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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明会典》卷一七九《计赃时估》中，是以银一两合铜钱一千文。《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洪武八年）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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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宪宗实录》卷之三三，成化二年八月辛丑：“给事中丘弘言十一事……一、通钱法，比者京师钱法不行，贸易不便，宜申令两京文武官员俸钞军官俸银俱各与钱兼支中半，一贯为钱四文，一钱八十文……上从之。”又卷之二一〇，成化十六年十二月甲子：“户部言，京军民上言，前此京师钱价每银一钱易钱仅得八十文……”又卷之二一二，成化十七年二月戊午：“上曰，今后只许使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钱，每八十文折银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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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孝宗实录》卷之一一，弘治元年二月辛丑：“户部请……每钱七文，折收银一分……从之。”又卷之七四，弘治六年二月庚戌：“奉旨集廷臣议拟上三事……今后每钞一贯，折征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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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武宗实录》卷之九，正德元年正月辛亥：“户部言，每七百文折银一两。”《明史·食货志五》：“正德三年……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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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明会典》嘉靖三年：“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钱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明史·食货志五》：“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三十三年也有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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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嘉靖八年九月直隶巡按魏有本奏：“以钱言之，各处低钱盛行，好钱难得。官价银一钱值好钱七十文，时价每银一钱，买好钱不过三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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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明史·食货志五》。《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说隆庆四年金背钱每八文折银一分，火漆钱镟边钱十文折银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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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说万历四年凡嘉靖、隆庆、万历金背钱八文准银一分，火漆镟边钱十文准银一分，旧钱十二文准银一分。《神宗实录》卷之四九，万历四年四月壬申条也说：“各直省止许铸用镟边，每十文准银一分。”但卷之一八七，万历十五年六月辛未条说：“故嘉靖金背每五文折银一分，万历金背每八文折银一分，遵行已非一日。两月以来，将嘉靖金背悉置不用，而惟万历金背专用之。”两书对于嘉靖金背的作价不同。而《明史·食货志五》却说：“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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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上列几种兑价，都是根据《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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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项梦原《冬官记事》。万历四十四年也是这价钱。万历二十五年是指二火黄铜，四十四年是指四火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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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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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洪武二十六年铸钱数各书所载稍有出入。《明会典》卷一九四《铸钱》项下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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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傅维鳞《明书》卷八一《食货志》说洪武时全国共有三百二十五座铸炉。而谈孺木的《枣林杂俎·钱炉》条所记数字又不符，说北平、山东、云南各二十二炉，山西四十炉，浙江二十炉，江西一百一十五炉，广西、四川各十炉，陕西三十九炉，广东十九炉。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各书都有错误。当时每一炉座的铸额似有一定之数，每炉每年铸七千八百三十二贯。以这标准来看《明会典》的记载，则可以晓得北平不是二十一炉，而是二十二炉，这里《枣林杂俎》对了。浙江不是二十一炉，而是二十炉，也是《枣林杂俎》的数字正确。《吉羊》（《玄览堂丛书》）所载是二十座。剩下只有山东的炉数和钱数不符，但如果我们把钱数的一千二百多万改为一千三百多万，也就符合了。我几乎可以断言应当这样改，因此洪武二十六年的铸钱例应当是三百二十四座半铸炉，每年共铸一亿八千九百四十一万四千八百文。各书都不记福建和湖广的炉座和铸钱数，可是洪武钱中背有福字的却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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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见本章第一节“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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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宣宗实录》卷之一〇六宣德八年九月乙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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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弘治通宝的铸炉，北京照初年北平旧数，南京照北京加倍，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照旧，但另增四省铸钱，湖广照浙江数，福建照广东数，云南、贵州照四川数。总共炉数为四百二十九座，每年可铸钱二十五万零七百七十六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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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孝宗实录》卷之二一三，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工部覆奏，南京……杨守阯等所言量减铸事，谓南京宝源局当鼓铸弘治通宝铜钱二千五百六十六万，所费不少，见今各处灾伤，南京特甚，乞暂停铸，俟年岁稍丰时再议。命量减原铸数三分之一。”又卷之二二四，弘治十八年五月己丑：“先是太常寺奏铺户领物价中，有洪武等钱市不通行，负累未便，上令户部查究其故。户部言，本朝原铸有洪武等通宝，民间久未行用，而贮于官库者甚多。……各处所铸弘治通宝，今所铸者，才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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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明会典》说嘉靖六年北京宝源局铸一千八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南京宝源局铸二千二百六十六万零八百文，又令工部查照永乐宣德年间事例差官于直隶河南闽广去铸钱。宝源局的数字可能有错误，因为和前代的数字只相差一个字，若照弘治通宝的办法，则北京宝源局应为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南京宝源局加倍，即二千五百六十六万零八百文。但无论如何，既说是查照永乐宣德年间的事例，则铸钱数额为十万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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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明会典》卷一九四《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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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孝宗实录》卷之二九，弘治二年八月甲寅：“户部以四川重庆府知府毛泰奏请铸钱，因言国朝有洪武永乐宣德钱，皆积不用，宜疏通之。”《武宗实录》卷之二九，正德二年八月壬申：“……洪武永乐等钱，贮库虽多，给赏尚少。”万历四年十二月给事中丝训说：“银库贮钱累千百万，壅积何益，宜令百官俸给四分支银，六分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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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续文献通考》引《春明梦余录》：“弘治中……于是铸弘治通宝钱，官吏俸薪，并给通宝钱，诸税课衙门，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钱，如无三朝制钱者，折收旧钱二文，以示惩罚。”《五杂俎》：“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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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楫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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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据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该两国的交易，都是用中国历代钱。那是郑和南巡时的情形。《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引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亦使中国铜钱，锡兰尤喜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易。”十六七世纪荷兰人初到那一带，也说是使用有孔的铜钱。如Lindchoten在其《航行记》（Itinerarie Voyage）中写道：“In sunda there is also no other kind of money than certain copper mynt called ‘caixa’，of the bigness of a Hollãdes doite, but not half so thicke, in the middle where of is a hole to hang it on a string, for that commonlie they put two hundred or a thousand upon one string.”（Quoted by R.Charlmer,s History of Currency in British Colonies，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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