还可以举出几条可能的途径：第一是波斯王裔卑路斯及其从者的来华。唐初中国同波斯的关系很密切，不但卑路斯来过中国，他的儿子泥涅斯也在中国住过许多年。中国的装饰艺术受过萨珊王朝晚期的影响。当时波斯和大食的钱币上都有星月，这种钱币有流入中国的。近代在新疆乌恰县有大量波斯晚期的银币出土，其中柯斯鲁二世的迪尔亨姆就有二百八十一枚〔17〕。吐鲁番也曾出土过这种银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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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可能的途径是通过安禄山。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胡人，本姓康，后来他母亲改嫁姓安的，他也姓安。姓康和姓安的差不多都是西域人，康是康居或康国人，安是安国人；有人且疑心安禄山是波斯人〔19〕。中国史书上说他是胡人，通六种语言，而且曾做过互市郎，自然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外国钱币。天宝三载，他任范阳节度，渐生叛意，乃筑垒范阳北，峙兵积谷，可能已从事私铸。天宝九载（公元750年）玄宗许他在上谷郡置五炉铸钱，这样他就正式获得铸币的特权了。当时每炉的产量为每年三千三百缗，五炉合计一万六千五百缗，到天宝末就至少可以合法地铸造十几万缗。这些钱上可能就有月文，而且初铸的可能很精整厚重。后来史思明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上大部分是有月文的。这样不但解决了钱币上月文的来源，而且解答了为什么有史思明的钱而没有安禄山的钱的疑案。不过假若月文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话，那就要假定安史战乱之前已为其他铸炉所仿效，并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办法，否则，到了战时，才来模仿叛逆的标志，那是说不通的。因为乾元钱往往有月文，所以月文一定是表示吉利的意思，或作为崇拜的对象，因此敌对双方都可以使用。如果使用月文是取其进步和成功的意义，那就双方都可以采用了，特别是在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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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为外来影响之说，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还有问题存在：其一，外国钱币上多是星月并铸，即中国钱币学家的所谓孕星；或者只有星文，而没有月文。而开元钱上有孕星的并不多见，而且看制作，应当是晚唐所铸的。单有星点的也少。除了光背外，绝大部分是单有月文。如果是受了波斯大食钱币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不星月并铸，而单铸月文呢？其二，外国钱币上的星是有光芒的：古希腊钱币上的星是八角星，迦太基钱币上的星也是八角星，古埃及钱币上的星是六角星，罗马帝国钱币上的星也是六角星或八角星。波斯和阿拉伯钱币上的星也是六角星。中世纪印度钱币上的星是五角星。只有作为印度阶级标志的星月才完全和中国钱币上的孕星一样。但开元钱上的星只是无光的星点。而且单有星点的开元钱实在太少了。这些都是不利于外来影响说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星形的不同，或者正代表对于事物的两种基本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表现在美术上就是中国人画想象中的实体，欧洲人画外观上的现象。表现在伦理上，中国人论动机，欧洲人论效果。但这种解释不能解决单铸月文的问题。只有在罗马恺撒大帝的某种银币上单独有新月，另外在一种东罗马式的小铜币上有甲痕式的月文，和开元钱上的月文一样。但那种外国钱币是不多见的，很难对中国钱币发生影响。我对于隋唐时中亚细亚一带的钱币的形制不很熟悉，不知月文在这些钱币上是不是一种通行的标志。因此我还不能说：开元钱上的月文，绝不是皇后的甲痕。历史上还有许多更离奇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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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月文在安史乱前一定已经出现，而且已得到相当的流行，在战时和战后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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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类开元钱则非常复杂，但数量却不多。它们的共同点是制作不规矩。也有少数光背的，但绝大部分有月文和星月文。月文不在穿孔之上，而是在下，或在左右，或在四角，或作斜立，或近似直线。正面文字的笔画也很复杂，有些属于第一类，有些属于第二类，有些自成其类。比如左挑开元便近似第一类，双挑开元则是属于第二类。我疑心左挑开元和双挑开元是天宝年间所铸的，这当然是指它们的起源。首先，它们有很厚重的，每枚有当时的一钱二分重，战后不会铸这样厚重的钱。其次，这两种钱的元字第一画比较长，同乾元重宝的元字差不多。这第三类中包括许多私铸在内，大部分大概是天宝以后会昌以前所铸的。特别是在大历建中年间所铸的。大历元年推行青苗税、地头钱，建中年间推行两税法，需要钱币的地方增多。正如陆贽所说：“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至钱，非官铸不行。”〔20〕白居易也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21〕但在形势压迫之下，人民只好私铸。私铸大部分自然是开元钱，但也可能有大历钱和建中钱，不过由于铜的难得，私铸数量不多。有一种背面穿孔上下各有一月文的，而大历元宝也有这种制作，大概那种开元是在大历年间所铸的，还有一种上下左右各有一月文的，料想也是这时所铸。双月开元也有分列穿孔两旁的，双月或相背，或同一方向。也有穿上孕星或穿上孕星、穿下一大星的，这些开元钱有人说是宪宗时桂阳监铸的，因为正面文字同桂字会昌开元相近。其实双月开元并不止一种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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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于普通开元钱的分类，只是形制上的分类，只对几种主要的板别作了一些分析，多少有时间上的先后，但假若把它完全看作时间上的分类，那就错了。因为天宝以后，无疑还有光背开元的铸造，同时也一定有月文在穿孔之上的。最多只能说：在初唐的钱币上，大概没有星月，至少不普遍。至于各地钱监所铸的钱是不是有区别，有什么区别，这里几乎没有接触到。这种问题恐怕只有丰富的出土资料才能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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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钱有铁质的，多出于四川，时代不能确定，制作类唐开元。据说唐代藩镇魏博（今河北大名一带）铜钱不通行，一时曾铸铁钱流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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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会昌开元，那是容易辨认的，因为背面都有文字。在数量上说来，会昌开元不但比不上有月文的开元，而且比光背开元也要少得多。近代在辽东半岛上的熊岳城出土一批古钱，其中有唐开元八百二十七枚，这里面普通开元占八百零一枚，会昌开元只有二十六枚〔23〕，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倍以上。河北定县城出土的古钱中有开元钱三百八十九枚，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五倍以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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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州郡都铸钱，单从背文看来，铸钱的似乎只有二十几州。而且也不全是用州名。比如扬州就是用昌字，虽然有些钱谱说有以扬字为背文的，但恐怕都是改刻的，真的还没有发现过。用州名的有丹、平、襄、兴、润、越、福、宣、洪、鄂、广、桂、兖、潭、益、梓、梁等十七种。此外京兆府用京字，河南府用洛字，江陵府用荆字，蓝田县用蓝字。丹字有人说是河北丹州，有人说是扬州丹阳监，都不对。丹州在陕西宜川县。桂字很难决定，郴州桂阳郡有桂阳监，而桂州（今广西）也有过钱监。若照文献所言，背文都是州名，就应当是指桂州。一般人都说是指桂阳监。甚至洛字也可能是指洛州。有人说兴字是指兴元府，但兴元府似乎应当由梁字代表，所以兴字应当是指兴州，属于顺政郡。润字有人说是浙西，有人说是镇江；两说都没有错，当时浙西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包括浙江的杭、嘉、湖三郡和江苏长江以南各郡，设有浙西观察使，以润州延陵（唐恢复丹徒之称，即今镇江市）为其治理所，日后的镇江就是在这里。浙西是江南富饶的地区，会昌时铸钱也以这里为最多。另有一种背有永字，留传极少，过去钱谱都没有著录。永字的意义也不明了。史书说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罄、炉、铎皆归巡院云云，可能为永平所铸。也可能是十国钱，以永字指前蜀王建的永平年号，因为这种钱曾在四川发现，而且永字的书法同永平元宝的永字很像。大概王建起初铸开元钱，后来再铸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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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钱谱说，还有秦字、蜀字、闽字和并字等，但没有见到实物，真假不知，可能是改刻的。然而当时各州都可以铸钱，也许还有其他种类尚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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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会昌五年七月才下令铸新钱，六年二月才下令推行。又说宣宗即位，新钱复铸为像。查武宗死于会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于柩前，则会昌开元钱的铸造前后总共不超过十个月，铸造数目不会很多，而在中国货币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会昌开元钱遗留下来的相当多，虽然远比不上普通开元，那是因为普通开元数量实在太多，它是在两百年间铸造出来的。如果铸钱的规模不变，假定普通开元为会昌开元的三十倍，那么，会昌开元的铸造时期就应当有七年之久才能铸造那么多。会昌开元钱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有许多板别。例如豫章郡的钱，背面的洪字有在穿上的，有在穿下的，有在穿左的，有在穿右的，而且同在一处又有倒置的，洪字本身又有大小之别，还有各种月文。其他各种钱也都有许多板别，就是极少见的永字钱的永字也有大小，而且永字有在穿上和穿下两种。这些都证明会昌开元绝不是在几个月里所铸造出来的。宣宗推翻武宗的政策一事，也许是真的，但后来一定续有铸造。可能宣宗以后的四五十年间所铸的钱都是这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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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铜器，对于成色，本有一定的制度，所谓“金有六齐”〔25〕，这是指六种不同的铜锡合金，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器物。但对于铸钱却不适用。隋唐以前，钱币的成色是没有标准的。汉朝盛行即山铸钱的办法，即用开采出来的原铜来铸钱，不特别杂以其他金属；所以各地所铸的钱币以及各次所铸的钱币，成色是不一律的。隋代铸钱已有和镴的办法，但似乎还没有一定的规定。到了唐朝，才有一定的制度。开元、天宝年间，每炉所用原料是：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镴三千七百零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共铸钱三千三百缗。如果每文以一钱计，则火耗应当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似乎太大了些。总之，当时钱币的成色是铜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三二，白镴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六，黑锡占百分之二点一二。因此有些人说开元钱炼铜很精的话是不确的。许多开元钱含铜恐怕还不到百分之八十，因为有少数制作虽精整，看起来却发青白色，甚至有发灰蓝色的。历来民间相信：开元钱烧起来有水银出，并说可以治小儿急惊，其实流出来的是镴质，并不是水银。这点正说明开元钱的成色并不十分好。如果把各种开元钱加以化验一下，当可以决定开元、天宝年间的官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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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以前，历代铸钱的炉数从来不见记载。战国时期，只能从刀布上的地名来推算炉座的数目，汉以后钱币上没有地名，连这一点根据也没有了。隋代铸钱的地方，除京师长安外，只晓得在扬州、并州、鄂州、益州等地共有二十五炉铸钱。全国到底有多少铸钱的地方和炉座，无法知道。直到唐代才有这方面的资料。史书说，天宝年间全国共有九十九炉铸钱，计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五州各十炉，益、邓、郴三州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每年共铸三十二万七千缗〔26〕，实际上全国只有十一州铸钱。会昌年间也只有二十二三州铸钱。如果拿这些数字来同欧洲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铸造权远比欧洲集中。在6、7世纪的时候，单是现在法国范围内便有几百个铸钱的地方，如果以星点来代表钱币的铸地，那么，当时法国地区的地图上仿佛夏夜的天空一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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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钱的文字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情况。中国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大篆，秦以后是小篆，一直到隋末为止。其间莽泉的垂针篆、刘宋孝建钱的薤叶书，以及北周布泉的玉箸篆，都是小篆的变体；蜀汉直百五铢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这是中国钱币上最早的隶书，李寿的直汉兴也是隶书，但这些都是例外。开元钱是用隶书，或所谓八分书。相传是名书家欧阳询所写的。唐以后钱币上的文字，也还有用篆书的，那也是例外。所以唐钱的体制，在中国货币史上，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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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唐朝钱币似乎并不怎样出色。虽然历代史家和钱币学家，盛称开元钱上的欧阳询的八分书。但比起南北朝某些钱币来，似乎也还是有所逊色。所以有些研究铜器艺术的人，认为中国的艺术在晋以后就绝了。他们认为：不要谈古代的青铜器，单就铜镜来说，就可以明了，先秦铜镜的图案最美，汉镜也有很好的，唐镜简直是俗不堪看。其实唐镜无论在形式上和花纹上，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最新颖最时髦的，因为那些花纹是刚从西方传来的。只因这些图案在近代的日常生活中看得太多了，现代人觉得俗气。当时人看汉镜的图案，大概也觉得俗气罢。但钱币和铜镜不同：铜镜是由变化少到变化多，钱币是由变化多到变化少。唐以前的钱币，大小、轻重、文字都是千变万化，到了唐代，就大体上统一了，几百年间不再有什么变化。这在文化上也许是一个缺点，可是在经济上它是一个优点。而且过于低估唐钱的水平也是不对的，也许由于数量太多，所以觉得平凡；实际上它那种浑厚大方的形式，正反映了唐代文化和美术的特点。如果把开元钱和孝建钱摆在一起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纤弱，前者坚实。从整个唐代的钱币艺术来看，它的弱点是少变化，绝不是说开元钱不美观。拿一枚精整的开元钱同中国历史上最精美的方孔钱比较一下，它不会有一点愧色，尤其是光背开元中元字第一画特别短的一种，轮郭圆细，书体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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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唐代的货币文化也传播到外国去。如日本、朝鲜等国。此外，也影响了一些西域的民族，如回纥和突骑施。在安史叛乱的时候，回纥曾以军队协助唐室平定叛乱，唐王朝赠其统治者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称号，并把宁国公主嫁给他。他的儿子牟羽可汗曾铸造一种方孔钱，两面都用回纥文，一面为“美誉贤明回纥牟羽天可汗”的意思，另一面为“保国敕令”的意思。突骑施是西突厥的一支，开元、天宝年间前后，铸造了几种方孔钱，上有突厥文〔28〕，有的兼用突厥文和汉文，这种钱币似乎流通了一两百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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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有一种高昌吉利钱，略大于小平钱，狭缘厚肉，重九公分多。文字隶书。一般认为是高昌国所铸。证之近年在吐鲁番曾发现这钱〔30〕的事实，也许不是没有道理，但这钱的制作不像是外国钱，年代也难以确定。有人说是麴朝所铸〔31〕。麴朝的创建人麴嘉于北魏时继马儒统治高昌，共传九代，一百四十四年，亡于唐初。这一时期，高昌同中原的往来很频繁。隋室任麴嘉的六世孙伯雅为光禄大夫和车师太守，并嫁以华容公主。伯雅曾在隋住了三四年，回去后下令解辫削衽〔32〕。然而史书说高昌在南北朝时赋税计田输银钱，无银钱则输麻布〔33〕，显然不用中国式的钱币。玄奘去印度的途中，经过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以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等五百匹，以充玄奘往返二十年的费用〔34〕。《大唐西域记》也不提高昌用中国式的铜钱的事。史书所提的银钱，应当是西方式的银钱，大概是波斯的银币。后来唐麴交恶，麴朝为唐所灭，置为西州〔35〕。那以后自然更不会另行铸钱。所以高昌吉利不可能铸于那个时期，而且高昌吉利钱的年代最早只能见到五代十国，见不到南北朝或隋唐。它的文字制作有点像刘燕的永安铜钱。不过永安钱有人说是安禄山钱，所以他们也把高昌吉利看成中唐钱。高昌在唐末又为回鹘所据〔36〕，作为回鹘的国都，一直到元代。若是铸于这一时代，那就只能说是回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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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好把汉唐并称，那是从国力、军事力量以及对外的威信来讲的。其实在货币制度方面也可以并提。汉代自武帝元狩五年起，一直用五铢钱，三百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唐代自武德四年起一直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无独有偶。这是一种优越的货币制度，短期的变动和一些私铸问题不能归罪于货币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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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代十国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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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国那个混乱的期间，钱制非常复杂。而且多不见于史书。这方面有赖于历代钱币学家和收藏家的搜集钻研，使我们能知道当时钱制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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