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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有人将当时物价若干种刻在一座小庙墙上的石上。其中有：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梭布一尺五分。这些物价由于崇祯八九年间的蝗旱和十三四年的大饥而非常高（李子春《明末一件有关物价的史料》，见《考古》1960年十月号第五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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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棉价上，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来，因为资料不够多。只能说，明代的棉价比前代低。元末棉一斤约值银一两一钱五〔270〕。洪武初年，一斤只合得三十七文，或白银三分七厘。洪武二十八年和三十年都是每斤一钱。永乐五年到过三钱以上。洪熙元年和宣德四年是六分一斤，弘治六年又是一钱，十六年八分，正德三年和嘉靖十年是五钱，明末一钱六分，但遭受灾荒的陕西要三钱二分。棉花和粮食一样，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不但本身的价格不稳定，而且棉粮比价也不稳定。如果棉花和大米都以斤为单位，则历代的棉粮比价自一比二到一比一百，甚至是一比一百以上（见表7-10）。几乎看不出什么是正常的比价。差价大的时候，多半是棉花贵，但崇祯十六年是因粮价更贵；在棉粮都丰收的时候，也许是一比二十到三十。由于所用的棉价和粮价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所以算出来的比价，很难说有多大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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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历代棉粮比价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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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的比价不是同时同地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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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陕西石刻。见本章注〔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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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米盐比价比较稳定：唐天宝年间斗米斤盐，是一比零点七五，宋宣和四年是一比零点四，元至正十二年是一比零点七，十五年是一比零点一九，明洪武元年也是一比零点七，永乐五年是一比零点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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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银比价的变动上，也可以看出银价下跌的倾向来。中国金银价的消长是不规则的，但也不是很乱。秦汉以后，金银比价相当稳定，到宋代才有很大的变动，即金价大涨。那以后金价回跌，到元朝是一比七点五到一比十，有些地方还用一比六和一比五的比价。明代两百多年间，白银对黄金有逐渐跌价的倾向。金银比价自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变为明末的一比十、一比十三（见表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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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明代金银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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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的上涨，也说明银价下跌的倾向。前面已说过：洪武元年一百斤铜值银五两；景泰四年六两，万历五年七两，二十五年十两五钱，天启年间十四两。所以银铜比价，由洪武元年的一比三百二十，变成天启年间的一比一百一十二（见表7-12）。白银对铜的下跌程度几乎与对黄金下跌的程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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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明代银铜比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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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银价的下跌，从几种主要牲畜的价格上也可以看出来，但比起前代来，明代牲畜的价格，就是在上涨之后，也还不算怎样高。万历年间部分牲畜的价格，大约等于洪武时的一倍。比元代也要高，那是因为蒙古人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牲畜价格特别低。同秦汉比起来，万历的价格就不算高了。拿马价来说，自唐代以来，就有下跌的趋势。贞观十年每匹只要二万五千钱〔273〕。安史乱后，曾涨到十六万，那是百物皆贵的时候，不足为奇。在北宋，马价每匹自一万多到三万多，而且是用省陌计算，平均是两万左右〔274〕；大概由于北宋不重视武备。明洪武元年《计赃时估》的价格，定得偏高。永乐四年兀良哈等处马市的作价，上等马值米十五石，绢三匹；下等马值米八石，绢一匹〔275〕。米价以三钱一石计，绢价以四钱五分一匹计，则上等马每匹合得四两三钱五分或四千三百五十文，同西汉时西域的马价一样。景泰元年，京师马价每匹自六两到八两，山西每匹三两、四两到六两。考虑到地区的差价，这几种价格也相同。洪武元年牛价每头合得三两一钱二分五厘，一匹马等于三头牛，可见牛价更低。虽然西汉时一匹马也许可以换到三头牛，但唐永徽四年马价只等于牛价的一倍。会昌二年塞上牛价每头只要五百钱，只合白银三钱四五。到了辽保大五年（宋宣和七年）曾定马牛羊的价值，一匹马值粟五车，一头牛三车，羊一车。一匹马还值不到两头牛。明洪武元年羊价每头五钱，猎价倒要一两。西汉则猪羊同价。历代六畜价格见表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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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3 历代六畜价格比较表 单位：库平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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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根据《九章算术》中的价格平均，折合成库平两。金价每两以六百二十五文计（若以每斤六千五百二十钱计，则价格更高）。银价以一百二十五文计。每两以十九点二公分计。如果照《史记·货殖列传》的价格，要高十倍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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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根据朱世杰《算术启蒙》中的数字平均，有几种可疑的数字不用。以五贯抵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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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根据《明会典》的洪武《计赃时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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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马价牛价根据《同文算指》的价格平均，但其中有两项数字显系转抄《九章算术》，这里不用。又据《总督四镇奏议》（《玄览堂丛书》续集）卷六《请讨马价疏》中提到万历八年四月马每匹十二两到十八两，十四年兵部咨每匹照例征银三十两。三个数字平均也是每匹二十两。羊价犬价鸡价根据《宛署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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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万历年间的物价，很少有不比洪武年间贵的。例如胡椒，洪武初年只要白银一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七钱一斤；朱砂在洪武初只要八钱一斤，万历年间要三两六钱一斤；铜一斤由五分涨到一钱五分；锡一斤由五分涨到九分；铁一斤由一分二厘涨到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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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中，书价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书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书的重要与否取决于内容，书的质量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书价的高低，影响文化的广度，两者共同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又会影响这水平。中国书价的历史，不好研究，因为资料缺乏。虽然自汉以来，就有书店，可是留传下来的书价记录很少。从原则上来讲，书价应当同其他物价的变动约略一致，共同反映货币的购买力，不过影响书价的，还有些特殊的因素，例如印刷术的发明，对书价就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货币的价值变动就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一些稀有板本的价格，更是另外有其变动的规律。由于中国老早就发明并普遍应用了印刷术，所以宋元以来，中国的书价应当大有降低。宋代国子监的书板，可以借印，只需缴纳纸墨钱。官刻的书，也定价出卖。据说王琪刻印《杜工部集》一万部发卖，每部只卖钱一贯〔280〕。这大概是指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苏州板，二十卷附补遗。当时一贯约合白银一两，全书若分十册，每册只合得白银一钱，难怪士人争买。南宋绍兴十七年刻印的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卷八册共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八个字，卖价五贯文省，约合白银一两七钱，每册约合二钱。绍兴二十八年孔平仲的《续世说》一部六册，印造成本只要八百十五文足，每册合得一百四十一二文。淳熙三年，曾穜的《大易粹言》一部二十册，定价八贯文足，约合白银二两六钱七分，每册只一钱三分许。若租板自印，只要租板钱一贯二百文足。十年象山县学刻的《汉隽》一部十卷二册，定价六百文足，约合白银二钱，每册一钱。若租板自印，只要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281〕。元代的书价资料还没有找到，仅有刻书的工价。至正三年张铉《金陵新志》十五卷十三册的雕造，共费中统钞一百四十三定二十九两八钱九分九厘。当时银价每两大概要中统钞三十贯，所以一百四十三定多的中统钞约合白银二百三十九两，每册十八两四钱〔282〕。如果一册以两万字计算，则刻一百字只要九分二厘银子，不算多。而且元代金银一般都禁止自由买卖，金银价估得低，所以用金银折算的物价偏高。明代刻工的工钱更低。刻一部《古注十三经》，只要一百多两。嘉靖年间，每叶约五百字的刻工工钱只要白银一钱五分多一点。崇祯末年也差不多，三分银子刻一百字〔283〕。所以明代书价更低。嘉靖年间，日本人在苏州、宁波等地买书，《鹤林玉露》一部四册，费银二钱，每册只五分。《文献通考》一部，九钱。《本草》十册，四两九钱。《奇效良方》一部，七钱〔284〕。这些书的价格有高有低，大概因为板本关系。例如《本草》大概是绘图本。而《文献通考》乃是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只卖九钱银子，使人难以置信。可能记载错误或另有原因。总而言之，自印刷术发明及应用以来，中国的书价有下跌的倾向，而以明代为最低。这种倾向同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是相符合的。因为以白银计算的其他物价，明代也是低于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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