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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仍有柜坊。不过它的性质仍是难以捉摸。在唐代，柜坊同钱财的存放或保管有关，但在宋代的文献中，看不出这种联系。宋初在淳化二年的诏书中，提到京城的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铸铜钱为器用杂物等〔477〕，似乎柜坊专做犯罪的事，似乎开设柜坊的全是恶少，他们租用居人邸舍来开设柜坊。后来苏轼说定州有开柜坊的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478〕，可见柜坊特别同赌博有关系。南宋绍兴三年诏书中又提到贵族阶级的子弟，多从事酿私酒、开柜坊〔479〕。此外婺州义乌县的人民似乎也有开设柜坊从事私织罗帛、以图逃税的，政府当局曾将八乡柜户全数拘捕；掠夺其所织罗帛，投税于官，引起人民的不满，乃于乾道四年下诏许其买卖，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480〕。这里同信用业务一点关系也没有。绍兴年间桂阳军曾告谕百姓以窝藏柜头的罪格〔481〕，仍是把开柜坊同赌博联系在一起。周密的《武林旧事》〔482〕也把柜坊同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引诱少年为事）、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等并列。《庆元条法》中也是将开柜坊和博戏赌财物并列〔483〕。或者同茶户、酒肆、妓馆、食店、马牙、解库、银铺、旅舍等并列〔484〕。这里柜坊同解库、银铺等并列，可能是一种信用机关。普通商店还有保管存款的事〔485〕，而且有用书帖取钱的办法〔486〕，柜坊自然也可能有这种业务，尤其是它同赌博有密切的关系，不但会替赌徒保管钱财，而且由此可以发展借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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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将钱财寄托亲友保管，那是更加普遍。有些人怕财产被没收，因而隐寄在外〔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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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兑换机关，比唐朝发达；因为黄金的使用，虽然唐宋差不多，但白银的地位，到了宋代，却重要多了。几乎比西汉时的黄金还更重要，通行得更广。办理兑换业务的，自然是以唐朝遗留下来的金银铺〔488〕或银铺〔489〕为主，南宋有时叫作金银交引铺〔490〕或金银钱交易铺〔491〕，或金银盐钞引交易铺〔492〕或单称交引铺〔493〕。因为宋朝除了金银的买卖兑换以外，还有各种钞引的买卖，所谓钞引就是一种贩卖特许证，商人向京师榷货务缴费领茶引或盐钞，然后才许到茶场或盐场去贩卖。当时贩卖茶盐都是很赚钱的事，所以茶引和盐钞就成了一种商品，在金银铺中买卖。同时它们也可能兑换纸币。北宋时汴京金银铺很多，如唐家金银铺、王家金银铺等。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辄千万〔494〕，俨然现代的银行区。实际上在唐朝就已经有金银行的称呼，不过那时是指金银区或金银业的意思，和金银市的名词一样〔495〕，是一种泛称。南宋时杭州五间楼一带，金银钱交易铺有百多家。规模大的有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邓家金银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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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业务在中国货币史和信用史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欧洲那样重要。这种区别是由两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欧洲是一个许多国家的集合体，货币的种类非常多。它们的发行单位不同，币材不同，同一种币材有各种不同的成色，同一种货币有不同的重量，这成色和重量在使用低级金属为货币的中国重要性比较小，但在使用金银币的欧洲却很重要。那些五光十色的钱币，在流通上是没有国界的，商人们经常需要用一种钱币兑换另一种钱币，所以欧洲的兑换业不论在希腊古代也好，罗马古代也好，中世纪也好，一直是很繁盛的。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对外贸易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向不是很大，基本上不用外国钱币，本国钱币限于铜币，贵金属不铸成钱币来流通。铜钱虽有成色和分量的不同，但因本身价值低，一般都是等价流通。到了宋代，情形就有点变了。宋代的货币流通成一种割据局面，各区所用的钱币不一样，除纸币外，还有铜钱铁钱之分，铜铁钱本身又有大小钱之分，这大小钱不是因铸造不合标准或由于磨损和剪凿而产生，而是名目价值不同的钱币。这些都替兑换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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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所谓兑坊的〔496〕，它的性质如何，不大详细。大概是宋末或宋以后的一种店铺。文献中在提到兑坊的时候，似乎是用来填补柜坊所遗下的空白的。也许在宋代，柜坊已改称为兑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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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汇兑业务，初年还是由政府机关办理，和唐宪宗时的办法差不多；许人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现款，到各州去取现，叫作便换。在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政府特别设置便钱务，专门办理这种业务；同时命令各州，凡商人拿券来的，必须当日付款，不得搁延。在至道末（公元997年）汇款金额每年达一百七十多万贯。天禧末（公元1021年）有两百八九十万贯〔497〕。后来用纸币，携带方便，而且纸币本身兼有汇票的作用，所以专门的便换业务，大概就衰落了〔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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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thur Sunle，Deutsche Münz-und Geldgeschichte von den Anfangen bis zum 15. Jahrhundert S.18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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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修《归田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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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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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会要辑稿·食货·量衡》四一之二八：“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秤之则。”王禹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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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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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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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史·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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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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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运钱和应感钱，据说是1939年在四川简阳胡家场出土。几千枚铁钱中，都是开元、宋元、太平、淳化等钱，也有几枚广政钱，没有淳化以后的钱。其中有应运钱二枚，应感钱一枚（《泉币》杂志第二六期《应运铁钱》和第三〇期《应感铁钱》）。这并不是应运钱的第一次发现。洪遵《泉志》卷一四《神品》中有《应元钱》一条，并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发地得一瓶，封甚固，破之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宇，不以为异。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与钱文符同。本观乃以其钱表献之。”这里所谓“应元保运”可能就是“应运元宝”的误读，而将“宝”作“保”。罗沐园在《泉志应元保运钱正误》（《泉币》杂志第一七期）一文中并据乾道刊本《笔谈》，所叙稍有不同。是说：“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又引《老学庵笔记》言：顺将败，披度为僧，饭僧潜逃，后三十余年，始就擒戮。以为庐山的钱是李顺或他的同党所埋的。又王荫嘉在《神怪之应运元宝钱》（《泉币》杂志第二一期）一文中引旧钞本孟仁《言识小编》：“慕庐韩先生（菼）少贫困。乡荐后，犹借馆读书。岁壬子，暇游荆洛间，忽有人持关书聘金来寓，曰：奉主人命，请先生授生徒焉。遂欣然就道。至则门闾宏壮，如公侯家。……而主人初不一见，心颇疑之。问之馆人，不答。问之弟子，则又支辞以对，疑愈甚，窃欲私觇之，而主人已排闼人，若知先生之欲觇之也者。曰：先生勿疑，吾实冥府官也，敬君学品，故聘求教子，顽劣之资，得沐教化，实为厚幸。然先生功名中人，吾何能久羁。今赠君一钱，即当如钱之文，应运而元，大魁天下，宝之宝之。遂遣使送归，资赠甚厚。次年癸丑，先生应会试，果擢第一。”王荫嘉认为遣使资赠等语“均记人事，而非鬼事，意其绿林豪侠之流。时当升平，公又显位，直言秉笔，有所冒忌讳，不如寓意阴曹之得体，赠钱数语，显将钱文应运元宝四字和盘托出，毫不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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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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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费著《钱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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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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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丰年间各监铸钱数目各书略有出入。但总额铜钱应为五百零六万贯，铁钱为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以这总数为标准，综合《文献通考》《玉海》《宋会要辑稿》等书，各监每年铸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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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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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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