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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宁、元丰年间，物价没有大的波动，因为各地常有丰收的报告〔168〕。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京师米价每斗虽要百钱，但外郡只要四十钱〔169〕，河朔则七八十钱〔170〕。三年陕西大旱，四年每斗一百文足〔171〕，但陈米每斗七十五文〔172〕。五年八十文〔173〕。六年汴京方面自七十五文到一百零五文〔174〕。七年自八十五文到一百五十文〔175〕。八年自八十文到一百文〔176〕，产米区每斗只要五十文〔177〕。元丰二年乡村一斗米卖二十文〔178〕。七年京西麦价每斗不过三十〔179〕，陕西四十〔180〕。元祐年间，物价仍然很低。元年（公元1086年）每斗米四五十文，最低仅三二十文〔181〕。四年浙西水旱，杭州每斗由六十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因当局宽减上供额，次年又跌回六七十文〔182〕。五年苏湖杭秀一带灾荒，苏州每斗自六十七文足涨到九十五文足，浙西涨到一百文足〔183〕。六年淮南宿亳等地灾伤，每斗涨到七十七文，江东七十文〔184〕。四川米价在元祐年间每斗为六七十文〔185〕或七八十文〔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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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价数字，到底表示什么呢？是低物价呢？还是高物价呢？它们比庆历、皇祐年间的物价要低，但比宋初几十年间的物价要高。当时的人，或者加以歌颂，或者提出诉苦。歌颂的是当时物产的丰富，王安石所谓“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鳟”，“家家露积如山垄，黄发咨嗟见未曾”〔187〕。诉苦的是有东西卖不出去，所谓“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188〕。苏轼说，甚至有人日夜祷祠，愿逢饥荒〔189〕。这两种态度所代表的立场不同。表面上看，歌颂的人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诉苦的人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物价下跌对作为生产者的工农多少有打击〔190〕。然而丰年究竟是应当歌颂的，那些愿逢饥荒的人，大多是地主，他们希望别人饥荒，而自己仍能丰收，以便高价卖给饥饿的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们只能批评当时政府不出来设法利用多余的物产。总之，不管这两种态度如何对立，却能证明当时人都认为物价便宜，甚至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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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年丰收下的米价，为什么还有那样高呢？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汉唐那样的低价格呢？这原因要向货币方面去寻找。换句话说，这是货币价值下跌了，数量大为增加了。首先是铜的生产率提高了，铜的产量增加了，价值降低了。这就影响铜钱的购买力。盛唐时每年铸钱数最多是三十几万贯，北宋熙丰年间增成二十倍。西汉元帝时，外戚的资产，很少有到千万个钱的；可是在北宋，则中下户也有这么多〔191〕。其次，有些地区盛行铁钱，铁钱的购买力更低。此外，四川的交子也贬值了。自熙宁五年起，以两界同时流通，即增加一倍，共两百五十万贯，已不能维持它的平价了，每贯只值九百多文〔192〕。由于货币价值下跌，所以物价自然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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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铸钱的数量，既然二十倍于盛唐，而丰稔的频数和程度，也不见得超过盛唐。至于垦田的面积，在仁宗时还远不如盛唐。唐开元时全国户数为八百多万，垦田一千四百三十多万顷。宋仁宗时全国户数为七百三十多万，垦田只有二百十五万顷〔193〕。虽然在熙丰年间，垦田数大有增加〔194〕，但无法证明总面积超过盛唐。那么为什么熙丰年间的物价，并不比盛唐的物价高几十倍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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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史书中所载铸钱数额，不能代表当时通货的实际供给量和流通量。书中的数字，只是官方的数字，私铸不在内。盛唐时，私铸非常厉害，而且因官钱太少，有此需要，所以当政府收回恶钱时，商民反而觉得不便。而北宋的私铸问题除了对西夏战争期间以外，并不严重。就是在对西夏战争期间，似乎也没有唐代那样猖獗。至于熙宁、元丰间，则因官方铸造数额多，不但没有发生私铸的问题，反而盛行私销，即销钱为器〔195〕。所以唐宋间通货流通数量的差异，并不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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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熙丰间，王安石的免役法把通货集中国库，冲销了一部分通货的作用。免役法包括免役钱、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免役钱是劳役的货币化，其作用应当同杨炎的两税法差不多。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则和西汉的算赋相像，这些都使货币流进国库〔196〕。单就免役宽剩钱一项来说，熙宁十年吕陶报告四川彭州四县在四年间便积了四万八千七百多贯，他计算全国应当有六七百万贯在官库里〔197〕。元祐元年苏轼说自取宽剩钱以来，十六七年间已有三千多万贯积而不用〔198〕。所以熙丰年间钱币虽然铸造得多，但实际流通数却没有那样多；有些钱铸造后根本没有发行出来流通。例如熙宁间各州的折二钱积存很多，到崇宁时才用来改铸当十钱。因此不但没有发生通货过多的现象，反而产生通货紧缩的现象，即当时人所谓的钱荒。关于钱荒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役钱的收敛〔199〕，另外一些人则说是钱币的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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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熙丰间铜钱输往外国的数目，远超过唐代。唐代铜钱的外流，只有文化上的意义，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数量实在不多。到了宋代就不同了。朝廷常常把铜钱赠给外国使节〔200〕，虽然这些铜钱多被用来购置商品或金银〔201〕，很少带回去，可是有些国家，使用中国铜钱，这种国家的使节，不但把赠给的铜钱带回去，而且还多方设法私运出境。本来中国是不许铜钱出境的，偷运一贯就处死罪。熙宁七年解除此禁，于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据说沿边州军对于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这是造成当时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202〕。当时需要中国铜钱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日本。他们自铸的皇朝十二钱，不大成功。公元958年发行最后的乾元大宝以后，失去人民的信任，不再鼓铸而靠输入中国钱。越南是在北宋开始铸钱的，大概也输入中国钱。南洋使用中国钱，大概也是在这时候酝酿起来的，因为近年爪哇日惹发掘的几十枚中国钱中，除两枚开元钱外，全是北宋钱，而以元丰钱为最多〔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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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宋代的货币经济远较盛唐发达。唐代在两税法施行以前，自然经济的成分很浓厚，许多地方不用钱而用绢帛。宋代的交易支付，多用钱币。而且宋代国内外贸易更为发达，也需要更多的通货。上面所说的运钱出境，一大部分就是对外贸易的结果，甚至因此许多人反对对外贸易。国内商业也很发达，尤其是都市中的商业，比唐代要发达。唐代都市的商业，多集中于几个市，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到了宋朝，都市里到处可以开店做买卖。又唐代都市除南方的扬州等地外，多禁止夜市，日午开市，日落以前即闭市〔204〕，宋代都市如汴京就有夜市〔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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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代通行短陌制度，称为省陌，名为一千文的，实际上只付七百七十文或七百七十文以下〔206〕。所以铸钱数和各种物价要打一折扣才能同盛唐物价比较，盛唐是用足钱的。但宋代的省陌制度，和两晋、南北朝以及唐五代不同，它不是由于钱币缺乏，而是由于民间的习惯，已变成一种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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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宋石大于唐石十分之一强〔207〕。所以宋代的粮食价格，即折合成实钱，也还要打一折扣才能同唐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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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定宋代的米价，除注明为足陌的以外，全部以七十七陌为标准，将其折合成足钱，那么北宋最初的一百三十年，即10世纪的70年代起到11世纪底，每石平均约值三百四十六文，折成公石，则每石值五百二十文。在西夏战争前的六七十年间，每公石米只合二百五十三文，盛唐（8世纪前半）要三百三十六文。不过盛唐的数字，不是实际上记录的平均数字，而是根据记录的数字估定的一个正常米价。如果根据开元、天宝间记录的米价来平均，则每公石只要一百三十六文。北宋的这一数字则是各种记录的平均数字，那些记录也大多数是丰年的记录，正常米价应当要高百分之五十到一倍。无论如何，比盛唐的米价应当要高。西夏战争以后的米价记录，比较能代表正常价格。11世纪后半每公石合八百七十五文。所以北宋百多年间米价约上涨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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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从绢价上不大能看出来。北宋的岁赋，一部分用绢折纳，所以绢帛常有一种官价。官价的变动自然没有市价那样敏锐，虽然也常有增减，可是长期看来，百多年间，涨跌并不大。北宋初年每匹大概是九百文或千文〔208〕。太平兴国二年江西官方由每匹一千增为一千三百〔209〕。咸平中一匹折钱千文〔210〕，但川陕四路只要三百文折绢一匹〔211〕。大中祥符九年山东一匹直八百〔212〕。庆历六年四川梓州绢价由九百至一千二百增到三千以上〔213〕。这是北宋最高的价钱。这无疑是钱币贬值的结果。嘉祐中冀州每匹一千三百〔214〕。熙宁二年和三年每匹都是折一千，以后增为一千五百〔215〕。末年四川每匹市价一千四五百文〔216〕。元丰二年成都为一千三百文〔217〕。元祐年间成都每匹一千七八百文〔218〕，但四年浙江每匹只要一贯〔219〕。北宋绢价之所以比较平稳，应当是由于生产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北宋绢价还是远高于盛唐的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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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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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观年间币值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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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自从徽宗即位（公元1101年）以后，天下便多事了。对内有蔡京弄权，民不聊生，引起方腊宋江等人的反抗；对外因童贯启祸，失却信用，招致金人的进攻。开支增加，发生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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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矿产以熙丰间为最盛。例如铜产，皇祐中每年约出五百万斤。天禧七百万斤。元丰元年增为一千四百六十万斤。铅锡也有同样的增加，所以熙丰间能铸造那样多的货币。元丰以后，产量就逐渐减少了。绍圣初做了户部尚书的蔡京曾多方想发展当时的坑冶事业，但没有什么成绩。于是讲究所谓浸铜术〔220〕，这就是用所谓胆水浸铁成铜，是中国的炼金术。浸铜术据说创于许申。绍圣年间张潜曾著《浸铜要略》一书。大概成效不大。宣和六年当局正式承认，坑冶之利，“稽之熙丰，十不逮一”〔221〕。所以自元祐以来，铸钱数额减少〔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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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铸钱数额减少，并不就等于通货数量减少。自元祐间王安石死后，免役法废止，并且再禁铜钱输出国境，市面通货，应有增加，大概折二钱比小钱多，这就是贬值的性质，物价已开始上涨。尤其是以铁钱计算的物价〔223〕。元符年间米价每斗自三百而五六百，而至一千〔224〕。元符三年夏秋两季都是丰收，但物价也没有回跌〔225〕。年底河北几州因有水灾，每斗米要三四百文〔226〕。而到12世纪，就再也看不到以前那样的低物价了。建中靖国元年春天，即徽宗即位的一年，稍为边远的地方，如鄜延路新城堡寨籴米，每斗有到一贯四百文省的〔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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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得势。这年辰沅（湖南）徭人起义，十二月便铸当五钱。次年又有安化蛮人起义。于是又铸当十的崇宁重宝钱。除陕西、河东、四川等铁钱地区以外，都令通行。三年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专用当十钱。连熙宁以来所积压的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这种大钱发行后，民间生出许多纷扰，甚至有拿钱买不到东西的〔228〕。因为无论从重量上来说，或从含铜的成分上来讲，一枚大钱都比不上天禧小平钱的三枚，每枚只有三钱重，含铜还不够六成，贬值成三分之一以下。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二价，发生盗铸。苏州章盗铸到几千万缗之多，至兴大狱。私铸的钱，重量自然不到三钱。小平钱多被人销镕改铸，后因物价上涨，乃令东南改为当五；然而仍有私铸，乃再改为当三。这大概是崇宁四年的事〔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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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蔡京再做宰相，又主张用当十钱。所以除小钱折二当三以外，又铸当十大钱，都以大观通宝为文。大观当十钱虽然比崇宁当十钱厚重得多〔230〕，然而比起小钱来，还是省铜，私铸还是有利。三年蔡京再下台，计大钱为害已有九年，各方都加以攻击，新宰相张商英主张收回，每十贯给银一两绢一匹。收回后挑选分量比较重的改为当三。这主张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实行了。自然又有人受损失〔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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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在铸崇宁当十钱之后，又铸所谓夹锡钱，是一种铜锡合金，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四斤，白锡二斤，每枚不到三钱重，当铜钱二枚。这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事，本来限陕西使用，但有人提议通用于全国，蔡京以为对，刚好他又下台，所以终未通用。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恢复宰相职位后，改铸当五的夹锡铁钱。陕西一向只用铁钱，所以初见夹锡钱，倒反看得重〔232〕。只因成色越来越低，有时要七八文夹锡钱才抵得一个铜钱，和铁钱差不多。这使物价上涨几倍〔233〕。三年蔡京再下台，曾废止东南所铸的夹锡钱。次年连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的夹锡钱也废用，但陕西仍以夹锡钱和大铁钱并用，都作折二。于是东南的夹锡钱，全运到陕西去，结果跌成二十文当一文用〔234〕。政和二年蔡京又得政，又请复用夹锡，于是各路铜钱监鼓铸夹锡的政和通宝钱。夹锡乃表示一种成色，钱文仍用当时的年号，但因废了又用，用了又废，人民也常常拒用，则以法惩，闹了几年，纷纷扰扰，连徽宗自己也说：夹锡钱之患，甚于当十钱。到重和年间关中还有铸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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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期间，不止铜钱贬值，川陕一带的纸钞也在膨胀。交子自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以来两界同时流通，在四川已发生局部的膨胀。绍圣（公元1094—1097年）以后，发行的数目屡有增加，用在陕西沿边募兵和办军粮。计绍圣元年增加十五万贯，元符元年增加四十八万贯〔235〕。因此价值大跌，换发的时候，新交子一缗收回旧交子四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京西路（今河南）也用交子，四年改为钱引，通用范围更广，除闽〔236〕浙湖广以外，差不多都可以用，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更大。这时正在同西夏作战，军费开支浩繁，发行额不断增加〔237〕。崇宁元年增两百万。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年增五百七万五千。大观元年增五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六〔238〕，超过天圣年间界额的二十倍。后来（公元1108年）不再有现金准备，钱引一缗只值得十几个钱或几十个钱〔239〕。大观年间改革四川币制，发行钱引，发行额以天圣的一百二十五万多缗为限，但对于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旧交子不予兑现〔240〕。等于作废，商人至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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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崇宁大观以后，物价更加上涨〔241〕。崇宁初鄯廊在特殊情形下，米价每斗到过三四贯足〔242〕。绢价在建中靖国元年每匹要一贯四五百文足〔243〕，大观二年徽宗曾亲批“方今绢价倍高”〔244〕的字句。连京师的房租也加倍〔245〕。政和初（公元1111年）“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246〕。政和二年米的市价是每斗一百二十文〔247〕。宣和四年，榷货务说米价比熙宁元丰以前高四倍〔248〕。熙宁二年的米价，外郡是每石四百，京师一千，八年政府曾以八百一石的价格粜给人民。宣和四年每石是二千五百到三千。七年底每石要一万〔249〕。这些还是钱价，如果折成纸币价格，更不知要高若干倍了。因为大观元年陕西、河东等几路的引价只值五十至七十文，成都也只值得二三百文，而民间交易，十千以上，一半用现钱．一半用钱引〔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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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人民看来，棉价比绢价更重要。但棉价资料非常缺乏。古代棉价很高，往往以两论价。因为棉花传入中国比较晚。南朝刘宋永明二年，要四千八百文一斤。五代的时候，南唐要两百四十文到六百四十文一斤。北宋也差不多：最高是嘉祐中的九百三十二文足一斤，最低是熙宁七年的一百二十三文足一斤。元丰时是四百三十一文足一斤。可见上下不大，看不出什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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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没有金人侵略，经济基础也发生动摇了。宫中奢侈无度，政府则滥授官爵。在太宗的时候，一个宫人月俸只五贯钱，且有低到七百文的。神宗时一个贵妃每月料钱八百缗。嫁一个公主花到七十万缗。政府官吏在景德时是一万多人，皇祐时增加到二万多人，治平时为二万四千人。徽宗时更是变本加厉，卖官鬻爵，京师有童谣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节度使有八十几个，刺史有几千个，而且有一身兼十几个人俸给的〔251〕。所以当时有人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252〕。实际上这班士大夫并不贱，因为人民要花许多钱来供养他们。这种现象也许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但在朝的人既不知道紧缩无谓的开支，只有铸钱抽税来应付，使人民的负担加重，人民只好逃亡。方腊、宋江、张万仙等，便是因此而起来的。这些农民起义刚被镇压，金人已分道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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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因为货币购买力减低，需要的货币数量增加，自然影响于国家岁入和居民的收入。宋初每年收入一千六百多万缗，等于唐肃宗初年的二三十倍，比大历末年的岁入还要多三分之一。天禧末年增为二千六百五十多万缗；嘉祐间增为三千六百八十多万缗；熙丰间增为六千多万缗〔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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