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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钱有元德通宝和重宝（公元1119—1126年）、天盛元宝（公元1149—1169年）、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公元1210年）、光定元宝（公元1211—1223年）。只有天盛元宝比较多，其余都留传很少，特别是天德、天庆等钱，大概当时铸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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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有铁钱，所见有天盛和乾祐，而以乾祐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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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钱的制作，一般都很精整，文字也规矩，看来他们的文化，要远超过契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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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金合是一种时代尚待确定的钱币。遗留下来的实物大如折十，白铜，文字楷书，制作比较规矩。过去钱币学家说是蒙古人建国号以前所铸。蒙古在称元以前，的确有大朝之称，但大朝并不是蒙古人的专用名词，唐宋以来，就有使用。封建王朝也自称大朝，连后唐、后晋那种小朝廷也曾自称大朝〔14〕。于阗国就曾自称大朝，敦煌莫高窟的于阗国王像上就有“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的文字，王后像上也有“大朝”字样。所以大朝不一定指蒙古。而且大朝金合不可能是蒙古钱。最初提到这钱的是北宋绍圣年间的李孝美。那时离成吉思汗的出生还有六七十年，蒙古人大概还没有达到铸钱的阶段。有人也注意到这一点，因而疑心它是辽钱〔15〕。在时间上这是可能的。那时辽已铸钱。但大朝金合无论在文字书法上和铜色制作上都不像辽钱。虽然遗留下来的实物多系后人仿铸，但一定是仿原品的。有点像金钱。不过金人那时还没有铸钱。所以除非《泉志》的著录为后人所妄加，否则大朝金合只能是西夏钱。在时代和文字制作上，都比较相符。西夏所用年号也喜欢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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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人的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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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建国的期间，约略和南宋相同。那时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次南北朝。在币制方面，他们主要是受了宋的影响，但同时也有许多比宋制进步的地方。例如白银的正式使用和纸币的不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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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的币制，最初是使用铜钱，后来钱钞兼用，再后来用银钞；通货膨胀末期，人民专用白银。所以他们的货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铜钱，第二是银币，第三是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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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钱方面，最初是用辽宋的旧钱，太宗天会末曾用刘豫的阜昌钱〔16〕。刘豫降金后，于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被立为皇帝，国号齐，铸有阜昌钱三等，小平称元宝，折二为通宝，折三为重宝，各有篆书和真书两种，成对钱，制作精整。到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才自铸正隆通宝，大小仿宋的小平钱。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铸大定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小平背面间有申字和酉字的，过去的钱币学家颇多穿凿附会，其实这应当是纪年，而且是受南宋的影响，因为南宋自淳熙七年起，开始在钱背纪年，那正是金大定二十年，金人到大定二十八年才加以仿效，二十八年是戊申年，二十九年是己酉年。章宗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6年）铸明昌通宝，精美如大定，但遗留极少。泰和年间（公元1201—1208年）铸泰和通宝和重宝，通宝分小平、折二、折三、当十四种，重宝是当十，只有当十的重宝铸得比较多，其余都少见。当时已开始通货膨胀。但泰和以后，还有铸钱。传世有崇庆、至宁、贞祐、天兴等钱。崇庆有通宝小平和折二，真书。元宝折五，篆书。至宁元宝用瘦金体，略小于崇庆元宝，大概也是折五。这两种钱是卫绍王治下铸的。宣宗时有贞祐通宝小平，真书。这些钱留传极少。除贞祐钱有三数枚外，其余几乎都是孤品，恐怕系试铸性质。可能其他年号也有钱。有一种天兴宝会，有人说是哀宗时所铸，但真假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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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虽也有其自己的文字，但他们的钱币，都用汉文。而钱币的铸造，非常精美，技术水平极高。大定钱是仿宋徽宗的大观钱，文字呈瘦金体。泰和重宝“郭细肉深，篆如玉箸”，比后代机器钱还要整齐。泰和通宝是真书，略带瘦金体。泰和以后的钱，制作都异常精美，具有大定、泰和等钱的风格。大概取得了北宋遗留在陕西的铸钱设备和技工，当时中国的铸钱技术以陕西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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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一向通用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铤〔17〕。自然还有别的等级。近年在内蒙古的墓葬中出土一枚砝码形的银锭，重约三百五十四公分，约合当时十两。上面有“龙江饷银天会年造”八字，隶书，分两行。另一面也有八个字，像是西夏文或女真文，意义大概同正面一样。一端有“阿扭记”三字〔18〕，大概是银匠名。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这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以银为货币。金人对于黄金，虽然也加宝贵〔19〕，但不用作货币，流通支付只用白银，这对于中国的用银，影响很大。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20〕。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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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的币制中，最重要的是纸币。他们发行纸币在铸造铜钱之前。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就设置交钞库，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铜钱并行。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这种交钞，本来也以七年为限，到期换领新钞；但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就取消了七年厘革的制度。南宋会子的无限期流通，还是六十年以后的事，所以这在中国纸币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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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的纸币，虽不用分界的办法，但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时常更换新钞。更换时连钞票名称也改变。第一次更换是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南宋宁宗嘉定八年），改发贞祐宝券；第二次更换是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改称贞祐通宝；第三次是在元光元年，改发兴定宝泉；在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又发行绫制的元光珍货，据说还有元光重宝〔21〕。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又有天兴宝会；几个月后便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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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钞名和次序是根据《金史》的记载。刘祁《归潜志》有不同的记载。根据《归潜志》，在交钞之后，还发行了八种新钞，而天兴宝会不在内。八种新钞是：宝券、通货、通宝、重宝、宝泉、珍宝、珍会、珍货。其中有些名称是《金史》所提到的，如宝券应当就是指贞祐宝券，通宝就是指贞祐通宝，宝泉就是指兴定宝泉，珍货就是指元光珍货。但另外几种却不见于《金史》。刘祁是哀宗时的太学生，留心当时的政事和掌故；金国的败亡，他亲历其境，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然而这只限于正大天兴的一段时间，因为金亡的时候，他才三十二岁，元光以前的事，他未必记得。看他记载的笼统便可以知道。《金史》则自交钞的发行到兴定宝泉为止，交代得很清楚。关于每一次发行，都有对旧钞的作价，所以是可信的。而且刘祁对于天兴宝会似乎完全不知道。天兴宝会是在几百里外的蔡州发行的，他自己被围困在汴京，不知道；而他事后对于这些事也没有再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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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交钞的形制，史书有所记载〔22〕。大体上是四周有花栏，栏内分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小，下面部分大。上部中央是金额，右边是字料，左边是字号。字料外边有篆书“伪造交钞者斩”，字号外边有篆书的告捕赏格。花栏下部为发行机关地区、赏格、年月日以及各级负责人的押印等。在花栏的上面和左右还有文字，上端有金额。右边有注明每张的工墨钱以及纳旧换新的手续费。左边则有各地“合同”的斜印，这是准许流通的区域。然而各地所发行的交钞，在文字上是有出入的。例如在热河大明城所发现的一张贞祐二年北京路印造的一百贯的交钞〔23〕和贞祐三年陕西东路所用的十贯钞的钞板〔24〕，在文字上，都和史书所记载的有所不同，两者彼此又有不同。另有一块山东东路所用的钞板，甚至没有年号，如果不是有山东东路四个字，就无法知道它是金人的交钞〔25〕。各地交钞的大小似乎相差不多，以花栏为标准，大约长一公寸八，宽一公寸；以全钞为标准则长约一公寸九二，宽约一公寸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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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宝券〔26〕比交钞大，长约三公寸，宽约一公寸八五。形制也和交钞稍有不同，在栏内上方平列贞祐宝券四字，这是交钞所没有的。下面的横栏则和交钞差不多，书明金额和字料字号以及两侧的篆书（伪造者斩和赏格）。下栏共有九行，比交钞多两行。原文为：“奏准印造诸路通行宝券，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然后有流通地区以及各种主管官吏的签押，接着是“伪造者斩，赏宝券叁佰贯，仍给犯人家产”。最后是贞祐年月日和主管官吏的签押。其中“不限年月”字样，是交钞所没有的规定。虽然交钞在后来实际上已是无限期流通了。栏外也有各地合同，这和交钞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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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宝泉也有钞板留下来〔27〕，这是两贯面额的钞板。长约二公寸四分许。形制和交钞以及贞祐宝券不同。交钞和宝券的栏纹作双线，宝泉的栏纹作单线。栏的上端不是横书金额，而是两贯钱的图形。栏内首先有两横栏，上为“兴定宝泉”四字，下为“贰贯闻省”四字，都是平列。下面有两个方栏，左为△字料，右为△字号。方栏下面又有横栏，平列南京路三字；方栏左右有篆书的伪造罪和赏格（“赏陆伯贯”）。这是全板的上半截。下半截中央为圆形，四周有牡丹花纹，中间一行为伪造罪和赏格，左边有五行字，前三行是“奏准印造兴定宝泉，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流转通行”；第四行为宝泉库子押和攒司押；第五行是印造库子押和攒司押。右边也有五行字，第一行是“兴定六年二月日”，第二行、第三行是宝泉库使和印造库使等画押的地方，第四行是户部勘合令史押，第五行是尚书户部勾当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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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代的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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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给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阶段。例如根据铜钱的名称，是以唐代为一分水线，唐以前是用铢两货币，唐以后用宝钱。根据纸钞的采用，则以宋代为一分水线，宋以前用金属货币，宋以后亦使用纸币。但这些分别都不是基本的，因为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会是兑换券的性质，仍以缗文为单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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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是从游牧生活〔28〕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一跃而进入货币经济的。在铁木真的时候，还残留着物物交换的办法〔29〕。但由于邻近民族的影响，大概很快地就学会了使用白银。土耳其斯坦一带，一向使用银币，花剌子模的银币，在8世纪时就通行土耳其斯坦一带〔30〕。而蒙古民族同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铁木真曾同花剌子模订过同盟，商队往来很频繁。花剌子模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比蒙古进步。所以蒙古族在统治中国以前，以及统治中国以后的初期，是使用白银的。不但贸易〔31〕和借贷〔32〕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33〕。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在杂剧中，这些杂剧一大部分是反映金人治下和元初的情形。蒙古大汗每年对于皇亲和将士的赏赐是用白银，买马也用银付价〔34〕。并且还有银币的铸造，币面有人骑马持刀像，但普通多是打一兽印，如鼠、牛、虎等，以代表年份。他们统治中国以后，文书上还是用虎年鼠年等纪年的办法。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开始铸造中原式的钱币，即大朝通宝〔35〕。这种钱有许多板别，制作多不工整，每枚重两公分七到三公分。大通宝三字的笔法仿北宋大观钱。有些钱为灰白色，向来认为是银质，但没有经过化验，某些钱背有印文，或一印，或二印，有人凭以推定它曾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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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对中原的统治权以后，虽以使用纸币为主，而且曾几次禁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36〕，但这种禁令都是短期的，而且执行的效果也有问题。因为民间对于借贷〔37〕、劳务报酬〔38〕、物价的表示〔39〕和日常的交易〔40〕，似乎都有用银的。至少白银普遍用作宝藏手段，同时它是纸币的发行保证。这时白银的形态，大概已不是以前外国式的银币，而是中国式的银锭，或元宝。据说银锭称元宝，是元朝开始的。至元三年杨湜任诸路交钞都提举，请以平准库的白银铸成锭，重五十两，名之曰元宝〔41〕。至元十三年蒙古兵征服了南宋回到扬州，丞相伯颜下令搜检将士行李，搜得的撒花银子，销铸成锭，每锭五十两；后来献给世祖，再分赏下来，因此民间有这种元宝流通。后来政府也自行铸造。至元十四年的每锭四十九两，十五年的四十八两〔42〕。但元宝的名称，铜钱上早已用过〔43〕。而银锭重五十两的事也不是蒙古人创始的，唐代大概就有过，金人也用过。近年曾有这种元宝出土，形制同汉代船形银锭相像。正面有三行字，中央一行是“平准 至元十四年 银伍拾两”，左右是有关官匠的官衔和签押；背面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重市秤六十两七钱一分，约合库秤五十两〔44〕。可见是初期的元宝。这时元宝一词取得了新的意义，即元朝之宝的意思。不过因为同钱名混淆不清，后人不再注意它的政治意义，而成了银锭的通称。元人偶尔还用银锭和铤银的名词，似乎有一定的制度：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许〔45〕。曾见一种银锭，成砝码（）形，为丁巳年（应为仁宗延祐四年，即公元1317年）铸造的，重约库平五十两，上面文字很多。文字虽然是阴文汉字，可是初看去好像蒙古文一样。除真定路的地名外，还有监纳、库使、库副、四名银匠和三名秤子、一名库子的签字花押。日本的博多曾发掘元代的银锭，长约日尺四寸五分，重约四百九十目（约合中国五十两），大小五枚，稍有轻重，形状如砝码，面背都有文字，形制和丁巳银锭也差不多〔46〕。此外见诸著录的还有太原路的银锭和真定路的银锭，上面都有很多文字，但漫漶难辨。太原路银锭上的文字只约略认得出“太原路”“库使副连”“库子”“重五十两”“匠”“榷官”“王”“李”等字。真定路银锭上的文字只约略认得出“真定”“银匠”“都监”等字〔47〕，可见都是官银。此外还有一种长条形的天历饷银，重三百五十六点二五公分，约合当时十两。一面有十六个蒙古字，另一面有两行汉字，即“大元天历贰年九月兵部发放钱粮官局军饷”，底下有两个蒙古字的签署〔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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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纸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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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世祖以前。蒙古人在铁木真的末年，因受宋金的影响，特别是受金人的影响，有发行纸币的事。例如何实于公元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在博州印制会子，以丝为本位〔49〕。窝阔台的第八年（公元1236年）曾发行交钞〔50〕。十二年刘肃在邢州行楮币〔51〕。在这一个时期，金人的币制，已经崩溃。他们的纸币，当然已不通用，所以蒙古人在各地发行，限于本地流通，不得出境，三年换发一次，没有金属保证。这对于商旅很不便，所以蒙哥继位的那年（公元1251年）史楫提议立银钞相权法〔52〕，以维持交钞的稳定。宪宗三年，忽必烈在京兆发行交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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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钞票的形制，只见外人的一点记述。公元1253年法国人卢布鲁基（Gulielms Rubruquis）由君士坦丁堡东来，那正是蒙哥在位的第三年，后来写成游记，在游记中说：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用棉纸做的，大小如手掌，上面的印文如蒙哥的国玺〔54〕。这里可能就是指忽必烈在京兆所发行的交钞。从这些记述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交钞是用棉纸印造的，形制比较小。但也许各地的办法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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