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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价的上涨，缘于生产受到破坏，需要增加。但在折价之中，有多少成分属于租税性质，多少成分由于通货贬值，这是一件难以计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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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中心虽在东南，军事重心则在川陕。币制上的各种新的措施，如铁钱和纸币都是在川陕行起来的。后来陕西为金人所占，四川赖吴玠兄弟得以保全。但因驻有重兵，它的负担也特别重。绍兴七年李迨论到四川的财政，说唐朝刘晏的时候，全国的岁收是一千二百万，现在四川区区一隅，光是盐酒税，一年便有一千九十一万，连同其他的收入，要三倍于刘晏时全国的岁入，而于维持当时的大军，一年还阙一百六十一万。刘晏时以一千二百万贯养六师规复中原而有余，现在以三千六百万贯还不够养驻川陕的一军〔286〕。李迨的话说明了四川通货膨胀的情形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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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纸币，在北宋时因对西夏战争已由一百二十几万增发到两千多万，使价值大跌。大观时经过一次整理，恢复天圣时的限额。但南渡以后，又渐增发，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靳博文因为利州路增加驻军，加印六十二万缗〔287〕，三年张浚又增印一百万缗作军饷。那以后八年间，共增加两千零五十四万缗〔288〕。到绍兴七年的时候，三界并行，发行总额是三千七百八十几万缗〔289〕。三十年间增加三十倍，引价的跌落是可以想象的。四川的物价，利州路往往比他处高一倍，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自陕西大部分沦陷后，利州所受的军事压力更大了。军费既不能减少，缓和的办法只有铸钱，因为当时钱引不能兑现，所以价值更跌，大家以为若有钱兑现，跌价的趋势便可以缓和。因此在绍兴年间先后在利州、邛州、施州等地铸钱，来救济钱引，但数目很有限〔290〕。对于几百倍的纸币，没有多大作用。绍兴年间，钱引一贯，值铁钱八百，或值铜钱四百文〔291〕。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无非想求得那一地区物价的稳定。银会子以白银一钱为单位，每年发行十四万五千钱，合钱引三万六千二百五十缗，数目不多。但既然同钱引发生联系，势必要受引价下跌的影响，而失去银本位的意义。大概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绍兴十七年实行了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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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钱引发行总额为四千一百多万缗〔292〕，准备金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和盐酒等实物。当时王之望总领四川财赋，引价的维持，是他的责任。他的政策是把钱引分布到陕西去。那时陕西是在金人手中，但陕西人需要的布、帛、茶、药，都是四川货。王之望请政府下令，如商人将钱引带往陕西，将来收复陕西，可以照样通行，这样钱引通行的范围就广了。他对于钱引的增发，主张十分谨慎，说如果引法一坏，四川就完了。如果有增发的必要，必须秘密地一步一步进行，不可让外面知道增发的数目〔293〕。当时金主亮（海陵王）大举进攻，有窥蜀的企图。王之望对于四川财政的擘画，煞费苦心。因为“战胜则有重赏，纳降则有大费”〔294〕，胜败都要花钱。高宗也说川陕用兵，全靠王之望：“大军十余万众，数月与金角敌，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办此？之望在蜀，几如萧何之在关中。”〔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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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建炎以来的三四十年间，虽然生产衰退，军费浩繁，而且除四川外，东南也发行纸币；可是物价的高涨，仅限于绍兴十年以前的一二十年间。而这二十年间（公元1121—1140年）的米价，似乎还没有涨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后那二十年间（公元751—770年）的程度。8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米价每公石平均要一万七八千文，而12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公石平均只要一万一千多文。绢价则两个时期都是以万钱一匹为最高价格。但唐中叶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以外，是以国内的社会经济为主，即民间以绢帛代替一部分货币的职能，那种需要不是急迫的，有则用，没有也可。宋室南渡前后，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已超过唐代的规模以外，对北方的民族，有巨额岁币的供应义务〔296〕。而且绢价自宋初以来即贵。唐代涨成万钱一匹，是涨成五十倍；宋代涨成万钱一匹，不过涨成十倍。这种情形在地小人多的南宋，一定有特别原因。这特别原因一方面是生产逐渐恢复，因为绢帛本是南方出产。另一方面是钱币数量减少了，就是东南所发行的纸币也不很多。熙丰间所铸的钱，一部分流出国外，一部分或因窖藏而落土，落土的数量恐怕比流出国外的数量还要多。靖康之难，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埋入土中，以待太平。近代有大批宋钱的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新的补充又极为有限，所以又发生钱荒，使物价大涨不起来〔297〕。绍兴十年以后物价反而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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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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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宋会子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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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夏，金海陵王亮率领大军南下进攻。鏖战几个月，打到长江下游，占领扬州，直到十一月被厌战的部下所杀，才议和北返。那时金人已经另立海陵王的从弟为皇帝，称为世宗。南宋高宗也在次年让位，由孝宗继承。但双方仍是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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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人进攻之前，南宋已采用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会子在那时也不是一个新名词，绍兴七年吴玠就在陕西河池发行过银会子，不过东南大规模地使用纸币，却是自发行会子开始。应付金人的战争，自然也大部分靠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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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流通范围，起初限于两浙，后来扩大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区域去。除了盐本用钱以外，其余各种用途，差不多都可以用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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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的发行，起初似乎没有一定的限额。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那五年间，总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一道即一贯。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过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而实际流通额只有九百八十万。三年正月六日尚有八百多万贯在流通中，每月只收兑六七十万〔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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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二年政府便觉得发行太多，又以一百万两白银来收兑。隆兴二年当局粜米每升还只作二十五文省〔299〕。可是乾道初，米价有卖到五六百钱一斗的〔300〕。三年又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换钱收会子焚弃。四年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这已是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当时米价每石二贯五百文〔301〕。九年会子每贯只值得铜钱六百文足钱〔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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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子的膨胀是难免的。淳熙初，会子的流通额就有两千两百多万〔303〕，购买力下跌，政府不得不用金银铜钱等全数收回〔304〕。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让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这就是正式让发行额加倍。不过人民收到会子，便用纳税的方式送回国库。当时户部岁收一千二百万贯中，一半是会子。同时当局又用金银收回四百万，所以实际流通数，只超过界额两百万。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只值钱七百五十文。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第七第八两界会子又展限三年。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索性把每界的发行数增为三千万，等于乾道四年的三倍。而且伪造的很多。于是一贯跌成六百二十文。当局虽想维持每贯合钱七百七十文的比价，但不大成功〔305〕。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306〕。发行既多，政府赋税收入也增加：淳熙末就有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等于南宋初的六七倍。史家或加以夸耀，或替人民忧虑〔307〕，其实这是通货膨胀时应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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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韩侂胄当国，妄起兵端，金兵陷荆襄两淮，东南大震；所以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就增加成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等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额的十一倍。此外还有各种铜铁钱。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李全称乱于淮东，四年蒙古兵攻川陕，五年两界会子就有三亿二千九百多万〔308〕。六十五年间，增加三十三倍。膨胀的速度虽不算快，但程度却不轻。这还是指政府发行的，如果连假会子〔309〕计算在内，数目更要多。本来纸币因为耗损率大，收回的时候，应当比发出的数目要少，例如绍兴十一年收换钱引时，不来兑现而作废的有二十几万缗，号称水火不到钱〔310〕，但后来在收回的时候，常比发行数多，这证明伪造之盛〔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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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并不是全国性的货币，就是在南宋治下，也不是全用会子。单是四川的钱引，在绍兴末已积至四千多万。后来因战事关系，屡有增发，到宁宗嘉泰末（公元1204年），两界发行到五千三百多万缗，三界合计共约八千万缗，等于天圣时的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直不得四百个钱，后来跌到百钱〔312〕。湖北会子在淳熙十一年也以两界同时流通，共五百四十万缗。此外，还有两淮会子，为数当也不少。兴元府的铁钱会子每两年印发两百零四万缗，共折川引四十万缗。银会子自绍兴十七年再发以来，改为两年一换。乾道四年增加发行额三万钱。后来发行到六十一万钱，共折川引十五万缗〔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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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增发引起硬币的减少或隐匿，或被人销镕，或流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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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绍兴年间的关子，民间日常还少使用，到会子发行以后，真正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314〕。后来以纸币计算的物价上涨，人民与其使用铜钱，不如使之销镕为器，还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所以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衢信的铜器和醴泉的乐器都是用铜钱制造的，单是长沙一郡中，乌山就有铜炉六十四所，麻潭鹅羊山有铜户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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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的输出，在南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15〕。较之北宋的熙丰年间还更严重。熙丰年间的铜钱外流，只引起一点紧缩作用。南宋铜钱的减少，使纸币的购买力跌得更快。输出的途径，似乎仍是通过对外贸易，而铜钱的去向，也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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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南渡以后，汉唐以来通西方的陆路，已被切断；铜钱的去路，表面上似乎少了一条〔316〕。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汉唐间经由大陆上的贸易路线流出去的铜钱并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并不使用中国铜钱。商旅们所带出去的，大概限于离开中国时身边所剩的几枚。陆路旅行最怕笨重的东西，如果他们剩的铜钱多，一定会换成金银或丝绢。南渡后，陆路闭塞，反而使海路特别发达。海船载重，远超过驼马，而且因政府滥发纸币来收兑铜钱，使铜钱外流更多更快。近自马来亚〔317〕、爪哇〔318〕，远至印度〔319〕、非洲〔320〕，都曾吸收过若干中国的铜钱。当时中国由外国输入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镔铁、鼊皮、玳瑁、玛瑙、水晶、蕃布、苏木等，除了一部分是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差额就是用金银铜钱来了结〔321〕，外国人当然不要中国的纸币。例如阇婆国（即爪哇）因“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322〕，后来甚至亦以中国铜钱为一种流通工具〔323〕。不过有些大国，如大食（阿拉伯），自己有独立的币制，它们的商民得到中国铜钱，仍是用来换成金银匹帛带回去〔324〕。中东曾有中国银锭出土〔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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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金人似乎是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326〕，他们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目不多，大部分靠用宋钱。而且极力防止铜钱的南流，所以也在开封发行纸币，以收兑宋钱运到黄河以北去〔327〕。高丽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钱币。此外，使用中国铜钱最多的，要算日本。北宋时，宋钱已流向日本，不过那时日本在藤原氏支配之下，对于中日间的贸易，加以限制，恐怕中国人到日本去的要比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多，就是中国商人到日本去，也有各种限制。南宋时，日本的政权先后落在平、源两家手中，这两家的将军都是奖励中日间的贸易的。淳熙六、七年间，日本的藤原基广曾说到当时日本民间通行宋钱的情形。自源赖朝战胜平家之后，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在镰仓成立军政府。这一个时期，钱币在日本更是通行；有一批商人，专门从中国输入铜钱，以供给新起的放债人做资本〔328〕。近代日本各地发掘的古钱中，绝大部分是宋钱〔329〕。在南宋的时候，中国钱也有流到越南去的。淳熙元年曾下诏叫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所带的现钱依市价用白银或绢帛折支〔330〕，以杜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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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对于这种铜钱的外泄，自然非常注意，北宋时便曾下令严禁铜钱出口。南宋绍兴十三年又下令对于广东福建方面的船只都须加以严格的检查，不准带铜钱。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三月曾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舰法。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七月且指明禁止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对于金人的吸收铜钱，更是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乾道二年八月诏两淮行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以防其落入金人手中。淳熙七年又诏京西州军用铁钱和会子，民间的铜钱限于两个月内送官换取铁钱和会子。九年十一月又发会子收两淮的铜钱。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连两淮的铁钱也用会子去收回来。然而这些禁令究竟有多少效力，却是疑问。因为利之所在，不但商人冒禁，就是专管贸易的官吏也以金钱出海办货；郡县的巡尉，自然不敢加以阻止〔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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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既然向外流出，又因成本太高，不能添铸。因此有些地方只能铸造铁钱。铁钱的成本比较低，铸造的人可以得到溢利，平时十文铁钱，成本只要四文，在铁炭贵的时候，也只要六文本钱便可以铸铁钱十文〔332〕。自乾道到开禧那三四十年间，同安和蕲春两监每年共铸铁钱自二十万贯到四五十万贯，有渐次减少的倾向〔333〕，大概因为会子继续膨胀，铸造铁钱也不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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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因会子发行数量膨胀，所以物价比北宋高许多倍〔334〕。例如度牒，这是僧道取得法律地位的根据。古时僧道免税，出家的人多。对于度牒有很大的需要。度牒在宋代当作公债票或国库券一样买卖。在北宋初年，每张定价是一百三十缗；元丰六年，因发行限制，地方政府有增价到三百缗的，但不久就回跌到一百九十缗。南渡后重新发行，起初每张六十缗，后来增加到一百缗，淳熙初增加到三百缗，以后便扶摇直上，每张自五百缗到七百缗、八百缗〔335〕。这种涨势，难免同度牒本身的供求有关，但大部分是受了货币的影响，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当时又有用度牒换米的办法，而米数反而有减少的倾向。淳熙九年，广东福建以米三百石换度牒一道；后来绍兴府以二百石换一道，不久又减成五十石〔336〕。度牒已经没有人承买，当局竟用科配的办法，即以民户土地面积为比例，强销度牒〔337〕。又若以米价为例：熙丰以前是六七百文一石。崇观间涨到七八千一石。政和宣和间回跌到一二千文一石。靖康建炎间又大涨。南渡前后，一石米总在万钱以上。绍兴的第一个十年还是在八九千文一石，以后由于钱荒，回跌到二千文左右一石。乾道年间有些地方要五六百钱一斗〔338〕，但有些地方六百多钱便可以买一石〔339〕。普通仍是两千文上下一石〔340〕。淳熙年间也差不多〔341〕。绍熙年间郴州官定折税钱一石为二贯一百五十文足〔342〕。庆元五年因折价之外，另有附加，每石有纳七贯的，有人说这是当时米价的一倍以上〔343〕。董煟在谈到赈粜的时候说，如市价三十文一升，就依籴时本钱十五六文到二十文一升出粜〔344〕。可见还没有大的涨落。自开禧用兵以后，物价又上涨。嘉定到端平年间，一石米要三四贯〔345〕，若遇饥荒，则要一二十贯〔346〕。绍定末襄阳到过每石十万〔347〕，京鄂之间，每石值湖会六七十贯〔348〕。嘉熙四年因浙左大旱，米价波动非常厉害，起初三十六贯一石，渐渐上涨〔349〕，到一百贯〔350〕，最高到过三百四十贯〔351〕。这种上涨，一部分虽是由于天旱米少，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352〕。所以在淳祐年间还要百贯一石〔353〕。这些数字，大概都是用纸币计算的价格或纸币和铜钱的混合价格，如果以铜钱计算，自然不会那样高，因为钱价和物价同时上涨〔354〕。然而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比起北宋来，恐怕也上涨很多〔355〕。乾道九年，有人报告江西湖南等地丰稔，米价每石一贯四百文。李安国为之折合现铜钱只合八百四十文足，说从来没有这种低价，恐怕是传闻错误。可见当时以铜钱计算，每石一定也要一两千文。不过南宋的铜钱，是以折二钱为主，小平钱很少。乾道年间根本没有铸造小平钱。所以铜钱的物价是折二钱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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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期来看两宋的米价，虽然会发现其波动的不规则性，但也能看出上涨的倾向（见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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