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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不认为纸币绝对不可以用。他反对的是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他主张钱钞兼行，而以银为本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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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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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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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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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纸币已同废纸，不成为问题了。白银在货币流通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有些地方，连铜钱也不用。于是就有人出来倡用铜钱。例如何良俊就说，自然物财富都有限度，只有钱没有限度，所以他主张于两京、十三省及六盐运司共二十一处开局鼓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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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纶在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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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议钱法者，皆曰铸钱之费，与银相当，朝廷何利焉。臣以为岁铸钱一万金，则国家增一万金之钱流布海内，铸钱愈多，则增银也愈多，是藏富之术也。〔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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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金属论的语调。他似乎并不反对白银。靳学颜更前进一步。他在隆庆四年提出《讲求财用疏》〔315〕，反对废钱用银，实际上他是极力主张行钱。这里没有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只是一种政策问题。他承认作为货币，钱和银差不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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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银者，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而钱与银异质而同神，奈何独用银而废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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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货币的职能是强调流通手段或购买手段。但他对银和钱还是加以区别，他认为钱比银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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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银）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辨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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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钱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可一日废，用钱则民生日裕，国用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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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基本目的还是替统治者的利益着想，统治者对白银无法控制，对钱则掌铸造之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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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若使银独行，而钱遂废焉，是不过数富室之积，足相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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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用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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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为之。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因位而制权，因权而致用；故又曰：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奈何废而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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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用纸币应当更加符合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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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万历年间的郭子章也是一个金属论者，他把钱法看成一种万灵药。他在他的《钱法策》〔316〕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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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法行，处其国于不倾之壑，藏其民于不竭之渊；天下之众，可以无饥；国家之富，可以长守矣。钱法者，不收之田，不计之海，不出之府库，无大损于国贮，而博利于民生，诚今日救弊之急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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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谓钱法包括六点：一是收铜之权，二是固铜之源，三是开铜之利，四是精铜之制，五是广钱之途，六是富钱之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把铜收归国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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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一入官，铜尽钱也，而国家日富。圣王所以独持大柄而利天下者无出于此。故铜之权，不可不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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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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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者，钱之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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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铜的态度同欧洲15世纪的重金主义者或地金论者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重铜论者。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彻底的金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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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杨成，他反对所谓铸钱无利说。他说：假定铸钱五文，成本银一分，等于七文，似乎亏本二文，但一分银并没有消耗，仍在人间，加上新铸的五文铜钱，可当银八厘，实际上变成一分八厘。所以他主张让人民铸钱，只须向政府领执照，自备铜料，就可作为政府人员从事鼓铸。政府征收一成，铸出的钱作为官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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