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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打造也好,范铸也好,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的办法。其结果就是钱币品质的参差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在钱币的质量方面,我们且不说吕底亚的淡金币中金银比例的不一致,也不说罗马帝国时代银币的贬值〔27〕,以及欧洲中世纪的低银币〔28〕,就是近代的英国,在使用机器铸造之前,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17世纪英国的克朗(crown)银币,最轻的每枚值四先令九便士,最重的每枚值五先令三便士〔29〕。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都是千差万别。在重量上,本来应当十二铢的秦半两,重的在库平六钱以上,轻的还不到两钱。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古代流行所谓即山铸钱,钱的成分,随各地铜矿的成分而定。后代则故意和以铅锡铁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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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铸造费,欧洲在以前用打造方法的时候,金币是千分之六,大银币是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小额币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五〔30〕。中国用范铸,手续比较简单,然而中国是用铜钱,铜钱本身价值小,所以铸造费的比重显得大。历代常因成本高而停铸,例如南齐永明八年就因成本高而止铸〔31〕。南宋四川铸钱也常常因成本过高而罢铸〔32〕。金大定时也有同样情形〔33〕。万历四年工部提议铸钱事宜,估计一万文要用银十四两八钱九分〔34〕,当时银价每两八百文〔35〕,铸造费等于百分之十五。清乾隆初年的铸造费占金属价值自百分之九点七七到百分之二十二及以上,全国平均为百分之十五以上〔36〕。乾隆年间在西藏所铸的银币,铸造费也占百分之十一。手工业铸造的两种困难,因使用近代机器铸造而解决了。近代各国铸造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同法定标准相差不会到千分之三,铸造费则金币也减成千分之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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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就有人提议用机器铸钱。同治六年,福建船政后学堂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曾奏请添置输机仿照西法鼓铸,但他又怕力有未逮,而提议仿照私铸的办法〔37〕。大概他指的是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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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吉林曾用机器铸造银币的铜样。九年慈禧叫当局买洋铜交机器局铸钱,户部称不便,乃叫李鸿章在天津开铸。大概没有照办。闽浙总督杨昌浚在光绪十一年就请利用船厂输机铸钱,每枚重八分五厘。据说行得很成功。但这种钱没有遗留下来。所见宝福局的机器钱都是三分重的小钱。恐怕是后来铸的。十三年政府叫直隶、江苏等省从事铸造机器钱〔38〕,直隶宝直局有几种机器钱,其中有大样的可能是当时所铸。江苏宝宁局有机器钱。广东的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计划铸库平一钱的机器钱〔39〕,到十五年才正式开铸。这种机制钱同白银有固定的比价,民间愿以银易钱的,可以到各银店兑换,愿以钱易银的,也可以到官钱局去兑换,都是每千文换银一两,所以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这种钱背面原为“库平一钱”四字,但光绪帝的朱批,叫改用宝广两个满字,不用库平一钱字样〔40〕。实际上两种都有铸造,而且铸得很多,曾广泛流通。可见在获得北京政府核准之前,已有铸造。另有当五和当十两种,大概系样钱或试铸,没有正式流通。当十的重约八公分六,合库平二钱三分。宝广局似乎还曾代宝源局铸造过机器钱,因为制作同宝广局的一样。宝津局在光绪十三四年还是以土法铸钱,到二十二年四月才由机器局试铸。宝浙局在同年五月开铸。其他省局铸机器钱的还有宝泉、宝直、宝沽、宝吉、宝奉、宝武、宝川、宝东、宝漳、山东等,但重量并不一律。光绪十三年曾令京局和例应鼓铸制钱的各省以每文一钱为准,其他各省则照福建办法,每文八分五厘。可是实际上宝津局的重八分,宝浙局的重七分,奉天的重四分。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每文重七分,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每文六分。光绪三十二年广东改铸重三分二厘的机器钱。其他各省也未必遵照北京规定的标准。宣统年间广东福建等省的机器钱都是小型的。奉天曾用红铜铸造一种当十的机器钱,正面也是光绪通宝,背面环以“奉天机器局造紫铜当十钱重二钱四分”字样,这可以说是向当十铜元过渡的一种形态。安徽曾试铸一种当十的机器钱,大小完全同后来的当十铜元一样,只是中央有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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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不但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有大的改革,而且在钱币的形制上也发生一次革命。中国自秦汉以来,差不多完全使用方孔钱,例外很少,例外都是不重要的或暂时的。清末的钱币没有方孔了。“孔方兄”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感情,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这一革命,不限于中国,它是整个方孔钱体系内的革命。日本在明治维新(公元1870年)以前就开始了这次革命,铸造一些椭圆形的铜币,但方孔钱继续流通,直到明治维新制定新的币制,才完全采用了欧洲式的钱币。朝鲜也曾改革它的币制,于光绪十七年发行没有方孔的新式钱币。越南对旧的货币文化保持得久一些,虽然它铸造新式银币远在日本和朝鲜之前,可是它的方孔钱一直铸造到最近,在20世纪的中叶,它还铸造了保大通宝的机制方孔钱。它的银币上也保留了旧的货币文化的痕迹,最早的银元仍叫通宝,如明命通宝和绍治通宝。有些绍治通宝中间仍加方孔。稍后的嗣德通宝也有方孔。从整个历史看来,越南铸造的方孔钱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一般人民使用方孔钱的习惯,也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虽然在清朝政权被推翻以后,基本上不再铸造方孔钱了,但方孔钱的流通,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僻地区,还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纸币贬值的时候,它们又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就是在朝鲜,各种方孔钱,也继续流通到20世纪〔41〕。印尼一些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使用方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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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四,锡百分之一。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没有方孔,而有宝广两个满字。下面靠近外郭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背面是蟠龙花纹,下面近外郭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广东一分)字样。可见最初的铜元是对银币作价,大概是想用作辅币。后来把背面的ONE CENT改为TEN CASH(十文),而正面不变,于是正面的中文是对银作价,而背面的英文是对制钱作价。到光绪三十年才把正面的“每百枚换一圆”的文字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后来这种铜元成了一种实币,对银币没有一定的比价,可是对制钱却始终是十与一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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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铸铜元制作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因此各省先后仿行。到光绪三十一年有十二省铸造铜元,计有广东、直隶(北洋)、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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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新式铜币,面额分为五等,即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根据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颁布的《整顿圜法章程》,铜币的金属成分是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五;或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四,锡百分之一。重量则当二十的铜元重库平四钱,当十铜元二钱,当五一钱,当二四分。当时当二铜元没有铸造,当一则用制钱。但后来北洋和湖北等省局曾铸造一文的小铜币,福建有二文的小铜币。而在流通方面,最通行的是当十铜元,即所谓单铜元或单铜板。当二十的铜元或双铜元只行于北方和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当五很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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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在中国不过通行二十几年,但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中国钱币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不过重心在于当十铜元。因为当十铜元在各种铜元的总额中,要占百分之九十七八。当二十的不到百分之二,其余如当五和一文、二文,都不到千分之一〔42〕。清朝的这种铜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光绪元宝,一类是大清铜币。光绪元宝花样板别最多,正面中央的文字是光绪元宝四字上下右左分列。上缘为铸造的省名或地名,或写某某省造,或单写局名,计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北洋、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浙江、山东、吉林、奉天、江南、清江、新省等。下缘是作价,或对银圆作价,如广东初铸的铜元是“每百枚换一圆”,或对银两作价,如新疆所铸是“市银二分五厘”。大部分是对制钱作价,但措辞各种各样,单是湖南省造的铜元就有许多种写法,有“每元当钱十文”“当十黄铜元”“当十铜元”“当钱十文”“当十”。此外大都还有满文标明铸局,或置于中央,或分列两旁,但北洋和清江等局所铸,只有光绪元宝四个满字在上缘,没有满文局名;江南省造的则有满文在背面的。至于新疆省的有些有回文,有的则全是汉文,既无满文,也没有回文,也没有英文,这是一个奇特的例外。其余的当十铜元,背面周围总用英文标明省份和作价,作价时一般都用“TEN CASH”(十文),可是吉林作“TEN CASHES”,而安徽有作“ONE CEN”和“ONE SEN”的。背面的图形是蟠龙纹,这是最千差万别的,蟠龙的形状,龙旁的云朵和边缘的星点,都变化很多,钱币收藏家根据这些小分别而整理出许多板别来。每省总有几十种。至于大清铜币倒比较简单统一,最中央是一个小字或两个小字,代表省名,计有湘、赣、鄂、汴、直、苏、皖、闽、粤、川滇、川、滇、云、浙、奉、宁、吉、东、淮等,也有无地名的。上端是大清铜币四个满文,满文的两旁是年份如丙午、丁未;左右边缘分列户部二字,后来有用度支部三字的。也有把丁未二字放在户部二字的地位上的。下面一律是“当制钱十文”。背面中央也是蟠龙,变化比较少,上缘是“光绪年造”或“宣统年造”,下缘是英文“TAICHING TI-KUO COPPER COIN”(大清帝国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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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钱币形制的变革,差不多比得上秦始皇的一次变革。秦始皇把各种大小的刀布改为方孔圆钱,肯定是前进了一步;清末把方孔钱改为没有方孔的铜元,就不一定是进步了。作为一种具体措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钱币,轻重参差,大小不等,一律改用机器制造的铜元,确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对当时的货币流通,也发生一些好的作用。但在长期看来,这种变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方孔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完全没有打破的必要。从艺术的角度看来,欧洲式的钱币,是雕刻家的园地,特别是人像的雕刻。实际上欧洲的钱币艺术,是以人像雕刻为中心。中国美术家长久不重视人像雕刻,因而中国新式的银铜币上也不以人像为图形。清末只有四川卢比也用人像,那个人像就雕得非常坏。其他新式银铜币的图形也没有什么可取。当时如果用机器铸银铜两种或金银铜三种方孔钱,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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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和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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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币制,虽然是一种银钱平行本位,但从政府看来,重点是放在白银上〔43〕,而且有提倡用银的明白表示〔44〕。官俸也是以银计算和支付,不过官吏的收入,并不全是货币,还有禄米,可见实物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只是比前代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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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用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一百年,国内大部分的地方,专用银块,虽然铸成锭形,但仍以两计算。第二个阶段是嘉庆以后的八九十年间,即19世纪的大部分,外国银元渐深入中国内地,在中国变成一种选用货币。第三个阶段是清末的几十年间,中国自己铸造银元,并赋以法偿资格。当然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里,银两还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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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的名称和形式,种类繁多,在乾隆年间,江南浙江有元丝,湖广江西有盐撤,山西有西鏪水丝,四川有土鏪柳鏪和茴香,陕甘有元鏪,广西有北流,云南贵州有石鏪和茶花;此外还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45〕,名目极多。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元宝,通常叫作宝银,也叫作马蹄银,因为像一只马蹄,大元宝每只重五十两。这种元宝也有各种形式,所谓方鏪长鏪就是根据它的形式而起的名称。第二是中锭,重约十两,也有各种形式,多马锤形,也有作马蹄形的,叫作小元宝。第三是小锞或锞子,像一只馒头,但也可以随意铸成各种形式,重一二两到三五两,也叫小锭。第四是散碎的银子,有滴珠、福珠等名称,重量在一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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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白银的形式并没有法令上的规定,完全随各地的习惯和方便而定;银楼几乎可以任意铸造。所以轻到一钱或一钱以下的白银也有铸元宝形的。我见过库平一钱的小元宝,上面打了康熙年号,制作很规矩。另有雍正年号的小元宝,只有三公分重,制作比较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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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秤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种类也很多,各地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库平两〔46〕、海关两〔47〕、广平两〔48〕和漕平两〔49〕四种。库平是国库收支所用,为全国纳税的标准秤。海关两适用于关税,这是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成立海关以后采用的。广平是广东的衡法,因为广东同外国接触得早,所以比较重要。漕平是漕米改征折色以后所用的标准。这四种衡法本身也没有一定的标准,随时随地不同。大体上以海关两为最重,广平两次之,其次是库平两,漕平两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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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的成色,自古即不划一。清初政府虽以纹银为标准,但民间所用的白银,自很低一直到所谓十足,随时折合纹银计算,而纹银也不是十足的纯银,只是一种标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称为虚银两,实际流通的是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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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银就是指元宝,如苏宝银和武昌宝银等。从成色上看来,有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所谓足宝就是一种标准的纹银。二四宝就是说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的时候,要申水二两四钱,换句话说,就是五十两重的二四宝银所含的纯银,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纹银所含的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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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纹银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想的标准银,成色是千分之九三五点三七四〔50〕,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其他各种银两都是根据它来计算。例如上海商界用作计账单位的银两规元,其成色就是等于纹银的百分之九十八。所以称为九八规元。市面上的元宝,在支付时,先要折合成纹银,然后再换算成规元。例如一只二七宝银,等于五十二两七钱的纹银,再除以百分之九十八,所得的五三点七七五五就是合规元的数目,换言之,一个五十两重的二七宝银,等于规元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五毫。不过上海是以漕平为标准。但所谓九八规元的九八,到底是指成色还是指重量,也没有人能说得出,虽然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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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元是上海的记账银两单位,天津的单位叫作行化,成色是千分之九九二。汉口的单位是洋例。这种银两单位的采用,本来是因为市面没有一种标准的货币,使商业上的计算很不方便。譬如上海,本是以西班牙的本洋为标准,但自本洋停铸后,来源断绝,乃采用过去豆商的计算单位规元为单位,用意和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货币相同。然而各地有各地的标准货币,在全国看来,就等于没有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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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银的铸造,虽然多是银楼银炉的事,但有些机关用自己的名义发行宝银,如海关、官银钱局以及银行等。贵州官局曾发行估平足银一两的锞子。华俄道胜银行曾铸造一两以下小元宝几种,分一两、五钱、三钱、二钱、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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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铸成后,即送公估局鉴定,并用墨笔批明重量和成色,这样就可以照批定的重量和成色流通,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铸币。但散碎的银子还是要随时计较。而且公估局的批定只在当地有效,到了外地,只能按实际含银量计算,换言之,即须另行鉴定。由于各地衡法的不同,各地都设有银炉,将外地运来的宝银或银条改铸成当地通行的宝银。这种银炉多为当地的钱业所设。在上海,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六十锭一箱,重约三千两。直到清末,实际上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以前,上海各银行间的清算,还是用宝银。每日结算之后,即用人力或车力运送。由此可知:宝银是金融界和商界最重要的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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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色的纷繁,我们可以想象流通时人民所感到的不便。尤其是散碎的银子,一次交易,要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51〕,不知要费多少心思;至于秤称的麻烦〔52〕还在其次。难怪人民乐于用钱;更难怪外国银元流入内地时,经过短期的试验后,便大受欢迎,而且作价高于它的实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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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元,自明代起已流入中国。那时中国同欧美人已有接触,一方面有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经商,同时菲律宾的华侨,往来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这些都是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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