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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时曾一再禁止私铸，正德六年有人请求禁止使用低钱，专用本朝制钱和大样的旧钱。次年除破损铁锡等钱外，都许使用，以七十文折银一钱，禁止以两文作一文的办法。但私铸更加厉害。由倒好发展到倒三倒四，就是三四文折一文。当局也承认私铸之弊，岁久难变。有些恶烂不堪的，盛行所谓回倒四〔184〕。可能是八文当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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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年间，私钱的问题更加恶化了。在一些偏远地方，特别是靠海的地方，私铸者可以贩私钱到外国去。如福建的龙溪〔185〕和广东的新宁〔186〕都有这种情形。嘉靖三年政府曾出榜晓示京城内外的商人，好钱以七十文作银一钱，低钱以一百四十文作银一钱〔187〕，但六年时京师市面上流通的也全是私铸，制钱和前朝旧钱都不能流通，大概是被驱逐了。世宗说是官不为禁，其实是禁不住〔188〕。后来私钱对白银兑价由三四千文一两跌成六七千文一两〔189〕。十二年直隶的私钱有倒三、倒四、折六、折七等名称〔190〕，甚至有倒九、倒十的〔191〕。这种私钱，轻裂薄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画莫辨；甚至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造，而以剪裁〔192〕。三十三年乃规定嘉靖钱和洪武等制钱以及前代完好的钱都以七文准银一分，其他的钱，依照其品质的高低，分成三等，或以十文准银一分，或以十四文准银一分，或以二十一文准银一分，至于那些不堪用的滥钱则加以禁止。可是政府发付文武官俸，却不论新旧，都作上等钱使用，以七文折银一分，于是官吏们也就以这行市强迫商民接受，民间骚然。结果允许小钱流通，六千文准银一两。又定嘉靖钱七百文、洪武等钱一千文、前代钱三千文抵银一两，于是民间都造嘉靖钱。后来只好取消作价的办法，各种钱任其自然涨跌，而课税和官俸，都用白银〔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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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初有许多人提出整顿币制的办法。第一是兵部侍郎谭纶，他说要使人民富足，必须重视布帛菽粟而贱银，贱银必须用钱；他主张恢复铜钱的法偿力。课税银三两以下都收钱，民间交易，一钱白银以下，只许用钱〔194〕。第二是靳学颜，他也反对用银而废钱，主张令民以铜炭赎罪，政府用来铸钱，一切开支，都银钱兼用〔195〕。第三是直隶巡按杨家相，主张铸大明通宝〔196〕，这大概是因为那些年号钱的流通很混乱，所以不用年号，以示革新之意。第四是高拱，他主张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不要朝议夕改，使人民不相信〔197〕。穆宗赞成高拱的办法，并铸造了隆庆通宝。据说从此钱法稍通。当时八文合银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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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私铸问题并没有消灭，嘉靖万历等钱之有所谓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称，无非就是在既有的设备下，防止私铸，正足反映私铸的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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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明的铜钱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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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权的经济基础，弘治正德以后，已渐露破绽，万历晚年，就动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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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以前的钱价问题，是指私铸而言。对于官炉制钱，只嫌其少；或受私钱的排挤，流通得不顺利。它的购买力是很高的。万历初年，制钱的供给还是很少，所以兑价很高。对外战争发生后，钱制才真正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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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给予明朝政权的财政基础一个重创〔198〕。郝敬建议铸大钱，分为当十、当三十、当五十三种，这是明代面额最大的铜钱，虽然没有实行，但这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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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以前，铸钱还只有六十炉。由于糜费的对外战争，铸炉不断增加，起初添置四十炉、五十炉。万历二十九年加置一百炉。三十年户部府军仓附铸，加二百五十炉，应天府又置一百炉〔199〕。总共到底有多少炉数，恐怕谁也弄不清了。明代铸钱行钞，在洪武初年本由中书省担任，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宝钞由户部发行，制钱由工部鼓铸，在京师设宝源局。不但户部想铸钱，操院也要铸钱，后来连常平仓也铸钱。钱背的各种文字，无疑都是铸钱单位的名称。这些钱当时只在北京流通，因此购买力下跌，各军役匠作都不愿工资的三成用铜钱发付。同时，由于钱价下跌，物价上涨，铜商也抬高铜价，使得有些铸炉不得不停工，并遣散铸匠，于是私铸又猖獗起来，因为以前铸匠是一种世业，熟习的人少；自增加鼓铸后，许多人学会这种技术，他们被遣散之后，无以谋生，多从事私铸，而且铸出的钱和官铸差不多，私铸开销少，所以能以低价卖给私贩者，于是私钱就充溢市面了〔200〕。战前金背钱只要四五十文便可折银一钱，战后官价虽然不改，但市价则银一钱可易钱六十文〔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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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此，南京也不能例外。明代铸钱，以南京为最多，弘治年间已照北京加倍。明末其他省份可能也有由南京代铸的。所以两京的钱价产生差异，万历四十六年南京以十文抵银一分，北京以六文抵一分〔202〕。泰昌年间北京制钱以六十三文为一钱，南京以百文为一钱〔203〕。因为南京铸的钱比北京的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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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四十六年满洲人发动进攻之后，形势更加严重。努尔哈赤（清太祖）计划攻抚顺等地方的时候，朝议请发军饷百万两，神宗只发十万两。兵部援引征倭征播的先例，调兵十万，需饷三百万两，然而国库不发，可见库藏的空虚。只好加税，但政府计算的结果，辽东一年需饷八百多万两，而两次加编田亩税，加到每亩七厘，也不过四百万两，农民早已不堪负担而逃亡。至于商税，则征多了只有使商人绝迹。虽然在江南富庶的乡村，物价还是很低〔204〕，但在紧张的军事区域，物价己上涨几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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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数量的增加以及有折二钱，使其对白银的兑价下降。天启元年王象乾因军需浩大，请两京和十三省设局鼓铸，规定以六百文为一两〔206〕。三年四川巡按御史温皋谟又请铸钱，以千文为一两〔207〕。我们单看银钱折价，也许不觉得严重，但我们要晓得：当时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为降低，所以铜钱购买力的下降要超过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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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天启元年）王象乾提议兼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当十钱的重量为小钱的一倍，当百钱的五倍，当千钱的十倍。支付时也有一定的比例，每百文搭用当十钱四枚，每千文搭用当百钱四枚，每万文搭用当千钱四枚〔208〕。假定小钱每文重一钱，而且各种钱的成色相同，那么，一万文的支付，应当可以用当千钱四枚，当百钱二十四枚，当十钱一百四十四枚，小钱二千一百六十枚，总重只有二百六十两八钱，原来应当是一千两，也就是说，这三等大钱制的推行，意味着减重成百分之二十六。其他情形不变，则物价至少要上涨三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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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大钱也许没有铸造，也许铸造了没有发行就收回改铸。但当十大钱是铸造过的，而且铸得很多，官铸私铸都有。天启二年，户部正式设立宝泉局来铸钱，由右侍郎主持，叫钱法堂。其铸额远超过工部的宝源局〔209〕，外地也有铸大钱的，如宣府、密云二镇。大钱厚重的虽在九钱以上，但轻小的不到五钱。而且因数量多，买东西的人，就是三五个钱的，也付大钱，使卖主找偿，发生许多纠纷，因而有人建议值十文或二十文的货物，则整数用大钱，零数仍用小钱。结果大概不大好，所以五月十日两京停铸大钱，但大钱仍旧通用。六年才下令收回大钱，可是越收越多，乃规定各种税课都用大钱，政府用来改铸小钱。在收兑大钱的时候，并不是十足兑与小钱，而是好钱给八文，低钱给六文，但书办往往克扣，八文只给七文〔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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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小钱本身也实行贬值，初铸的每文有一钱三分重，以五十五文折银一钱。天启二年秋天，就减为每文七分许〔211〕，这是严重的减重。以前各朝铸钱，力求精整，所谓不爱铜、不惜工，只求防止私铸。天启钱有所谓白沙钱，比较工整〔212〕，可是不久就变了。史书说，当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213〕。铸钱的溢利的确很高，万历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二十五年前后是百分之二十点三，但天启二三年间南京铸钱用本钱二十万九千零五十四两，获息十二万八千六百零六两八钱，溢利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天启四年用本钱十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两，获息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两，溢利百分之八十九点九。这时的铜钱实等于辅币。而且铸局人员舞弊，铸造特别轻小的钱来充数，或降低铜的成色，应当是铜七铅三的，天启三年贬为铜铅各半。有些地方的制钱只有两三成铜，其余是铅砂，掷地可碎，百文不盈寸〔214〕。据说苏州等地的人民曾相约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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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的减重和贬低成色，可能也由于铜价的继续上涨。前面说过，在万历年间，铜价已由明初的每百斤值银五两涨到十两五钱，但天启年间黄铜已涨到十二两，红铜则涨到十四两三钱〔216〕。一方面铜价上涨，另一方面铸钱溢利很大，这就可以想见钱币的滥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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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局的横征暴敛，钱财流到严嵩父子及魏忠贤等少数人的地窖里去〔217〕，人民无心耕种，多逃亡他乡；稍有水旱，便引起饥荒；于是“盗贼”四起。天启末年陕西延安一带就有严重的饥荒，草根掘尽，竟以白石充饥，儿童和单身人出门，便为人所宰食。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便是从这些饥民中脱颖而出的，张献忠便是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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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八旗军围攻锦州之后、陕西农民起义军横扫延安的时候，明廷又大铸崇祯钱〔218〕。起初每文重一钱二三分〔219〕，以六十五文折银一钱。崇祯元年南京的铸息约为百分之五十，计三万九千多两，北京户部的铸息为百分之二十点四，八个半月获息二万六千多两〔220〕。后来大概因私钱轻小，官炉不能竞争，有些炉座关歇，除南北两京外，只留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且铸息不尽归朝廷。有人建议派遣官吏到各省去采铜铸钱，于是铸局大开。主事朱大受说，荆州一地，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朝廷就叫他专管铸钱。乃改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文折银一两。但南京所铸，有轻到四分以下的，乃规定每文重八分〔221〕。而且搜括古钱古铜器〔222〕来改铸。史家说古钱销毁顿尽，这话倒未必真实，因为自启祯小钱发行后，厚重的古钱已隐匿起来，而且官吏们办公事的效率很低〔223〕，收买旧钱的工作，未必能做得彻底。明以后尚有许多古钱流通，就是明证。不过外省钱价低于北京。例如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北京白银一两，仍旧是八百文许，但河南、山东有到一千五六百文的，大概有私钱在内〔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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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私钱，名目繁多，天启时有所谓宽边、大版、金灯。崇祯初有胖头、歪脖、尖脚〔225〕，后来京钱百文值银五分，外省钱百文值银四分〔226〕。崇祯十三年，苏州净钱一千，值白银五钱多。通行的钱，一千只值四钱五六〔227〕。又有所谓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一两白银可以换到五六千文〔228〕。到清顺治四五年间，崇祯钱一百文，只值银一分，一斤重的铜钱值银二分五厘〔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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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物价很混乱，在受到围攻的城镇，自然是米珠薪桂〔230〕，那是可以想象的。在一般地方，情形也不一致。崇祯十一年的时候，有人说当时米价约合千文一石，但因当时的量斗小，只有原斗的四分之一，所以名为一千文一石，实际上是四千文一石〔231〕。可是另外有人说，崇祯十七年的时候，一石米还不过七八百文〔232〕。无论如何，有些地方，可能有旧钱流通，而且好钱坏钱的购买力可能不一样，甚至可能有不用坏钱的地方，在这些情形下，物价一定要比较低，大家把铜钱看得重〔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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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官吏的所得，前面曾经谈到。那种所得在成化以前是用宝钞支付，所以随着宝钞的跌价而减少。后来一部分用白银支付，最后完全用白银支付，所以官吏的所得也曾有所改善。但劳动人民的所得总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种所得以长年计算的有时用米或白银表示，短期的一般都用铜钱表示。正统初常熟县大概是五六两白银代役一年〔234〕，折算起来，每月合得一公石七斗米。万历年间，筑堤夫的工钱每月一两五钱〔235〕，可以买大米两公石多。佣工每日约可得铜钱三十文〔236〕，每月合得米两公石。但有时一天只能得二十四五文〔237〕，每月只有一公石一斗四升。到了崇祯年间，每日约可得六十文，但那时钱的购买力已下跌，大概实际所得还不到两公石米〔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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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张献忠的军队在湖北、湖南势如破竹，李自成则陷潼关、西安等地，一步一步向京师进逼，当局想要发行钞票，又不能如愿，只好铸大钱〔239〕，不久明朝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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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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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银虽有很久的历史，但西汉及以前，只作工艺上的用途。西汉武帝时的白金币，可能锡多于银，而且一年多便废了。东汉以后偶有用作支付工具的。自五代时起，使用渐多，金人曾铸承安宝货。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得十足的货币。所以对白银购买力的研究，没有很大意义。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至于其曾否铸成钱形，对于研究它的购买力，并不重要。外国古代虽有金银铸币，但流通时往往仍以重量为准。中国这种以银块来流通的办法，对于物价的研究，反而有许多方便之处。因为如果铸成银币，而物价以银币的个数计算，则因减重或贬值等关系，各种物价数字反而无从比较。欧洲由于金银铸币的流通，金银币的分量和成色随时随地不同，在物价史的研究上，凭空添了许多麻烦。有些价值和价格的表示，由于无法确定钱币的质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例如在日耳曼帝国境内，在十四五世纪的时候，各地的银币分尼和赫勒尔等，成色由九成以上变成两三成，而各地又不一样；如果文献中说某一年的麦价或工钱是若干分尼或若干赫勒尔，那就很难算出到底等于多少白银，因而也就难以同过去或同别的地区进行比较。中国的银锭虽然也没有一律的成色，但相差比较小，而且用来表示价值时是要折合成纹银计算的，以白银计算的物价都是以纹银为标准，而不是指以某种成色的白银为标准，这对于物价的研究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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