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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增发引起硬币的减少或隐匿，或被人销镕，或流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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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绍兴年间的关子，民间日常还少使用，到会子发行以后，真正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314〕。后来以纸币计算的物价上涨，人民与其使用铜钱，不如使之销镕为器，还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所以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衢信的铜器和醴泉的乐器都是用铜钱制造的，单是长沙一郡中，乌山就有铜炉六十四所，麻潭鹅羊山有铜户几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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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的输出，在南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15〕。较之北宋的熙丰年间还更严重。熙丰年间的铜钱外流，只引起一点紧缩作用。南宋铜钱的减少，使纸币的购买力跌得更快。输出的途径，似乎仍是通过对外贸易，而铜钱的去向，也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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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南渡以后，汉唐以来通西方的陆路，已被切断；铜钱的去路，表面上似乎少了一条〔316〕。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汉唐间经由大陆上的贸易路线流出去的铜钱并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并不使用中国铜钱。商旅们所带出去的，大概限于离开中国时身边所剩的几枚。陆路旅行最怕笨重的东西，如果他们剩的铜钱多，一定会换成金银或丝绢。南渡后，陆路闭塞，反而使海路特别发达。海船载重，远超过驼马，而且因政府滥发纸币来收兑铜钱，使铜钱外流更多更快。近自马来亚〔317〕、爪哇〔318〕，远至印度〔319〕、非洲〔320〕，都曾吸收过若干中国的铜钱。当时中国由外国输入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镔铁、鼊皮、玳瑁、玛瑙、水晶、蕃布、苏木等，除了一部分是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差额就是用金银铜钱来了结〔321〕，外国人当然不要中国的纸币。例如阇婆国（即爪哇）因“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322〕，后来甚至亦以中国铜钱为一种流通工具〔323〕。不过有些大国，如大食（阿拉伯），自己有独立的币制，它们的商民得到中国铜钱，仍是用来换成金银匹帛带回去〔324〕。中东曾有中国银锭出土〔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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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金人似乎是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326〕，他们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目不多，大部分靠用宋钱。而且极力防止铜钱的南流，所以也在开封发行纸币，以收兑宋钱运到黄河以北去〔327〕。高丽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钱币。此外，使用中国铜钱最多的，要算日本。北宋时，宋钱已流向日本，不过那时日本在藤原氏支配之下，对于中日间的贸易，加以限制，恐怕中国人到日本去的要比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多，就是中国商人到日本去，也有各种限制。南宋时，日本的政权先后落在平、源两家手中，这两家的将军都是奖励中日间的贸易的。淳熙六、七年间，日本的藤原基广曾说到当时日本民间通行宋钱的情形。自源赖朝战胜平家之后，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在镰仓成立军政府。这一个时期，钱币在日本更是通行；有一批商人，专门从中国输入铜钱，以供给新起的放债人做资本〔328〕。近代日本各地发掘的古钱中，绝大部分是宋钱〔329〕。在南宋的时候，中国钱也有流到越南去的。淳熙元年曾下诏叫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所带的现钱依市价用白银或绢帛折支〔330〕，以杜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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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对于这种铜钱的外泄，自然非常注意，北宋时便曾下令严禁铜钱出口。南宋绍兴十三年又下令对于广东福建方面的船只都须加以严格的检查，不准带铜钱。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三月曾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舰法。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七月且指明禁止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对于金人的吸收铜钱，更是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乾道二年八月诏两淮行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以防其落入金人手中。淳熙七年又诏京西州军用铁钱和会子，民间的铜钱限于两个月内送官换取铁钱和会子。九年十一月又发会子收两淮的铜钱。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连两淮的铁钱也用会子去收回来。然而这些禁令究竟有多少效力，却是疑问。因为利之所在，不但商人冒禁，就是专管贸易的官吏也以金钱出海办货；郡县的巡尉，自然不敢加以阻止〔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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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既然向外流出，又因成本太高，不能添铸。因此有些地方只能铸造铁钱。铁钱的成本比较低，铸造的人可以得到溢利，平时十文铁钱，成本只要四文，在铁炭贵的时候，也只要六文本钱便可以铸铁钱十文〔332〕。自乾道到开禧那三四十年间，同安和蕲春两监每年共铸铁钱自二十万贯到四五十万贯，有渐次减少的倾向〔333〕，大概因为会子继续膨胀，铸造铁钱也不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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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因会子发行数量膨胀，所以物价比北宋高许多倍〔334〕。例如度牒，这是僧道取得法律地位的根据。古时僧道免税，出家的人多。对于度牒有很大的需要。度牒在宋代当作公债票或国库券一样买卖。在北宋初年，每张定价是一百三十缗；元丰六年，因发行限制，地方政府有增价到三百缗的，但不久就回跌到一百九十缗。南渡后重新发行，起初每张六十缗，后来增加到一百缗，淳熙初增加到三百缗，以后便扶摇直上，每张自五百缗到七百缗、八百缗〔335〕。这种涨势，难免同度牒本身的供求有关，但大部分是受了货币的影响，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当时又有用度牒换米的办法，而米数反而有减少的倾向。淳熙九年，广东福建以米三百石换度牒一道；后来绍兴府以二百石换一道，不久又减成五十石〔336〕。度牒已经没有人承买，当局竟用科配的办法，即以民户土地面积为比例，强销度牒〔337〕。又若以米价为例：熙丰以前是六七百文一石。崇观间涨到七八千一石。政和宣和间回跌到一二千文一石。靖康建炎间又大涨。南渡前后，一石米总在万钱以上。绍兴的第一个十年还是在八九千文一石，以后由于钱荒，回跌到二千文左右一石。乾道年间有些地方要五六百钱一斗〔338〕，但有些地方六百多钱便可以买一石〔339〕。普通仍是两千文上下一石〔340〕。淳熙年间也差不多〔341〕。绍熙年间郴州官定折税钱一石为二贯一百五十文足〔342〕。庆元五年因折价之外，另有附加，每石有纳七贯的，有人说这是当时米价的一倍以上〔343〕。董煟在谈到赈粜的时候说，如市价三十文一升，就依籴时本钱十五六文到二十文一升出粜〔344〕。可见还没有大的涨落。自开禧用兵以后，物价又上涨。嘉定到端平年间，一石米要三四贯〔345〕，若遇饥荒，则要一二十贯〔346〕。绍定末襄阳到过每石十万〔347〕，京鄂之间，每石值湖会六七十贯〔348〕。嘉熙四年因浙左大旱，米价波动非常厉害，起初三十六贯一石，渐渐上涨〔349〕，到一百贯〔350〕，最高到过三百四十贯〔351〕。这种上涨，一部分虽是由于天旱米少，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352〕。所以在淳祐年间还要百贯一石〔353〕。这些数字，大概都是用纸币计算的价格或纸币和铜钱的混合价格，如果以铜钱计算，自然不会那样高，因为钱价和物价同时上涨〔354〕。然而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比起北宋来，恐怕也上涨很多〔355〕。乾道九年，有人报告江西湖南等地丰稔，米价每石一贯四百文。李安国为之折合现铜钱只合八百四十文足，说从来没有这种低价，恐怕是传闻错误。可见当时以铜钱计算，每石一定也要一两千文。不过南宋的铜钱，是以折二钱为主，小平钱很少。乾道年间根本没有铸造小平钱。所以铜钱的物价是折二钱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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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期来看两宋的米价，虽然会发现其波动的不规则性，但也能看出上涨的倾向（见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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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宋代米价表（一）〔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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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五十年为一期，这种上涨的倾向更要清楚些（见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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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宋代米价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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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世纪末到12世纪前半那一两百年间，米价上涨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但12世纪后半却有回跌。这种回跌，一部分由于12世纪前半有许多战争，有些年份的价格太高。一部分由于绍兴中叶以后铜钱又大规模外流，造成钱荒。虽然乾道以后的物价，是铜钱和会子的混合物价，但铜钱购买力的提高，自然也要影响物价。13世纪前半，物价记录极少，而且都不正常，但当时滥发纸币，购买力的确也大降。铜钱的减少，使纸币对铜钱价格跌得更快。政府为要缓和楮币价的跌势，就想多铸钱，然而宋代产铜（见表5-8），偏偏以那时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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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宋代产铜数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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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铜少，只好搜索民间的旧铜器，绍兴二十八年除拿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件付泉司铸钱外，还搜得民间铜器两万多斤，并禁止寺观添造钟盘铙钹。次年限制官吏只能留钱两万贯，平民一万贯，超过数限两年内买存金银茶盐香矾钞引等。乾道七年舒蕲守臣都因铸钱而升官〔357〕。大概浸铜术又受到了重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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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棉价也上涨了。绍兴元年是二千四五百文一斤，二年涨成九千六百文，十八年为四千三百文，隆兴二年又是二千四五百文，都是足陌。如果说北宋平均棉价为五百文一斤，则南宋涨成四倍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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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淳熙年间，虽然还有因纸币轻便而加以收买作输送工具的〔359〕，但一般讲起来，拿到纸币的人，多是及早换成铜钱〔360〕，以保持购买力。因为铜钱的购买力相当高〔361〕。这样加速纸币的流通速度，使它的价值跌得更快。到嘉定初年，会子已经折阅得不能通行〔362〕，政府一时虽还继续发行，但人民多不愿接受，已经有的只好用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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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地方纸币如川引、湖会、淮交等，到了嘉定年间还在增发，价值一天一天下跌。例如四川的钱引，在嘉定初（公元1208年）每缗只值得铁钱四百以下，有人主张用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去收回半界，但收回有限期，有些地方离总所有千多里路，赶不及。加上官吏作弊，使得一引跌到一百个钱。后来政府申明：不换的仍旧通用，引价才恢复到铁钱五百〔363〕，在关外用铜钱的地方，每引只值得一百七十个钱〔364〕。这还算管理得好的。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因金人进攻，又增印五百万作军费。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曾发行银会子，以一当百。使钱引的价值大跌，米价每石二千引，后来涨为五千引〔365〕。度宗咸淳五年规定每年以发行五百万缗为额。湖广会子在淳熙初年曾用京会收回，但后来似乎又有发行。到嘉定年间价值又下跌〔366〕。两淮交子在嘉定十五年又增印三百万缗，不能维持它的购买力〔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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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宗朝，当局维持会子的努力，也没有多大成就〔368〕。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在杭州会子库设置监官。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又禁铜钱下海，并出内库缗钱兑易楮币〔369〕。当时金人已经被蒙古人所灭亡，理应有所好转。可是事实上不然。金人亡后，又要对付蒙古人，所以又发行十六、十七两界会子。在前一年，旧会一贯尚有值钱五百的地方，新会发行之后，旧会每贯只值钱三百三十文，同时旧会一贯三百可以换到新会一贯，折算起来，新会一贯只值钱四百二十九文，反而不如未发行新会时的旧会〔370〕。端平二、三年又准备造十八界会子。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春季规定以十七界会子五贯抵十八界会子一贯，并收回十六界，当时单是十六、十七两界会子，便有五万万贯之多，价钱怎能不跌〔371〕？那年国内发生旱灾，物价大涨，政府向巨室籴米，每石给三十六千，这已经是够高了，但不久米价涨了四五倍，使得豪民巨室破家荡产，自杀的很多〔372〕。当局下令纳税仍旧一半用会子，一半用现钱，会子中一半用十八界会子平价计算，一半用十七界会子折纳。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又以会子百万贯犒赏水陆战守诸军。六年各界会子共计六亿五千万贯〔373〕。八年并且规定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永远通行〔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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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四、五年以后的一个期间，各种犒赏，多用现钱和金银。二十年间，支出的缗钱在一亿九千万以上，白银也用了五千万两，黄金千两〔375〕以上。南宋铸钱减少，但开庆景定年间都曾铸钱，而且还有用会子从各地收换进来的铜钱，所以数目也很可观。在这同一期间内，对于会子则极力讲求秤提管理，屡次出度牒或铜钱等来换易破旧会子。但是景定元年政府令临安府用钱三百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十七界会子一千零九十五万二千一百多贯，共凑成十七界会子一千四百万贯收籴大米四十万石〔376〕，每石合得约三十五贯，或每公石四十贯足。这时赵宋的天下，大势已去。虽然也有不少“忠义”之士，舍身捐财〔377〕，以求保持现状，但大部分的人，多是望风投降，不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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