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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英宗实录》卷之一五四，正统十二年五月癸丑：“常熟县致仕知县郭南……与之（邑民）约曰，尔辈若出来四石，准役一年，愿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银五六两，今若此只一两银耳，无有不愿者。”这里我们不能说正统十二年的工资是每月三斗多米，因为看语气便晓得这数字是低于当时的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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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北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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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五》崇祯十一年九月条引慎言疏言：“三十年前（应在万历三十六年前后）……当时佣力者，日得钱三十文上下，而可以饱妻子，今倍于是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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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筹辽硕画》卷二九，万历四十七年詹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启题：“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这里米价是以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七年的平均米价计算，即一两一钱许合一石米，白银一两以六百三十文计，工资每天以二十四文半计，正好每月得米一石，合一公石一斗四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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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见本章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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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崇祯当五钱似乎没有发行流通，当十钱更少。顾景星《白茅堂集·步李逊卿燕京醉酒楼雪歌韵诗》（作于顺治二年即隆武二年）有：“宝源新钱一当十，日暮提钱上酒楼。”可能是说顺治钱一枚当崇祯小钱十枚。《醒世姻缘》第五〇回费了一千多字写当十的折子钱或折钱，大概指的是天启当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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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英国的洛克以为小麦的价格，在长期看来，最足以代表一般物价。亚当·斯密也以为小麦价格比任何其他价格更能表示真实价值或各种价值的真实关系。美国自1798年到1932年那百多年间小麦价格的变动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几乎完全相同（见G.F.Warren and F.A.Pearson, Gold and Prices,p.28. figure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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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4世纪后半，小麦价格，仅洪武元年的《计赃时估》中提到，一石合二钱五（《明会典》），合米价的八成。洪武九年曾定银一两折输米一石，小麦减直十之二（《明史·食货志》），也是等于米价的八成。本部分的小麦价，是以米价打八折计算，因为小麦价格记录太少，米价有洪武元年《计赃时估》中的每石三钱二分；九年的每石一两，十八年的每石五钱（《明会典》卷二九），三十年有每石二钱五和五钱两种价格（《明史·食货志》），平均每石三钱七分五。14世纪后半平均为每石五钱三分八厘。小麦每石约为四钱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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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明代一石以一点零七三七公石计算。一两以三七点三公分计算（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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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英国小麦价格根据James E.Thorold Rogers的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的数字折合。以每夸脱合二点九零九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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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见正文“明代米价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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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根据James E.Thorold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Vols. Ⅰ and Ⅱ中的数字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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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宋史·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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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英国在13世纪时的小麦价格，有时一年有八九十种至一百多种的记录，如1289年就有一百零三种小麦价格，1290年有九十三种，1293年有九十二种。自1259年到1400年的一百四十多年间，总共有七千多种小麦价格。见James E.Thorold 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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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本段所引各价格，除另有注明者外，都见明代各朝实录。某一年的价格是以明石为标准，某一年号的平均价格则以公石为标准，银两概以库平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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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弘治八年马文升的话，他只说“丰年用粮八九石方得易银一两”（见《孝宗实录》及《明臣奏议》卷一一），并未指明是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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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明史》卷二七五《左懋第传》崇祯十四年疏：“臣自静海抵临清……米石银二十四两。……去冬抵宿迁，见督漕臣史可法，言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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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Marco Polo,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ch. ⅩL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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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Robert P.Blake,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Ⅱ，1937, pp.291 and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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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W.Sombart, Modern Kapitalismus.中山文化教育馆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四篇第四〇五至四〇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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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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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日知录·银》：“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明史·坑冶》：“永乐间开陕州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而浙江亦增至九万余。”（《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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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明史·坑冶》：“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不过中国产银也以云南为主。宋应星（明人）《天工开物》卷下《银》：“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宁秋树坡户氏高觜儿……四川……甘肃……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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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明史》卷二〇《神宗一》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匮，命严核天下积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