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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盖换钱七百有奇矣。〔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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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在这段话中，表明了两种见解：第一，他认为铜钱和纸币一样，都是本身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第二，他说纸币跌价是发行太多，这是承认纸币数量对于币值的影响。因此他对纸币倒是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中间的态度。不像有些名目论者，借口铜钱和纸币同样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尽量发行。他一方面把纸币和铜钱看成一样，另一方面却承认纸币的价值靠铜钱来维持，这在理论上陷于一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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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因为发行太多，以致纸币跌价，在这明显的事实下，所以许多人是站在数量说的立场，并想运用这种原理来稳定币值。如宁宗时的袁燮（公元1144—1224年），在嘉定年间任江西提举，提出《便民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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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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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所讲的是纸币，没有提铜钱或金银等物。似乎不能算是数量说。但自《管子》以来，大家都把所谓“多则贱，少则贵”的话适用于一切商品，包括货币商品在内。袁燮的话自然是重复前人的话，只要他不声明纸币和金属货币不同，那就只能把他看作数量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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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贱则壅，贵则通”的话，和现代一般人所公认的原则相反。现代货币学家都认为币值越跌，则人民越要用钱收买商品，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反之，币值越涨，则人民反而想储蓄起来，流通速度应当减低。但在特殊情形之下，袁燮的话也会实现。譬如通货跌价时商人囤货不卖，则货币无法流通，而发生壅塞的现象。反之，如币值上涨，商人减价出货，也未始不可以增加人民的消费倾向。中国古时，确有这种情形，尤其在宋朝纸币跌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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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燮也曾提到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他在《便民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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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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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甫（理宗时人）的意见和他的父亲（袁燮）差不多。他在《论会子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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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愿陛下力持四戒：一戒新会三界并用，二戒轻变钱会中半，三戒空竭升润桩积，四戒新会不立界限。〔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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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野的儒者，有许多反对纸币的。如吕祖谦、叶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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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虽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言论〔427〕，但内容很杂乱，几乎可以说语无伦次。首先，他认为在古代，只有凶年才作货币来救民之饥，货币不是先王财货之本，财货之本在于谷粟布帛，若没有本，货币虽多，也不济事。他这话是很正确的。但他对古代的实物俸禄加以赞赏，他不主张让货币发挥很大的作用。然而他也不是实物论者。他说若要钱，那就以五铢、开元为最好，宋的太平钱也不错，以后就不行了。至于纸币，他说行之于蜀则了，因为四川的铁钱实在不方便。若加以普遍推行，那就不是经久之制。这位好辩的文人，一边“作战”，一边退却，说一句，退一步。最后似乎什么都可以。他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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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本论之，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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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公元1150—1223年）在一篇《理财疏》中论到用楮币的害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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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以钱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钱有重轻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矣。而犹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凡今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也并乏矣。……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从得。……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且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昔为何而有余，今为何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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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把一切的恶现象，都归咎于楮币，这在理论上讲来是不对的，因为他所痛恨的恶现象，都是通货膨胀所引起来的，并不是纸币制度本身的缺点。但实际上纸币流通和通货膨胀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是叶适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能用历史上的实例来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货币的流通方面。首先他对于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很明白的解释。固然这点并不是他的发现，南朝的梁武帝在六百多年前便注意到了，他因为新的好钱被旧的恶钱所逐，所以才铸铁钱。不过叶适把它清楚地讲了出来。他也认为一个钱流通一百次，就发挥一百个钱的作用；如果取得它以后，积而不发，就只能算一个钱。所以他说紧缩不一定是因为钱少，有时候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减低。即他所谓“障固而不流”和“已聚者之不散”。这意见和北宋沈括的意见差不多。其次他认为货币的功用首在其为流通手段，即他所谓“通百物之用”。他甚至认为货币是起源于交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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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乃以金钱行之。〔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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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有许多话同吕祖谦所讲的差不多。他说三代用钱至少，因为“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后世则不然，百物皆由钱起”。他说这是因为上古各地自给自足，一国之物，足供一国之用，后世天下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但天下之民交通于四方，所以钱币需要得多。叶适同吕祖谦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他对古代那种自然经济，不像吕祖谦那样向往，他只作一种客观的叙述。第二他把货币流通的发展同交易联系起来。关于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况，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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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不可得而见。……废交子，然后可以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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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有内容的：第一，他看出钱币要流通，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死藏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第二，市面物资和钱币的缺乏，在于纸币的发行。若要钱币恢复流通，只有废用交子。第三，富强之道，在于物资多，不在于货币多。第四，他是通过数量来解释商品和货币价值的，他说钱多则物贱，物少则钱贱，物贱则钱贵，钱贱则物贵。他所要的是物多钱贵，他说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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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也有用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纸币的。例如绍兴六年就有人分析过纸币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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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论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则馈粮实边，减搬辇之费；二则循环出入，钱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则市有二价，百物增贵；二则诈伪多有，狱讼益繁；三则人得交子，不可零细而用，或变转则又虑无人为售；四则钱与物渐重，民间必多收藏，交子尽归官中，则又虑难于支遣；此交子之害也。〔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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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恐怕也只有纸币膨胀还不十分严重的南宋初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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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通商口岸的官商，通过对外贸易而发财，所以他们是赞成对外贸易的，而且有时多少影响政府的态度〔432〕。但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完全和唐朝人相反。尤其是南宋，几乎没有人不是敌视对外贸易的。敌视对外贸易的背后，有金属论为理论上的根据。宋朝这种思想比欧洲的金属论要早一些。但论调差不多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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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真宗问“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就说，“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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