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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间，大大地提高税率来收缩通货，这是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方法来稳定币值。刘定之反对这种办法。他认为要收回钞票，不妨向商人征收或使犯罪者用来赎罪，或则用金银和铜钱来收兑，不要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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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之（公元1410—1469年）在他的《六安策略》中，有两篇〔312〕专谈货币问题。《六安策略》成于宣德九年，当时他还在从事教育工作，没有做官，所以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他说：“法无古今，而便民者为良法；论无当否，而便民者为至论。”但他的立论，未必都正确，例如对于货币的起源，他认为系帝王权宜救急之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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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尝考九府圜法之说，盖本于太公，以为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员函方，轻重以铢。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市，斯固钱之滥觞也。然禹汤之时，因九年之水，而铸历山之金，因七年之旱，而铸庄山之金，则盖非专以是为民用之所需，特从宜救急之计，而太公因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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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显然是受了宋代吕祖谦等人的影响，也是过于信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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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之对于货币的职能强调其作为购买手段，认为纸币是代替钱币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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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以赖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民之所赖以用者钱货，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钱货，则用楮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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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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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金宝可以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为用矣，而不能致远；腰万贯之缗，手方寸之楮，寒可以衣，饥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宝而自足，盖亦古人抚世便民之良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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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不反对货币，而且不反对纸币，实际上他强调纸币的方便。但他不是一个名目论者。千多年来，他似乎是第一个论述珠玉金宝有用的人，说有了货币寒可以衣，饥可以食。至少在字面上是同法家对立的。吕祖谦虽然承认“百工之事，皆资（钱）以为生”，但还是说“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所以在这重要问题上，刘定之同吕祖谦不是站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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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大力推行纸币的时候，所以刘定之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纸币问题上。大明宝钞在永乐宣德年间，继续贬值：永乐年间，市价每贯只值银一分二厘，宣德元年官价也只值二厘五毫。他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发行过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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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来率用楮，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天圣一界印一百二十五万，绍圣一界印一百四十万，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建炎又增为三百七十万，孝宗一界以几千万计，宁宗一界以几万万计。中统既有钞，而至元钞一贯又准中统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十（应为千）文也，至元既有钞，而至大钞一贯又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万文也。夫少造之则钞贵，而过少则不足于用，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圣，元之中统，则庶乎贵贱得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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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元代纸币值钱的数目是随便讲的，而所谓造钞须如宋之天圣和元之中统也太笼统，不是一个明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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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之虽不反对用纸币，但对当时的政策是不满的。他认为政府应不收旧钞，改发新钞，政府赏赐俸给用钞支付，人民输纳赋役也以钞支付，这样钞就可以流通。如果政府打算收回旧钞，那就应当取之于商贾，以“厚本抑末”，“或取之于徒役，以赎罪示恩”，或用国库的现银去收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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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概取之于民，而为头会箕敛之下策，则古人利民之货，反为今日病民之本矣。草野之士，何敢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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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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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不然，钞之造于上也，有出而无纳，钞之行于下也，有敝而无换；及其征钞于民也，豪商大贾积钞于家而无征，奸胥猾吏假钞为名，而渔猎闾左，贫民鬻田产、质妻子，而后得钞以送之官。大臣谋国、扰郡县、暴闾里，而后收钞以贮之库焉。呜呼！不意古人利民之事，而为今日病民之本也。且国家不行旧钞，则下令曰，不行之而已；欲行新钞，则下令曰，造之而已；钞贱则又以赋税收之，钞贵则又造一界增之，如是而已，此三尺童子之所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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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做了大官，就不再提纸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临死的时候，宪宗还用纸币来赏他。那时大明宝钞一贯还值不到白银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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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年间的邱濬（公元1420—1495年）有许多看法同刘定之差不多，但更加深入一些。他在成化二十三年以国子监掌监事和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写《大学衍义补》一书，其中有《铜楮之币》两卷，专谈货币问题。他是采取一种史论的方式，先引一段史实，然后或引一段前人的言论，最后加上他自己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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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反对实物论者，反对贡禹的以布帛米谷代钱之说，说“此策决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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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也同刘定之一样，认为货币的起源，系因水旱以救济饥困，不是专以阜通财货。这也是由于他相信禹汤铸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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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对于货币的职能，也是强调流通手段，特别是作为购买手段。换言之，他不认为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反映，而认为商品流通是由货币流通来推动的。他以为货币流通是主，商品流通是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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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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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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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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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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