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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本论之，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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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公元1150—1223年）在一篇《理财疏》中论到用楮币的害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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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以钱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钱有重轻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矣。而犹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凡今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也并乏矣。……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从得。……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且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徒知钱之不可以不积，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积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昔为何而有余，今为何而不足？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能多出于地。〔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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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把一切的恶现象，都归咎于楮币，这在理论上讲来是不对的，因为他所痛恨的恶现象，都是通货膨胀所引起来的，并不是纸币制度本身的缺点。但实际上纸币流通和通货膨胀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是叶适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能用历史上的实例来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货币的流通方面。首先他对于恶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很明白的解释。固然这点并不是他的发现，南朝的梁武帝在六百多年前便注意到了，他因为新的好钱被旧的恶钱所逐，所以才铸铁钱。不过叶适把它清楚地讲了出来。他也认为一个钱流通一百次，就发挥一百个钱的作用；如果取得它以后，积而不发，就只能算一个钱。所以他说紧缩不一定是因为钱少，有时候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减低。即他所谓“障固而不流”和“已聚者之不散”。这意见和北宋沈括的意见差不多。其次他认为货币的功用首在其为流通手段，即他所谓“通百物之用”。他甚至认为货币是起源于交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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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乃以金钱行之。〔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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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有许多话同吕祖谦所讲的差不多。他说三代用钱至少，因为“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赖钱币之用”。“后世则不然，百物皆由钱起”。他说这是因为上古各地自给自足，一国之物，足供一国之用，后世天下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但天下之民交通于四方，所以钱币需要得多。叶适同吕祖谦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他对古代那种自然经济，不像吕祖谦那样向往，他只作一种客观的叙述。第二他把货币流通的发展同交易联系起来。关于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况，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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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不可得而见。……废交子，然后可以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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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有内容的：第一，他看出钱币要流通，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死藏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第二，市面物资和钱币的缺乏，在于纸币的发行。若要钱币恢复流通，只有废用交子。第三，富强之道，在于物资多，不在于货币多。第四，他是通过数量来解释商品和货币价值的，他说钱多则物贱，物少则钱贱，物贱则钱贵，钱贱则物贵。他所要的是物多钱贵，他说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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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也有用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纸币的。例如绍兴六年就有人分析过纸币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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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论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则馈粮实边，减搬辇之费；二则循环出入，钱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则市有二价，百物增贵；二则诈伪多有，狱讼益繁；三则人得交子，不可零细而用，或变转则又虑无人为售；四则钱与物渐重，民间必多收藏，交子尽归官中，则又虑难于支遣；此交子之害也。〔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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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恐怕也只有纸币膨胀还不十分严重的南宋初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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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通商口岸的官商，通过对外贸易而发财，所以他们是赞成对外贸易的，而且有时多少影响政府的态度〔432〕。但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完全和唐朝人相反。尤其是南宋，几乎没有人不是敌视对外贸易的。敌视对外贸易的背后，有金属论为理论上的根据。宋朝这种思想比欧洲的金属论要早一些。但论调差不多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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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真宗问“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就说，“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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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因为通货膨胀，金银流出恐怕更多，所以反贸易的金属论也特别得势，例如孝宗时的陈良祐就认为招徕外国商人来进行贸易是一种糜费金钱的事〔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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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政府一位官员对于对外贸易发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他不反对对外贸易，只要这种贸易是用中国货换外国货，但反对用中国的金银和铜钱去买外国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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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顷年泉州尉官尝捕铜镯千余斤，光烂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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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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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傥不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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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很明显是金属主义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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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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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家停积，犹可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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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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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故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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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求鲁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说明当时的现象不是因为人民窖藏，而是因为钱少。他似乎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通货膨胀，看见钱和物都贵，以为奇怪。不知当时的价格是以纸币计算，铜钱几乎成了一种商品。他在后面则说钱荒是由于外流，外流的原因在于对外贸易，所以他反对对外贸易。欧洲的地金论者或重金主义者的言论和他的论调完全吻合〔439〕。他们的看法和汉代法家不同，不是强调货币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特点，而是把金属货币看成无上的财宝。因为普通商品是作消费用的，一经消费，就不再存在；而钱币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被认为是真正的财富。他们自然没有进一步去分析：如果把全部物资换成货币，人民怎样维持其生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把钱币看得比商品重要，那么，只要有了钱币，随时可以换取必要的商品。中国的金属论者对于钱币的重视似乎没有他们的欧洲同志那样厉害，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只求保存本国的钱币，没有想要取得别国钱币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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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金属论者的见解既相同，所以政策也差不多。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和禁止金银铜钱出口〔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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