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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改变是短命的，因为几个月后武宗就死了。仁宗一即位，便推翻武宗的办法，废止至大钱，收回至大银钞。收回至大钞是说倍数太多，会刺激物价，这话也许有几分理由。废止铜钱，是说不能有充分的供给，实际上是币值不稳定，铜钱是会隐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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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革和反变革，都没有使纸币的购买力稳定下来。虽然有些像李孟那样谄媚之臣，知道大汗的心理，在刚刚昭告收回至大钞之后，就说“物价顿减，方知圣人神化之速”〔169〕,幸而大汗不是那样糊涂，然而也可见当时物价问题的严重。就在那年（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又说：当时每年用钞六百多万锭，土木营缮用几百万锭，降旨赏赐用三百多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而国库中只有十一万多锭。这种赤字财政，不靠发钞，还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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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以后的发行，在成宗大德六、七年间（公元1302—1303年）因为云南战事关系，大为增加。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发行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锭，等于中统钞三千六百多万锭，通货数量骤增，虽然第二年就收回了，但以后至元钞的发行数字增加，而且又有小数目的中统钞发出来，所以通货流通数量，比至大银钞发行以前增加很多。英宗至治（公元1321年）以后，发行渐少，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纸币的流通数量，比至元钞发行之前增加七八倍，比至元十二三年增加三十倍至六十倍（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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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元代发行额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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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发行额是以中统钞的锭数为单位，所有的至元钞以及至大三年的至大银钞，都照比率化成中统钞。数字是根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天历二年以后的数字，散见《元史》本纪文中。至顺元年数见《文宗纪二》，为天历二年十二月丁未所造，谅系至顺元年。其中所缺年份，则不知是没有新钞发行，还是书中遗漏。不过《顺帝纪三》至元六年三月甲申曾下诏停止该年印钞。又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可支二年，又停造至正二年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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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累积数计算的方法，仍是以旧钞打九五折再加新钞，但至大三年发行的至大银钞因为不久就收回销毁，所以至大四年的累积额中，已把这笔完全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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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人口数字仍以五千八百八十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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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自中叶以后，发行并不统一。除政府的发行外，还有赏赐钞印的办法。例如张瑄和朱清两人，因为创办海运有功，于至元二十三年底受赐钞印，得任意发行，富埒朝廷。虽然后来也同西汉的吴王濞和邓通一样被诛，但他们的发行曾持续了十七年之久〔173〕。此外有临时的发行，如泰定末年到致和年间，在皇位争夺时期，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叫有关机构刻板印钞，到天历元年才收毁〔174〕。有时收回破损旧钞后再行发出，如天历二年，关中大饥，斗米值十三贯，而钞票稍有破损即不用，人民又不能换到新钞，张养浩就将钞库中没有烧毁的破旧钞票而文字可辨识的一百八十五万五千多缗加盖戳记并刻十贯、五贯字样发行出去。米商可以将这种钞票向钞库倒换正式的钞票〔175〕。这些临时性的发行自然也不包括在正式的发行数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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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钞问题也很严重。由于纸币的印造成本低，伪钞是难免的。中统初年就有伪钞的印造〔176〕。至元七年曾规定：伪钞造得好，能够流通的，处死刑；若造得不像，不能流通的，则受流放远地的处分。但后来不管造得像不像，都是死罪。然而在残酷的剥削下，冒禁私印的人还是很多〔177〕。大德七年十二月在杭州等路的犯罪案件中，印造伪钞就有八十八起，共有二百七十四人〔178〕。除了私印以外，还有挑钞的办法：将一两挑补成二两，五钱挑补成一两〔179〕。有些官吏甚至以真钞当作假钞，这固然是为了怕犯错误或讨好〔180〕，但也可见假钞之多。元代关于伪钞的法令，特别烦琐〔181〕，这也说明伪钞问题的严重。有时收回的破钞，在焚毁前被盗〔182〕，不管是不是内部官吏作弊，这些旧钞一定会再次参加流通，从而影响它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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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的上涨，大德年间，就有人提到〔183〕，不过各种物价上涨的程度不尽相同，譬如饮食方面，在至元二十四年就已高于十三年几十倍，但造船的物料，到武宗至大四年还有人说只涨了十倍〔184〕。田亩价格在大德元年的时候，比至元二十四年高涨三四倍〔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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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也有上涨的倾向。运费同物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许多物价包括运费在内。而且运费的高低也反映一国商品流通以及一般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河运方面，江西的米粮，每石下水百里，支钞三分，到至元三十一年增为六分，涨成一倍〔186〕。金明昌年间，每石（一百一十五斤）是四十文三分六丝，大概是付铜钱，或钱钞兼用，所以元代同那时差不多。陆运方面，至元二十六年，每石百里平地一两，山地一两二钱，这就比金明昌年间高了，金朝脚价百里百斤平地是一百四十六文，山地是一百五十五文。元代脚价大概是用中统钞计算，但还是高于金代。可是大德五年又涨为平地一两二钱，山地一两五钱〔187〕。十二年间上涨百分之二十。海运方面，在至元年间，运粮一石，支中统钞八两五钱，至大四年增为至元钞三两〔188〕，合中统钞十五两，三十年间上涨百分之七十七。一般说来，运费还算涨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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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价就涨得比较快了。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黄金每两已涨成中统钞二百五十贯以上〔189〕。六年足色金每两涨成中统钞三百贯，九成金二百七十贯，花银每两三十贯，九成银二十七贯〔190〕，等于中统初的十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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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在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前后是中统钞一贯买一石，至元末年大概已涨到十几贯〔191〕。元贞元年当局粜米便要收六贯半到十五贯一石。大德年间，米价至少要十贯一石，大德十年浙江饥荒，每石到过三十贯以上〔192〕，平均大概要二十贯一石。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当局又增加粜米的价格为每石二十五贯〔193〕。史书说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减为二十贯，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减为十五贯〔194〕，大概由于南方有大量的大米北运。市价一定要高得多。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上等粳米每石要四十贯〔195〕，等于平定江南时的四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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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物价上涨的程度，也可以从盐价上看出来。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因地处北漠，盐价是特别高的。太宗（窝阔台）第二年（公元1230年）要十两白银一引，即四百斤。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取得产盐的江南，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196〕，合白银四两五钱。二十六年，因为通货膨胀，每引涨到五十贯，十三年间增成五倍以上。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涨成六十五贯。自至大二年到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七年间，每引涨到一百五十贯，四十年间涨了十六倍以上〔197〕。至于两浙的盐价涨得更凶：起初每引官价值中统钞五贯，后来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贯，到顺帝至元五年，加成三锭〔198〕，比最初增成三十倍。市价还要更贵，要一贯钞才能买到一斤盐，较之唐天宝时的两文钱一斤，高了五百倍，比北宋初年的四十文一斤要高二十几倍，比蒙古人占据江南时高八十倍。盐是生活必需品，但历代食盐都是政府专卖，元代的岁收，盐利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天历二年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锭〔199〕，占全国钞币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二。蒙古统治者通过盐价对人民实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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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品的价格也有上涨的倾向。至元二十三年的时候，李衎在浙江出卖文同的画，得二十五贯，认为是好价钱。在约三十年后，即高克恭死后，他的画卖到千百贯一幅。倪瓒生时，他的竹石小景也要卖数十金（贯）一幅〔200〕。美术品的价格同普通商品不同。有人说，李公麟画两幅换吴道子画一幅，吴道子画两幅换顾恺之、陆探微画一幅，这恐怕是受稀少性的规律和崇古思想所支配，但元代画价的趋势同一般物价的趋势也不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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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流通的混乱和物价的不稳定，因而发生以物易物和商店各自发行代用币的现象，后者有茶帖、面帖、竹牌、酒牌等名目。世祖至元末年以后，大概更加严重。至元三十一年曾下令禁止〔201〕。但没有效果，反而变本加厉；原来商店发行代用币，只为便利自己的顾客向本店取货，后来竟可在市面流通。所以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当局承认物价比以前增加几十倍〔202〕。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中书曾下令限制，使酒肆所发的酒牌，只许顾客用来向本店支酒，不得在市面流通〔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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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年间的武祺谈到元代发行的情形，他的逻辑很奇怪。他说：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到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间，印得多，烧得少，流通广，钞法通。自仁宗皇庆元年到延祐七年，九年间，印虽多，烧得也多，流通渐少，钞法始坏。自英宗至治元年到三年，印造虽多，烧得少，流通更多，钞法更坏。自泰定元年到至顺三年，八年间，印得少，烧得多，流通绝无，而钞法大坏。他的话简直没有逻辑，似乎钞票多也坏，少也坏；印得多，烧得少更坏；印得少，烧得多，尤其坏。到底怎样才算好呢？他说合计六十四年，总共印钞五千九百零五万六千余锭，总支五千六百二十余万锭，总烧三千六百余万锭，民间流转不及二千万锭〔204〕。他的数字同史书所载数字不符。假定真像他所说，民间流通只有二千万锭，人民无钞可用，那么人民用的是什么呢？物价怎么会上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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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定以后（公元1324年），国内治安已成问题，各地起来反抗，开支增加。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的时候，关中饥荒，米价每斗十三贯，人民拿钞票买米，稍有破旧，就没有人要，到平准库去兑换，“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205〕。当时宫中养的鹰鹘狮豹，每年吃肉到一万三千八百锭，比以前增加六七十倍〔206〕。赏赐卫士，每人竟至八十锭之多〔207〕，合四千贯。在汉唐，只有大功臣才可以得到这样大的数目，而在晋朝则大臣也难得到这样大的赏赐，元末竟同时赏给一万三千人，共计五千二百万贯，够宋初全国两三年之用。唐朝在通货膨胀以后的大历末，全国岁入也不过一千二百万贯，要四五年才可以积得这样数目。可见通货膨胀的程度。元朝自中叶以后，课税收入比至元时增加二十倍〔208〕，但支出总是不敷。天历二年七月岁出就已超过岁入几倍〔209〕，至顺二年九月陈思谦说，开支比至元三十年以前增加几十倍〔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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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初年，中统钞的对外比价也反映货币的贬值。至正五年来到中国的非洲人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的钞票一锭约等于他本国的一个底纳〔211〕。伊本·白图泰是非洲伊斯兰教徒，那里的底纳金币比阿拉伯本土的底纳要大，每枚重约四公分六，合得白银一两二钱许，照官价只能兑到至元钞两贯五百文。如果市价可以买到五十贯，那么，以至元钞计算的金价已涨成二十倍。但也可能是指中统钞，那就只涨成四倍。至元九年著《岛夷志略》的汪大渊说：乌爹银币重两钱八分，值中统钞十两。又说交趾的铜钱六十七枚折中统钞一两。可见以中统钞计算的银价已涨成十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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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价的下跌，也是由于私钞的猖獗。随着蒙古政权的削弱，从事私造的人更加多了。顺帝时有人因造私钞而致富，甚至派遣四五十人打进政府做官，做内应，以防有人告发，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之久〔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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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由于使用纸币，物价比其他朝代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连官俸也低于前代。中国官吏的收入，自汉以来，不断增加，到北宋达到顶点，几乎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南宋就走下坡路了。但金人治下的一品官，每月的真实收入还可抵两三百公石的大米。元代就进一步下降了。至元制下，一品官的收入只能买到一百公石的大米。低级官吏的收入倒没有什么减少，每月约合十公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