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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大钱法敝，朝廷议改十为三。主藏吏来告曰，诸府悉辇大钱市物于肆，皆疑法当变。蒙曰，吾府之积若干？曰，八千缗。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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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宋史》卷二八五《贾炎传》：“政和中……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同书卷三四八《沈畸传》：“陕西旧无铜钱，故以夹锡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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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又况夹锡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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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李纲《梁溪全集》卷一四四《御戎论》：“自东南夹锡钱罢不行，悉运于陕西，物价翔踊，而钱益轻，凡二十而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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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蜀中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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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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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历年交子钱引的流通数字，没有确实的记载，虽有人加以推测，但不可靠。例如大观元年的流通额，连南宋的李心传也先后不符。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建炎二年六月条下说“增多是二千六百万余缗”。后来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条下则说“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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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蜀中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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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数十钱。”（《宋史·食货志》作“当钱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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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楮币类》引《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崇宁大钱发行后）未几新钞法行，旧钞尽废，一时商贾束手或自杀。縡得诉者所持旧钞，为钱以千计者三十万，上疏言钞法误民，请如约以示大信。上怒罢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由是引法大壤……蔡京患之，大观元年改交子为钱引，旧交子皆毋得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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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崇宁二年十月十四日诏：“两淛杭越温婺等州秋田不收……致人户渐至逃移，贼盗滋多，物价增长，细民不易。”又大观三年九月六日诏：“东南路比闻例有灾伤，斛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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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续通鉴长编拾遗补》卷二三崇宁三年四月辛酉：“然当时（崇宁初）运粮入中，不计价值之贵。鄯廊米斗不下三四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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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同上卷一八，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壬子：“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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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大观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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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大观元年八月十二日诏：“在京有房廊屋业之家，近来多以翻修为名，增添房钱，往往过倍；日来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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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布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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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宋会要辑稿·均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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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中》：“（宣和）四年，榷货务建议，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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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续通鉴长编拾遗补》卷五一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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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楮币类》引《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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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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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萍洲可谈》卷一：“兴国贾公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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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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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廿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全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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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宋代官吏收入，除月俸外，还有各种实物如绫、罗、绢、绵、禄粟、随身傔人衣粮和餐钱等。而且月俸很少实发，多为折支。史书说是：一份现钱，两份折支。所谓折支，是指发实物。这里作价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宋初，据说折支的东西，只值得一二成或二三成。所以计算起来非常困难。元丰时折支也以三分之二计算。假定俸额照数发放，三太三少的四百贯仍算作四百贯，绢一匹作一千三百文，一罗作三绢，一绫作二绢，棉花每两作三十五文，其他如禄粟等一概不计。但上面的金额都是省陌，每百文只有七十七文足钱。这样计算出来的货币所得，已经算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再将这金额折成大米，那就更加有出入了。这里是以11世纪后半的平均米价为标准，即每公石八百三十九文足钱。但实际上当时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的米价，相差是很大的。如果以元丰年间苏东坡所提广东每斗二十文的价格为标准，那么，三太三少每月的真实所得就不是四百公石，而是一千多公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