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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研究白银的购买力，对于因天时所引起的变动，只能算是一种阻碍，我们要尽力设法消除或减少这种阻碍，才能求得白银购买力的真实变动情形。这种变动也不是各代帝王及其政府所操纵的结果，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纸币购买力的维持，最多在钱价的维持，白银的购买力，是他们所不能操纵的。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货币方面的因素所引起的变动。尤其是定期的变动，例如每十年的变动，或每五十年的变动。十年期米价的变动，虽然是很不规则的，但上涨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见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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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明代米价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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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时间定得更长一点，则波动更要少。以五十年为一期（见表7-7），则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就表示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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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明代米价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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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代以白银计算的物价，有一事实引起我们注意，就是白银购买力的高，尤其是15世纪前半。这是宋元以来几百年间所未曾有过的事情。其原因恐怕大部分在于白银方面，而不是对米的生产力有什么提高。白银方面的原因，只能从白银的生产力和供需关系来解释。中国一向不大产白银，产量最多要算北宋；南渡以后，坑冶大部分废弃了，大概矿藏也枯竭了。中国的白银自南宋以后大概是靠外国的输入。元代欧亚交通方便，往来频繁，白银的移动毫无阻碍。蒙古人在入主中原后，用纸币收兑中国的白银运往中亚和西亚，当时那一带地区完全以白银为货币，而中国反而禁止金银的流通。元初各地的商人把白银带到西南去，以一对五的比价收买当地居民的黄金〔251〕。可见当地居民是使用白银，而中国的白银流到那一带去。更有意义的是：中亚、西亚一带自11世纪初以来因白银外流本已停止铸造银币，可是在13世纪中叶又重新铸造了。他们所用的白银是从中国去的，因为西亚产的白银多含铅，故发黑，中国所产白银含锑，发白色；当时西亚各地如特列比松（Trebizond）和塞浦路斯（Cyprus）等所铸造的新银币竟以白为名〔252〕。由于中国白银的外流，一到明代正式用银时，就显得不够了。而欧洲自13世纪底到15世纪中，因为上层矿脉枯竭，深层积水无法排除，白银生产力减退，许多城市与地方都禁止金银输出〔253〕。而中国方面对于白银的需要却增加了。白银在宋代只作一种辅助的支付工具。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银成了十足的货币，尤其是自15世纪的30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用银的禁令，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银。白银的购买力，也正是这时候最高。当时大明宝钞还在发行，民间则使用白银，特别是在纸币贬值的条件下，人民追求它来保持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白银购买力的提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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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方面，金银的流通也有助于提高白银的价格。自南宋以来，西方的白银大概是流向中国，而中国的白银有流向日本的趋势。因为日本的银价高于中国，而金价则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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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整个明代来看，白银的购买力，仍有轻微的下跌。以15世纪后半和17世纪前半下跌得比较多。这种下跌，我们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是铜钱的涨价。白银多通行于中上层，或用于大数目的交易。升斗小民，日常仍是使用铜钱；而人民中大部分是这种人，所以物价，尤其是零售价格，往往是以铜钱为标准，米的银价有时是由钱价折算出来的，所以钱价上涨，会压低银的购买力。第二是白银生产的增加。洪武间曾禁开银矿，洪武二十四年，只产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254〕。永乐宣德间开陕州福建等地银坑，所以宣德五年，产银就增加到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255〕。其间虽然又禁止几次，但为时很短，到天顺成化年间，又大事开采，单是云南，每年就有十万两的生产〔256〕。明代同南洋各地交易频繁，可能有白银的输入。朝鲜的白银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的。朝鲜的金银比价在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即朝鲜世宗十四年）的时候是一比十一点一到一比十一点七。四年之后，变为一比六点七到一比七点五。宣德六年中国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六，所以朝鲜人以输送白银到中国来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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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17世纪前半的波动，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是天灾人祸使生产减少，物价上涨；第二是白银的增加。白银的增加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库藏白银的抛出，另一方面是美洲低价白银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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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极多糜费，糜费的原因，一是用兵，一是政府开支，用兵如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等。前后七年，费用以白银计，在二千六百万库平两以上。明廷的边防费，在弘治正德年间，每年只四十三万库平两，嘉靖时加至两百七十多万，万历年间加到三百八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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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兵之外，还有朝廷的奢侈糜费。各皇子结婚，要向国库支取巨额费用，使户部宣告破产〔257〕。又如政府冗员之多，也是历来所少有的。刘体乾曾就这点作一比较，他说历代的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朝冗员很多，到三万四千员，但本朝自成化五年起，单是武职就超过了八万人，文武职合计，在十万人以上〔258〕。末年民谣有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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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应付这些开支，除了国库的白银尽量抛出外，并且从事开矿、增税、铸钱。三者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弄钱。因为中叶以后，大数目的支付，多是用银，所以非开矿采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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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当时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起初只限于畿内，后来推广到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物价狂涨，因为中国银矿根本不丰。不过影响是很坏的，因为这件事是叫宦官办理，先叫地方官报告矿脉所在，宦官就同这些地方官合采，如果采不到银，就叫当地居民出钱补偿；稍不听话，就加以逮捕。有些田地住宅，被他们硬指地下有矿藏而加以没收。廷臣谏疏前后百多次，闭居深宫的神宗总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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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矿运动在16世纪乃是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普遍现象。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促进的作用。中国开矿运动的失败以及其所获得的恶评，固然是由于官吏的苛扰，但是民间落后思想的作祟，也是一个因素。封建社会的人迷信风水，不愿挖掘人家的祖坟，更不让别人挖掘自家的祖坟。中国旧日总是以山陵地带为墓葬的场所，这往往正是富于矿藏的地点。风水观念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基础：人们生而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个人的得失、家庭的盛衰，诸凡吉、凶、祸、福以及荣、辱、贵、贱，都不一定同个人的品德、才能、成就或贡献相适应。一部分人就拿起武器来斗争，想用武力来改变社会，另一部分人就相信命运，相信风水。这点对于中国古代采矿业的不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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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增税和开矿是同时并进的，为了用兵曾加派田赋和田租；其他新增或加重的税，名目繁多，如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两淮盐税，浙江闽广的市舶税，成都茶盐税，重庆名木税，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等，也是由太监主持，剥削无所不至，全国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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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情况，都可以使流通中的白银增加，而且流通速度加快；再加上外国低价白银的流入，那就难免要影响它的购买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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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的流入有几个来源，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白银的输入。在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白银常常作为对日本使臣的赠品而流到日本去，但数量不多。倒是朝鲜的金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有一部分是间接来自日本的，因为在嘉靖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增加，金银比价为一比十〔260〕，当时中国是一比六到一比七，所以无论中国商人或日本商人都以将日本白银输入中国为有利。实际上中国商人常到日本去，以中国货换日本银〔261〕，日本商人则运日本银到中国来买中国货〔262〕。当时日本在币制上对白银的需要不大，而中国则正是白银通行的时候。这些白银流入中国，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商人，而且还间接通过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去，把日本的白银运回澳门来买中国的丝绢〔263〕。到了万历年间，日本的白银生产又有增加，白银在日本的购买力低于中国，如万历四十三年，一两白银在日本只能买到大米一公石一斗三升，而在中国可以买到一公石七斗四升。天启前后（公元1620—1630年）日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三〔264〕，而中国为一比八到一比十，所以日本的白银由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运到中国来。当时荷兰人已取代了葡萄牙人的地位。这样流入中国的白银到底有多少，没有正式的统计，甚至没有全面的估计。据说自万历二十九年到永历元年那四十六年间约有两百八十万公斤〔265〕，合得七百五十二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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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来源是美洲。哥伦布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到达美洲，于是美洲的巨额金银，陆续为欧洲人所取得，大部分被运到欧洲，其中一部分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商人带到中国来买中国的货物；另一部分则直接由美洲运到东方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带来多少白银，已无从估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日本银。西班牙人带来白银主要是通过菲律宾，他们把白银或银元从美洲殖民地运到菲律宾向华侨买中国货，由华侨带回中国。在嘉靖万历年间，对于由菲律宾来的船只，每艘要征收一百五十两白银，作为水陆二饷以外的加征〔266〕。这是对输入白银所征的进口税。至于输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则没有可靠的统计。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马尼拉的德罗甲斯（Pdro de Rojas）在其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书信中说，每年有三十万披索的白银流到中国来，而在这一年则增到五十万披索以上〔267〕。万历二十六年马尼拉主教致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由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等）每年运去的百万披索的银币，全数流到中国来〔268〕。所以自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马尼拉开港到明末为止那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千万披索以上，合四千多万库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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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白银在运回西班牙的途中，一部分为英国人所拦劫。英国人到东方来做买卖就是使用这些美洲白银。这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但到崇祯十年才派遣凯瑟琳号（Catherine）来中国。不久英国发生革命，船只来得很少，所以在明朝带到中国来的白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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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有限，船只来往的数目不多，其所带入的银币，尚不致引起中国物价的剧烈波动。当时米价的上涨，一部分实由于生产减少，也可以说是由于兵与荒。因为明朝末年的苛捐杂税，使得人民不胜其负担而逃亡，灾荒增多，生产减少，白银的购买力自然显得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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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说：明代米价的上涨，不是由于银价下跌，而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收益递减的关系，这一假说有多少道理在内，很难评断；最足以表示白银跌价的，无过于铜价和钱价，铜价在洪武元年每百斤值银五两，万历五年涨成七两，二十五年以后涨成十两五钱。钱价明初白银一两值钱一千文，自成化元年以后只能换得八百文；弘治元年以后减为七百文，万历年间的金背钱曾涨到四百文一两；天启元年以后一两白银也只换得五百五十文。再看看别的物价也可以晓得上涨的不只是米价一种。试举绢价为例：绢价的记录不多，但自14世纪后半到16世纪底那两百年间本书所能搜集的二十几种绢价，也表示出一种上涨的倾向（见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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