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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论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则馈粮实边，减搬辇之费；二则循环出入，钱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则市有二价，百物增贵；二则诈伪多有，狱讼益繁；三则人得交子，不可零细而用，或变转则又虑无人为售；四则钱与物渐重，民间必多收藏，交子尽归官中，则又虑难于支遣；此交子之害也。〔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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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恐怕也只有纸币膨胀还不十分严重的南宋初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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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通商口岸的官商，通过对外贸易而发财，所以他们是赞成对外贸易的，而且有时多少影响政府的态度〔432〕。但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完全和唐朝人相反。尤其是南宋，几乎没有人不是敌视对外贸易的。敌视对外贸易的背后，有金属论为理论上的根据。宋朝这种思想比欧洲的金属论要早一些。但论调差不多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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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真宗问“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就说，“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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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因为通货膨胀，金银流出恐怕更多，所以反贸易的金属论也特别得势，例如孝宗时的陈良祐就认为招徕外国商人来进行贸易是一种糜费金钱的事〔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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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政府一位官员对于对外贸易发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他不反对对外贸易，只要这种贸易是用中国货换外国货，但反对用中国的金银和铜钱去买外国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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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害也。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顷年泉州尉官尝捕铜镯千余斤，光烂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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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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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傥不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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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解很明显是金属主义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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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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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家停积，犹可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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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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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故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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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求鲁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说明当时的现象不是因为人民窖藏，而是因为钱少。他似乎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通货膨胀，看见钱和物都贵，以为奇怪。不知当时的价格是以纸币计算，铜钱几乎成了一种商品。他在后面则说钱荒是由于外流，外流的原因在于对外贸易，所以他反对对外贸易。欧洲的地金论者或重金主义者的言论和他的论调完全吻合〔439〕。他们的看法和汉代法家不同，不是强调货币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特点，而是把金属货币看成无上的财宝。因为普通商品是作消费用的，一经消费，就不再存在；而钱币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被认为是真正的财富。他们自然没有进一步去分析：如果把全部物资换成货币，人民怎样维持其生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把钱币看得比商品重要，那么，只要有了钱币，随时可以换取必要的商品。中国的金属论者对于钱币的重视似乎没有他们的欧洲同志那样厉害，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只求保存本国的钱币，没有想要取得别国钱币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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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金属论者的见解既相同，所以政策也差不多。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和禁止金银铜钱出口〔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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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论到了后代受到了批判，但批判的人对金属论盛行时的情况不一定都了解。金属论的基础在于重视宝藏手段，金属论的前提在于人人愿以商品交换货币。在一个普遍追求货币的世界里，金属论者的观点是很现实的。金属货币是便于保存的，一般商品是不便于保存的，尤其是封建时期的商品更是不便于保存，因为那时的商品是以农产品为主。为什么不将吃不完、用不掉、容易腐烂的农产品换成永不腐烂而随时可以交换任何商品的货币呢？只有当货币买不到商品的时候，人们才对货币失去信心，甚至发生抢购的现象。关于这一点，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都是一样的。中国宋代的金属论者因重视金钱而反对对外贸易那就自相矛盾了，这等于在一国之内，一个人尽量把自己的产品换成货币，同时又主张禁止商业，试问他换到的货币有什么用呢？不过宋代的中国在一般消费品方面无所求于外国，当时的金属论者以为只要把金钱保留在国内，随时可以在国内买到商品，而且当时纸币的稳定也有赖于这些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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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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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术比较发达，可是在货币史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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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有《食货志》一卷，内容夹杂着一些关于币制的话，零乱没有系统，不知是否残阙。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根本没有食货志。这位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竟没有注意到货币或钱币，大概又是他的道学思想在作怪。《新唐书》的《食货志》也不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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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有《食货志》五卷，其中货币史只占半卷多一点，共三千三百零一个字，自隋末的所谓白钱五铢到唐昭宗末年。内容比《旧唐书·食货志》还要简略。新志虽不是抄录旧志，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新志有不及旧志的地方。第一，旧志所收的史料比新志多。例如关于铸钱监，旧志说，武德四年七月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新志则笼统地列举洛、并、幽、益、桂等州的钱监。关于开元钱的读法，旧志说是先上后下，次左后右，又说回环读之，其义亦通，并说流俗谓之开通元宝。而且引乾封二年正月的诏文，其中明言：“开元通宝……为万代之法。”这可说交代得很清楚。但新志只字未提。第二，新志的话有些是可疑的或错误的。如关于隋末的白钱，不见旧志，这事是可疑的。又如关于重轮乾元钱的重量，旧志说是每缗重二十斤，新志说是十二斤，应以旧志为正确。新志唯一的补充史料是关于史思明的钱币，这事旧志没有提到，但新志把得壹元宝写作得一元宝。此外关于飞钱的事，新志比旧志略为讲得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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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郑樵（公元1104—1162年）的《通志》有《食货略》二卷，内容包括十五项，钱币只是其中的一项，共六千多字。郑樵是反对写断代史的，自然是用通史的方式来写货币史，自起源到唐末的长庆元年。他对于史料的判断力并不比前人高明，反而说了些贻误后人的话。例如关于货币的起源，司马迁虽然说过是起于高辛氏之前，并说过虞夏之币金为三品的话，但他承认靡得而记。班固也承认：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可是千多年后的郑樵却敢断言太昊以来就有钱，并且说：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这种附会大概是基于当时对出土的一些先秦刀布文字的穿凿。因为北宋董逌的《续钱谱》就说自太昊葛天氏至尧、舜、夏、商都有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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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对于太公的九府圜法、禹汤的铸币、周景王的大钱、楚庄王的以小为大等等说法，也深信不疑，而且犯了些新的错误：说周景王的大泉文曰大泉五十，可见他连《汉书·食货志》也没有好好读过。关于秦汉的币制，他显然是抄袭《汉书·食货志》，因此继承了班固的错误。例如关于汉初令民铸钱的事，他不依司马迁的正确说法，却照班固的不正确的说法，说是令民铸荚钱。其余部分，也是抄袭前人，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单就货币方面来说，读了杜佑《通典》和两部《唐书》，《通志》几乎可以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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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自说对于文字学下过功夫，可是《通志·六书略》中关于古币文字的解释多半荒谬。例如对于垣字环钱的解释，看了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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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史家对郑樵说过不少好话〔441〕。但在货币史方面，《通志》不如《通典》。第一，在内容方面，《通典》比《通志》充实些。第二，在取材方面，《通志》更加不严谨。第三，在体例方面，《通典》按朝代分阶段，《通志》虽然实际上也是这样叙述，可是不分段落。恭维郑樵的人，说他对于史学有贡献；甚至有人把他赞成通史、反对断代史的态度算作一种贡献，这就大有问题了。这只是一种观点，不能作为学术上的成就而给以记分。而且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首先，一方面，任何时代都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断代史也是一种专史。学术越进步，治专史的人应当越多。另一方面，学术无论怎样进步，仍然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其次，所谓通史、专史和断代史，都是相对的，天下没有一部真正的通史，也没有一部纯粹的专史。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想要看得全面一点，因而喜欢通史；另外一些人想对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看得仔细一点，因而喜欢专史或断代史。在治世界史的人看来，一国的通史仍是一种专史。在现代人看来，《史记》与其说是通史，不如说是断代史。近代欧美一些史家，明明写的是欧洲史，却自称世界史，那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夸大。郑樵的《通志》，自称通史，实则仍有所专，内容并不平衡，许多方面只是抄袭，货币史方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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