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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金银买卖和兑换性质不同。生金银买卖是把金银当作一种商品；兑换则是把金银当作货币。只因唐代有用金银作支付工具的事，白银在岭南更是通行的货币〔367〕，所以唐朝的金银铺多少有兑换机关的性质。到五代的时候，白银的使用增加，银匠店渐见重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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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汇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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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在外国发明很早〔369〕，中国到唐代才产生。唐朝产生汇兑的原因有四：第一是钱币缺乏；第二是因钱少各地渐有禁钱出境的事〔370〕；第三是税场多，税款常须移转；第四是商业发达，渐觉铜钱携带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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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汇兑叫作飞钱。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衙门。当时各道的地方政府在京师都有代表办事处，叫作进奏院，专同中央政府联络，自然经常需要钱用。商人们在京师把货物卖出后，如果不愿意携带现款回家，就可以将货款交给他本道的进奏院，进奏院发行一张票券，叫作文牒或公据，这文牒或公据分成两半，一半给汇款人，其余半张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的时候，合券核对不错，就可以领回货款。这样一方面消除商人携带现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地运钱到京师去。这种合券取钱的办法，实是由借据转化而来的，不过由时间上的移转变为空间上的移转罢了。这是元和初年的事〔371〕。经营这种业务的政府机关，除各道进奏院外，还有各军各使，以及户部度支盐铁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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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商人办理飞钱的，是因他们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为免输送现金，甚至为因此牟利起见，亦招徕这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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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汇款似乎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政府方面自然要增加些开支。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或不大明了汇兑的好处，竟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加以禁止〔372〕。汇兑本来可以节省货币的用途，可以解救通货紧缩的困难。一加禁止，商贾必须输送现款，一方面流通速度减低，一方面因商人运钱出京而使通货数量减少，于是物价更跌。这样政府才晓得禁飞钱的失策。就在元和七年再许商人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但每一千钱要收汇费一百文，商人都不汇，乃改为平价汇兑。其实当时银根那样紧，政府应当用补贴政策，才可以使汇款增加。否则人民仍是将现钱留在身边〔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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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钱也叫作便换〔374〕，实际上便换一词用得更多，唐以后完全叫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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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钱便换，可以说是一种信用，商人汇款时无异是对承汇机关供给一种放款。但也须付款单位守信用才行。譬如在京师把钱交给政府机关，便须地方政府守信用随时兑现，否则商民遭受损失，或至少感觉不便。在懿宗时（公元860—873年）商人把汇票拿到各州府去兑款，有被各州府留难的事，这样商人当然不敢再汇款了，所以当局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下令各州府不许留难〔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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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书·食货志》和王溥《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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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旧《唐书》都称开元通宝，乾封二年五月的《用旧钱诏》中明明说是“开元泉货”和“开元通宝”（《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财利》）。裴耀卿、李林甫和萧炅等也说过“钱者通宝……”的话（《通典·食货一〇》）。但《唐六典》注称开通元宝。《唐六典》是玄宗御撰，注是宰相李林甫所为，这种官书自然为士大夫如杜佑、欧阳修等人所信任。然而李林甫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而且《唐六典》的内容很简略；虽然时代早于《旧唐书》，但《旧唐书》并非杜撰，乃根据唐人吴兢、韦述等人的原著编写的。吴兢的《唐书》成于开元中，各点交代得很清楚。后出书不附和前书，必有原因。《唐六典》注的名称可能由于抄刻之误，也可能因民间本有两种读法，注者想要强调当时年号不是抄袭钱名，故意采另一种读法。宋人把这钱的读法弄错了，使得宋钱的读法形成一种不统一的制度：元宝钱直读，通宝钱环读，这实际上是制度上的混乱。千年来，中国的史家对这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各行其是，互不相争。日本钱币学界倒是发生过争论。奥平昌洪和三上香哉等人主张读作开通元宝，中川近礼、中村不折、滨村荣三郎等人主张读作开元通宝。前者另有其原因，就是他们的皇朝十二钱都是环读。这对于开元钱环读的说法，的确是一个有力的理由，因为日本的和同开珎是仿开元钱的，而且时代相同。不过他们对开元钱的读法，大概是受当时中国民间读法的影响，其实那十二钱中，就有两枚读通宝，没有一枚读元宝。中国的钱币学家还是读作开元通宝。中国的读法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开元是开始一个新纪元的意思，开通一词，就比较庸俗了。通宝是通行的宝货的意思，也比元宝的意义适当。北魏时有人说“大魏之通货”（《魏书》），北周有永通万国钱，都是取其通行的意思。中国钱币上的文字，除了先秦的环钱是环读以外，只有孙吴的当千以上大泉是环读，其他全是直读，如莽泉，蜀汉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金、定平一百，后魏的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北齐的常平五铢，几种北周钱，以及南朝的太货六铢等。所以单从这一传统看来，也应当读作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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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旧唐书》和《通典》说是每贯重二十斤，《新唐书》和《通考》作十二斤，应以二十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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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宗实录》大历四年正月丁酉：“关内道铸钱等使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源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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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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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俊卿《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九《铜钱》引《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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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会要》卷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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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洪遵《泉志》卷三《开元大钱》。但戴熙《古泉丛话》对之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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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建中四年讨李希烈……赵赞以常赋不足用，乃请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以一当十，权其轻重。又请置大田。……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皆行常平、税竹木茶漆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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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泉志》引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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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郭圆整，书体端庄，间发青绿朱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天启三年，南工部郎白绍光职掌鼓铸，建议前朝旧钱，非时王之制，不应互用，致泉壅滞，悉宜追毁，以裕国储，大司空以为能，严禁民间无得以开元钱贸易，凡有存者，俱作废铜，归炉改铸。白君虽一时之见，规画利权，遂使八百余年流传泉贝，销于烟烬，深可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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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翁树培《古泉汇考》所列板别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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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若《言钱别录·开元钱考》。该书作者把唐开元分为两类，第一，凡文字精美和轮郭深峻的，不问笔画和有无星月，都是初唐开元；第二，凡轮郭像第一类而元通宝三字不相匀称、背月也不同的，都是中唐开元。这种分类显然和事实不符，难道初唐的私铸都是文字精美轮郭深峻么？作者也否认月文为甲痕，而认为星月并著是取日月合璧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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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谈宾录》。郑虔《会粹》。李日华《紫桃轩杂缀》。《通鉴》引薛珰《圣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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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观国《学林》。凌璠《唐政要录》。张舜民《画墁录》。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见本章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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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斧《青琐记》。王楙《野客丛书》引徐彭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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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195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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