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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们不能把开元制和西汉制来比较一下，因为西汉俸制记载不全。但如果我们把开元制和东汉延平制来比较一下（见表4-4），便可以知道，东汉（公元2世纪初）官吏的所得，无论在货币数字上或在真实所得上，都远比不上盛唐（8世纪前半）。东汉最高级的中二千石每月货币所得不过十八贯，折成大米只有二十六公石。开元时的三品官每月货币收入也在三十贯以上，真实所得合米九十公石。东汉号称一百石的最低级官吏每月的货币所得约为一千六百文，真实所得为米两公石；唐开元时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吏每月货币所得有三千八百多文，真实所得在十一公石米以上。两汉官禄因为是以米谷为计算标准，所以受货币购买力波动的影响比较少，只有俸额的增减和东西汉量法的不同，所以西汉盛时官吏所得与东汉相差不会十分远。就算照东汉加倍，也比不上开元制。不过汉代官吏经常得到帝王的赏赐〔267〕，这种赏赐，也构成所得的一部分，而且在总所得中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小。尤其像卫青等武将，一次打胜仗后所得到的赏赐要超过一生的官俸收入。不过这是特殊的例子，这种例子唐代也不是没有，郭子仪所得到的赏赐恐怕也不少。所以有人说：汉唐两代对于武将特别优遇。但一般说来，汉以后，赏赐减少。而且每有硬性的规定，唐代便是一例。不过唐代官吏另外还有职分田的收入没有包括在内，唐代京官职分田自一品的十二顷到九品的二顷。一顷产米以五十石计〔268〕，假定官吏分得百分之六十，则一品官每月收入有十七公石八斗三升，九品官二公石九斗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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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汉唐二代官吏月俸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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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劳动人民的收入，则资料不多。玄宗时工钱是每天三尺绢〔269〕。绢价若以五百五十文一匹计算，则一个月的代役费是一千二百三十七文，合得大米三公石六斗六升，等于一个九品官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实际上有时一匹只能卖两百文。德宗建中元年，园丁的工钱每年九百六十文，另加米七斛二斗〔270〕。当时物价很高，米价大概要一两千文一斛，所以每月的真实收入不过四公斗米。宣宗大中年间，佣工的工钱每月五百〔271〕，当时米价没有资料，若以开成年间的米价为标准，则合得大米三公斗六升。不过唐代有计口授田的办法，一般人有一种基本的收入，工钱只能说是补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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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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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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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货币流通，变化很多，初唐以实物经济为主，中唐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货币贬值，接着是一次回缩，晚期又一定程度地返回到实物经济去。所以当时对货币的意见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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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一直到开元年间，国内维持着和平，商业获得发展，货币数量显得不够。特别由于南北朝的钱制混乱，绝大部分钱币不够分量，武德四年的币制改革已废用旧钱，采用新的开元通宝，货币供应全靠新铸，货币数量显得更少，所以盛行实物经济。当时赐炉铸钱，也不失为一种补充的办法。留心货币问题的人，往往主张铸钱，多少带一点金属论的观点。陈子昂（公元659—700年）便是一个例子。他在《上益国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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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见剑南诸山，多有铜矿，采之铸钱，可以富国。今诸山皆闭，官无采铜，军国资用，惟敛下人。乃使公府虚竭，私室贫弊，而天地珍藏，委废不论。〔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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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年因钱少，当局叫商民不要专用现钱，而要兼用绫、罗、绢、布、杂货等。但实物作货币究有许多不便，二十二年张九龄（公元673或678—740年）代玄宗拟《敕议放私铸钱书》〔273〕，反对实物货币，主张自由铸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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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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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货币”二字还是指商品。张九龄不仅认为货币经济比实物经济好，而且以为由于货币数量太少，使得物价太低，影响生产。因此为要维持生产，就必须提高商品价格，必须增加铸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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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顷虽官铸，所亡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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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变通之法就是让人民私铸。时皇帝依其奏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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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况古往今来，时异事变，反经之义，安有定耶。终然固拘，必无足用。且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朕将亲览，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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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对的人很多，裴耀卿和李林甫都不赞成。刘秩也举出五不可的理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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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应为钱字）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穽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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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秩的五不可，并没有什么创见，多系抄袭《管子》和汉代法家的言论。他不从币制统一的需要出发来反对任人私铸，而从维持统治者的独占权的需要来反对，把货币看作一种统治的手段，更是与法家一鼻孔出气。所以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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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相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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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把私铸同生产联系起来，而且说私铸使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穷人总是替富人铸钱。这里他对穷人表示了一点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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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秩也是一个数量说者。他想操纵货币的数量来稳定物价。而且他提到货币价值同人口的关系，这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