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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起初也是汇票的性质。绍兴元年，因婺州屯兵，交通不便，不能运输现钱，乃召商人叫他们出现钱，在婺州换领关子，他们拿到关子，再向政府的榷货务领钱，也可以领茶盐香货钞引。所谓茶盐香货钞引，就是贩卖茶盐香货的特许证或执照。所以关子和唐朝的飞钱很接近。关子之中有所谓现钱关子或铜钱关子，意思是指不兑茶盐钞引，专兑现钱。又有所谓公据关子。公据关子是绍兴二十九年发行的，用于淮东，面额自十千到百千，共五等；通行两年。普通关子是三年。商人用钱和白银向政府领取公据，大概凭这公据便可以领到茶、盐、香、矾等商品。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末年贾似道也曾造铜钱关子，又有金银关子，上面有黑印，像一西字，中间有红印，三画相连，像一目字，下面两旁各一小长黑印，整个图案俨然像一个贾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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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年间也曾发行过交子，并在杭州设置交子务，本想流通于东南各路，但是因为办理得不好，后来仍旧改为关子〔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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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最通行的纸币是会子。会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吕惠卿的《日录》就提到会子，说“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似乎会子和交子是同义语。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吴玠在河池（今陕西凤县，近甘肃）发行银会子〔97〕，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一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最早的银本位制。当时吴玠是川陕宣抚使。发行额则一钱的十四万张，半钱的一万张。同钱引发生联系，银会子四钱抵钱引一贯，发行总额为十四万五千钱，合钱引三万六千二百五十贯。起初只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当时陕西大部分已为金人侵占，只有阶、成、岷、凤等州尚存，兴、文二州属于利州路，都在南宋的西北边境。这种用银的办法，可能是受了西北民族的影响。吴玠死后，于绍兴十七年七月实行一次改革，在利州的大安军重造，两年一换。到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增发一钱银会三万纸，九月行于文州，后来流通又扩大，每两年发行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引十五万余缗〔98〕。显然还是以四钱折川引一缗，川引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不知两者如何能联系在一起，也许所谓银本位，只是表面上的。此外似乎还有金银会子〔99〕，内容不详。但宝祐年间，四川还有银会的发行，以一当百，发生贬值现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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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也是民间所发行，叫作便钱会子，大概仍带便换的性质。后来钱处和主持临安府，才收为官营。其后钱处和调为户部侍郎，于是由户部接办〔101〕，那是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起初止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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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式样似乎和钱引大不相同，从遗留下来的会子板，我们可以知道仍是长方竖形，上半为赏格，即“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这赏格的右边为票面金额如“大壹贯文省”，左边为号码，称第若干料。赏格下面一行大字，自右至左“行在会子库”五字，再下面为花纹。可能没有钱引那样精美，因为南宋的艺术水平似乎要比北宋差。但各界的会子，或各种面额的会子，式样不一定相同。也许乾道四年改革会子发行制度的时候，对会子的式样也有改变。至少淳熙初年的会子上是有人物的，图案用土朱、靛青、椶墨三种颜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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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面额分为四种：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在隆兴元年增发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种〔104〕。乾道四年规定以三年为一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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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纸币：除了川引以外，还有湖会、淮交等。湖会是指湖北会子和湖广会子。湖北会子为隆兴元年湖广的王琪（或作珪或珏）所创发，叫作直便会子，分一贯和五百二等。专用于湖北路。大概后来通行于湖广。淳熙初曾用京会尽数收回湖广会子。又有所谓铁钱会子，也创于隆兴元年，流通于兴元府金洋州，分三百、二百、一百三等，同川引发生联系。淮交是两淮用的交子。印造于乾道元年，面额也分四等，和会子相同。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所以只通行于两淮州县。八年用行在会子（即京会）收兑。但后来又许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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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各种纸币的兑现，以铜铁钱为主，但也常常用金银度牒等。僧道度牒在宋代是一种很通行的证券〔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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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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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初年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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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一朝，三百年间，清平的日子不多。由于当局重文艺，轻武备，所以在军事上是一个衰弱的时期，不断受到西、北各族的压迫：先有西夏和契丹的威胁，继有女真的袭扰，最后为蒙古人所灭亡。虽然总有一些文人学士在咏花歌月，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景况，特别是在北宋，但那只是一种虚假的景象，实质上社会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反映在货币流通上，就是货币购买力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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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两宋的币值，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波动的局部性。特别是北宋。中国因为国土广大，交通不便，本来各朝的币制和币值的变动都有地方性，各地的情形，不一定相同。这种隔离性，自五代以后更加厉害了。政治上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币制上俨然许多独立的单位，差不多和春秋战国时一样。许多区域有其独特的通货，尤其是两淮和四川，它们的钱不许出界，外面的钱也不许入境〔107〕。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一个地方通货贬值，别的地方却不受影响。例如太宗时四川的铁钱，因发行过多，一匹罗要两万钱。在真宗咸平五年七月还特别增加川陕的官俸钱〔108〕。可是在整个国家看来，那时币值还算稳定。如真宗时四川行大小铁钱〔109〕，张咏以三百五十文小铁钱一斗的价格粜米，百年后还有人称颂他的德政〔110〕。而淮蔡间麦子每斗十钱，粳米每斛两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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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间，一方面在求政治上的统一，一方面也想整理五代所遗留下来的混乱的币制，如禁止小铁镴钱，罢南唐铁钱，禁江南各州小钱，禁河南各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等。但十国中北汉的刘继元到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才纳款投降，而三月间就同契丹打起来了，所以这些企图，都没有多大成就，尤其是川陕的铁钱，照旧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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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的币值问题，主要是铁钱问题，而铁钱问题，主要是四川的问题。四川用铁钱有很久的历史，远的不谈，后蜀孟昶的广政通宝，是四川正式用铁钱的开始。从那时起，四川就一直用铁钱。陕西、河东等地使用铁钱，也是受了四川的影响，然而后蜀的铁钱铸得不多，没有发生贬值的现象。到宋初铸额突然增加，才不能同铜钱维持平价，因而铜钱就被驱逐，使四川成为一个专用铁钱的地区。后蜀每年铸造铁钱的数目，不得而知，但宋初在益、邛、嘉、眉（或为雅州之误）四州，每年就铸造了五十多万贯的铁钱〔112〕。这数目即使是铜钱，也不能算少，而铁钱乃是一种价值符号，当局原想用来和铜钱平价流通的，等于一种信用货币；在数量上既不加限制，又不能维持兑现，所以它的价值就维持不住了。铁钱对铜钱的比价，原是一对一〔113〕，乾德四年由一点一比一降为五比一〔114〕，太平兴国年间变成十比一〔115〕，甚至低到过十四比一〔116〕。大概两万钱一匹的罗价就是这时候的事。据说淳化五年当局规定十比一〔117〕。李顺起义，各监都停铸〔118〕，那是淳化四、五年间的事。李顺失败后，虽然恢复鼓铸，但数额逐渐减少，到大中祥符七年以后，每年只铸造二十一万贯〔119〕，皇祐年间又增为二十七万贯〔120〕，嘉祐元年又减少十几万贯〔121〕，四年嘉、邛二州停铸十年，每年只有兴州铸三万贯〔122〕。铁钱的价值大概没有再向下跌。熙宁、元丰年间，铁钱的铸造又有增加，但熙宁末年四川的嘉、邛、兴三州的铸额每年不过二十三万六千多贯，元丰年间不过十三万九千多贯，远比不上宋初。所以元丰二年利州路银铁钱的比价是一点五比一到二比一〔123〕，因当时开支的弥补主要靠发行交子，铁钱已不是重要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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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福建建州的铁钱也有贬值的现象。其实，福建铸造铁钱总数不过十万贯〔124〕，那是太平兴国年间的事，大概由于当地人民不习惯于使用铁钱，所以价值不能维持。太平兴国八年以前，对铜钱是三比一〔125〕，景德二年就跌成十比一〔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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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宋铁钱的流通是很混乱的，过去学者的研究比较笼统，只把各种铜铁钱的比价记录下来，不加整理，使人看了不知铁钱到底是越来越贵呢还是越来越贱〔127〕。一定要以同一地区的比价为标准来比较，因为各地区的比价不一定相同。例如在至道年间，利州路是五比一，绵州路是六比一，益州路是八比一，陕西是十比一〔128〕。就是同一地区，有时因用途不同而有不同的比价，例如在川陕，咸平初年，人民缴纳田税，还是一枚铁钱当一枚铜钱用，对于吏卒的薪俸则以五枚铁钱作一枚铜钱，在交易上则要十枚铁钱作一枚铜钱〔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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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整个宋朝来看，北宋最初的七八十年间，货币的购买力还算高。尤其是在铜钱区，大家都说当时“物价至贱”〔130〕。这虽然只是比较的话，但因初年社会稍微安定，人口又不多，所以物价应当是便宜的。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因米价腾贵，官定每斗七十文〔131〕。在丰年，米价还要低。司马光曾说太宗平河东的时候，米价每斗十余钱〔132〕，那大概是太平兴国四年的事。端拱二年粟麦每斗十钱〔133〕。淳化二年岭南米价每斗只要四五个钱〔134〕。咸平年间用铁钱的四川也只要三十六钱一斗〔135〕。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底淮蔡间粳米两百钱一斛〔136〕。次年斗米自七八个钱到三十个钱〔137〕。大中祥符五年底河东一斛米卖一百钱〔138〕。就是在发行交子以后的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京西的谷价，还跌到过每斗十钱〔139〕。天圣六年有同样的报告〔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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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最重要的一次贬值，是同西夏元昊的战争引起来的。仁宗宝元二年正月，元昊表请称帝，十二月便同北宋打起来。本来北宋并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尤其是边境上，总是很紧张的。乾兴元年十二月已有人报告，说“商旅往来，边食常艰，物价腾涌，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涌贵”〔141〕。天圣五年金价每两上涨一贯〔142〕。当时农民多被征去当兵，不但生产减少，而且灾害也会增加。对西夏战事一发生，财政上自然更加困难。所以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底就铸造当十钱来助边费〔143〕。庆历元年九月元昊侵陷丰州等地，所以又命河东铸大铁钱；十一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三百万缗充陕军费〔144〕。五年又铸当十的庆历重宝铜钱和铁钱〔145〕。当十铜钱不到两钱重，等于减重成五分之一以下。铁钱的铸造，溢利更大，尤其是当十铁钱，铸造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宋朝历代都铸铁钱，但数目不多，而康定、庆历间铸造的数目却比较多〔146〕，价值很低，使铜钱隐匿〔147〕，或被销毁改铸恶钱〔148〕，物价自然腾贵〔149〕。甚至连小铁钱也可能被销镕改铸，因为史书都提到庆历小铁钱，而且似乎铸得很多，却没有留传下来。而大铁钱则不难见到，如果不是史书记载错误，就是被人销镕改铸大钱。庆历八年停铸铁钱〔150〕，将大铜钱改为一当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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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币值下跌，不仅由于铜铁钱的贬值，还由于钞票的使用。北宋的交子正是在仁宗时改由国家发行，虽然发行额以一百二十五万多缗为限，但因流通区域小，而且有人私造，所以加剧了货币贬值的趋势。庆历七年转运使因伪造交子很多，想加废止，当时的交子务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铁钱也可以伪造，难道可以废铁钱么？〔152〕文彦博于庆历八、九年间知益州时曾上奏，谈到成都交子务发行交子每年获利很厚，因为当时已没有现钱作准备〔153〕，所以不但不取消交子，而且想加以推广。例如熙宁二年条例司主张在河东行交子法，但转运使反对。又沈起以陕西现钱不足，请行交子，也因有人反对而罢〔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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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物价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呢？天圣四年的米价每斗自七十文到一百文足钱〔155〕。前面说过，天圣六年谷价每斗还跌到十文。明道初因江淮间旱蝗，米一斗曾卖到几百文〔156〕。庆历三年在产米区的江浙，每斗也要六七十文足到一百文省〔157〕。北方大概更贵。庆历八年后，河北地方每斗七百，有时高到一千〔158〕。这可能是用铁钱计算的价格。皇祐二年两浙饥荒，要一百二十文一斗谷〔159〕。未遭饥荒的孟州，小麦价格在麦熟时是六十文一斗，过时当局收籴，每斗自九十文到一百二十文〔160〕。大抵在皇祐年间，东南的米价，在丰熟的时候，每斗五六十文或八九十文；饥馑的时候，则每斗一百二三十文或二百二三十文〔161〕。其他商品也都有涨价的记载〔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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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家提到熙丰以前，有不胜怀念的感情。所谓“斗米斤盐”的古典比价，大概就是指这个时期。据说这时一斗米和一斤盐都是七十六文。盛唐的米和盐也约略适用这比价。当时盐价是十钱一斗，即两个钱一斤，米价到过二十钱一石，一斗也是两个钱。但唐代的斗和宋代的斗不相同，所以同是斗米斤盐，实际已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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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元年，西夏被契丹征服，而宋代同契丹暂时是处于盟国的关系，所以战争就告了一个段落。铁钱已暂时停止铸造，大铜钱作价也有改变，而且开铸小铜钱，物价大概逐渐平复了。史书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163〕，应当就是指这个时期。不过至今未见皇祐小钱，至和钱仍是比较轻小，制作也粗恶，而且还有大钱。就是嘉祐钱和治平钱，也赶不上战前各钱的精整。可见当时的平复只是物价不再上涨，谈不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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