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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银饼正面为一对交叉的如意，右左分列“足纹通行”四字，背面有一聚宝盆，盆内有灵芝、万年青等物。盆腹有一“宝”字，右左分列“府库军饷”四字。两面周围都有回纹花饰，边纹仿本洋。重六钱八分。正面在如意的上端有“升平”二字的戳印，下面有“六”字的戳印。这些戳印不是铸造时打的，也不是在流通过程中商店所打的，而是在发行时由发行的银号所打的，所以有一定的意义。大概“升平”就是发行银号的名称。这种银币上没有年份，也没有年号。看它的重量，应当是在寿星银饼之后，因为同减重后的寿星银饼相同。有人说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林恭在台湾凤山县起事时县衙门铸造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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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宝银饼正面有一对交叉的笔，中间横贯一枝如意；右左分列“府库”二字，下面有“六八足重”四字。另一面也是一聚宝盆，盆腹有“宝盆”二字，盆外左右分列“军饷”二字，下面有“足纹通行”四字。两面周围有锁壳纹花饰，边纹也仿本洋。重量也是六钱八分，但有较轻的。在笔宝图案上面有“通记”“粮”“库”等字的戳印，也是发行单位所加的。这种银币同如意银饼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不但同在台湾发现，而且时间也应相近。有人说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戴潮春在彰化县起事时所铸，但上面明明有“府库”二字，而且聚宝盆中的万年青是清朝万年的意思，应当是官方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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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戴潮春起事有关的一种银币大概是另一种寿星银饼。正面也是寿星像，显系仿道光年间的寿星。右边有“嘉义县铸”四字，左边有“同治元年”四字；背面中央直书“军饷”两个大字，两旁分列“足纹通行”四字。重六钱八分。戴潮春曾围攻嘉义县有两三年之久。所以这种银饼也是官方所铸的。但只发现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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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图形的银币有三种。第一种正面上部横列“军饷”二字，下面是一个花押，很像是“谨慎”二字的合书。背面有“足纹通行”四字。这种银币虽然除文字外，没有别的图案，可是两面都有花星，花星数目有多有少，或面背各二花，或各四花，或各六花，有时另外有字。以二花的比较多，有两种边纹，也系仿本洋，或稍加变化。重量都是七钱二分。这种银币有两种制作。一种小而厚，一种大而薄；小的一种文字高挺，大的一种比较平夷。两种的文字、花押、花星和边纹都不相同。例如上面的“通”字，小的一种头部作“”，俗称头通；大的一种为“”，俗称头通或方头通。只有小的一种上面有字。又如花星，小的一种有蕊，大的一种没有；换言之，小的一种，花星由五笔构成，大的一种由四笔构成。两种正面都有“协”“昌”两个小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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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同第一种差不多，更加简朴，没有花星。“军饷”二字改为“漳州军饷”四字，花押和边纹也不同。一种是斜纹边，一种是锁壳纹边。两种花押都难识，过去有人说斜纹边的一种是“曾”字，是同治三年曾国荃在漳州打败太平军后所铸；锁壳纹边的一种是“左”字，是同治四年左宗棠攻占漳州后所铸〔77〕。也有人把所谓“曾”字看作“为七十四”或“为七钱四”的连书。据说漳州民间把这些银币称为郑成功大元〔78〕。这些都是穿凿附会。这两种银币不仅花押不同，还有制作上的差别，斜纹边的一种小而厚，锁壳纹边的一种大而薄；小的一种通字也是“”头，大的一种也是“”头。所以从这一点看来，似乎两种漳州军饷和“谨慎”军饷是同一地方的两个炉局所铸造的，好像其中一炉先后铸造小而厚的“谨慎”军饷和斜纹边的漳州军饷，另一炉先后铸造大而薄的两种。但谨慎军饷只在台湾发现，漳州似乎没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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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简朴的军饷银币的铸造年代很难确定。但上限不能早于乾隆。首先，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来看，乾隆以前不大可能铸造这种库平七钱二分重的银币，这种重量是本洋的重量，一定要本洋在中国取得凭个数流通的资格以后，中国人才会仿铸。而一直到乾隆初年，外国银元还是凭重量流通，所以同时有各种轻重的银币在流通，马剑每枚在库平八钱以上，葡萄牙的十字钱只有五钱多。实际上，许多外国银币被改做成银锭。台湾曾被荷兰人占领过，情况可能有点特殊，但据文献记载，还是在西班牙的王面银元通行后，贸易才以此为准〔80〕。所谓王面银元是指查理三世的银元或以后的银元，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始铸造的。这以前，美洲没有铸过有头像的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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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钱币制作上来看，这些军饷都有边纹。“谨慎”军饷的边纹显然是仿查理三世的银元，只有微细的差别。两种漳州军饷的边纹不是仿本洋，斜纹边是仿荷兰的马剑，锁壳纹边可能是受本洋边纹的启发而设计出来的。总之，钱币上铸边纹不是中国自己的制度，而是外来的制度。英法两国的钱币，在17世纪就有加铸边纹的，但铸的是文字，同军饷上的边纹没有关系。福建漳台一带所流通的外国银币，自明末以来就是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所铸的银币经过菲律宾流进来的，这点有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来证明，文献资料有《东西洋考》和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对西班牙国王的报告等。而且台湾出土过早期的这种银币。美洲早期所铸的银币是老双柱和切币（cob dollar），两者都是光边。到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才使用螺旋滚压机铸造有边纹的新式双柱，这种边纹为麦穗纹。当时荷兰的马剑还是光边，所以新双柱流到中国来就取得了花边的称号，这是乾隆初年的事。当时双柱只是许多外国银元中的一种，还是各种大小的外国银元混合流通，凭重量合成银两。而军饷的边纹也不是仿这种双柱的边纹，而是仿乾隆三十七年开铸的查理三世银元的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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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军饷银币的铸造时期，如果看得早一点，也许同乾隆五十年林爽文的起义有关，因为自郑成功抗清失败以后，以林爽文的起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那一次起义是福康安镇压住的，几年后他又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银币。然而这只是一种随便的假设，没有别的根据。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军饷的制作简朴，就以为它们必定是在寿星银饼之前。钱币的制作同铸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如物质设备、技术水平，以及时间的缓急等。实际上，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就比道光年间的寿星银饼更加简率。在林爽文之后，台湾有过许多次抗清事件，漳台一带一定经常驻有重兵，随时都可以铸造军饷银币。据说道光二十四年漳州试铸过银元，初铸重七钱四分，后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很快就退出流通〔81〕，这就很像是指漳州军饷。该年台湾有洪协起义。两种漳州军饷应当是同时同地所铸，甚至“谨慎”签字的一种也可能是同一地方铸的，只是炉局不同，或时间稍有先后。上面的花押或签字只是监铸人员的标记，重要性不大。要对漳台地区的历史作一番彻底的调查研究之后，才可以作出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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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十月浙江巡抚黄宗汉说要查照福建省章程增造银洋钱三项，由票局推行。这里所指福建所造的银洋钱，不知是不是指上面那些军饷银币。也许它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副产品。虽然台湾地区历代都有人起义，但咸同年间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民间的秘密组织如八卦会等所主持的。可能是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鼓舞。不过由于这些银币上或者有满文，或者有清代年号，或者有万年青等物，应当是官方所铸，而不是起义者所铸。张温自称兴明大元帅，如何肯用满文和道光年号呢？万年青是清朝万年的意思，更和起义者的希望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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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底，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饼上只有文字，没有图形。文字面背都是四行，每行四字。正面是“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某某某足纹银饼”，背面是“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某某造”。面额分一两和五钱两等。发行一两银饼的有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但郁森盛所发行的又有两种，一种银匠为丰年，一种银匠为平正。发行五钱的只有经正记和郁森盛两家。这种银饼的铸造经过也不知道。据说是用钢模铸造的，曾流通半年，主要是用来发军饷，后因仿铸很盛，成色低劣，很快就停铸了〔82〕。发军饷和仿造的说法得不到旁证。因为这些银饼不见有当时的仿造品遗留下来，所见的仿造品都是后人所为，容易辨认。在上海市场，一直到咸丰初年，还是以本洋为主要的货币；咸丰元年，本洋供应不继，上海才改用南市豆行的计算单位规元银两，而实银则用漕平，咸丰银饼的重量正和漕平两接近，即三六点六五公分〔83〕。也许这种银饼的铸造，是由于本洋的缺乏，而其他各种外国银元重量成色都不划一，数量也不够多，乃采用规元的银两单位，并由三家银号试铸银饼，以作实际支付流通，当然也可能用来支付军饷，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小刀会占领上海等地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苏松太道台吴健彰勾结，夺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权，成立了上海工部局，并联合镇压小刀会，使小刀会的军队不得不于咸丰五年二月退出上海。这是铸造银饼的前一年。但小刀会退出之后，太平军还在上海附近，随时准备进攻上海，清廷自然会准备应付。在这种情况下，铸造银饼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几种银饼全是咸丰六年发行，没有其他年份的，而六年的银饼，数量也不多，这就证明行得不是很顺利。也许租界中的外国人曾加以阻难，他们是支持外国银元的。后来墨西哥的鹰洋取代了本洋的地位，但规元的计算单位却保持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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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宝苏局曾用钢模铸造咸丰通宝银钱，背面有满文宝苏二字，上下有丁巳的纪年。重七公分。同治年间有同治通宝，更精整，同机器铸币没有区别。背面穿上有寅字，似乎是指同治五年。左右有福寿二字，大概是祝贺用的。但对于研究中国的铸币制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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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香港因自铸银元失败，为了开展它的造币厂的业务，曾企图替上海铸银币，并代为设计上海一两的银币的图形，上面竟有英国的国徽，没有被清廷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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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有些地方的银号曾铸造七二银饼，制作很原始，也许同古代银饼的形制差不多。上面只有戳记，标明地名、银号名以及库平七钱二分等文字。铸造时期不明，大概因当地一时缺乏通行的外国银元，以此来代用。发行这种银饼的有鄞县、萧山、钱塘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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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湖南长沙曾铸造许多种银饼。这种银饼在形制上同福建、台湾等地的银饼大不相同，也不同于浙江的银饼。其特点是饼小而厚，上面只有文字，周围环以点线。发行单位有四，即阜南官局、湖南官钱局、大清银行和长沙乾益字号。阜南官局设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银饼是光绪末年的东西。乾益字号是一家私人银号，它的银饼同阜南官局的银饼比较多。光绪二十九年成立湖南官钱局以后，主要靠发行钞票，银饼流通渐少，所以铸得不多。这种银饼的面额大概是自一钱到一两，只有一两的比较多些，其余都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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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贵州和山东等省也曾铸造银饼。贵州有贵州官局估平足银一两和贵州官钱局的一两，都是锞子形。黎平官局也有铸造。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铸造黔宝，重七钱二分，仿新式银元，但图形为中国式。十六年又有新铸，图形又不同。山东于光绪十六年由山东制造局铸造足纹一两的银饼，较新式银元小而厚，但比湖南银饼大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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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台湾有一种壹两银饼〔84〕，正面中央有“壹两”二字，直书，环以圆圈，圈外上下右左有“足纹省银”四字，四字之间有一回字花饰，边缘又有一圆圈。背面也是双圈，中央有一老虎坐立翘尾的图案，下面左右有宝台两个满文。这种图形同当时钱票上的图章一样。我只见过拓本。据说重量不到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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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机器铸造银币，似乎以吉林为最早。吉林在光绪初年，制钱缺乏，市面流通各种钱票，银价和物价上涨，当局计划由机器局铸造银钱，代替当时的纸币。用所谓十足成色的纹银铸造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五种面额，一面刻监制年号，一面铸刻轻重银数、吉林厂平、满汉文字〔85〕。这种中间有方孔的银钱，只有五钱的一种有遗留下来，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背面穿上横列“厂平”二字，厂平是吉林的银两名称。穿下横列“五钱”二字，穿右为汉文“吉”，穿左为满文“”（吉）字，外郭有花纹。另外还有西式银币的铸造。西式银币有两种板式：一种是光绪八年板，正面除花饰外，有“厂平壹两”四字，背面在方框内有篆书“光绪八年吉林机器官局监造”十二字。这一种板式仅有样币遗留下来〔86〕，银币和铜币都有，铜样币也鎏银。另一种是光绪十年板，分一两、七钱、半两、三钱、一钱五等，文字和八年板大致相同，“监造”二字改为“监制”，花饰却不一样，而且十年板正面有满文，八年板没有满文。十年板虽然也不多见，但有整套遗留下来。吉林的这几种银币，只有光绪十年的一种似曾发行流通过，八年的属试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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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看见中国市面全是外国银币，奏请自铸银元，以谋抵制。于十四五年由广东银元局试铸银币，正面是光绪元宝四字，中央有四个小满文，也是光绪元宝。背面是蟠龙纹。每枚重量是库平七钱三分，比当时通行的鹰洋重一分，想用以抵制鹰洋。币面用中英满三种文字，中央的“光绪元宝”等字用中文和满文，周围的省名和币重用英文，由政府下令作为法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这是中国最早的正式新银元。在钱币学上叫作七三番板（或反板），因为同后来通行的银元相反，英文刻在正面。但因分量重于鹰洋，终为鹰洋所驱逐，后乃改为七钱二分重。这是所谓七二番板。样币送到北京时，户部觉得正面的英文不妥，叫把英文移到背面去，把背面的中文移到正面来，这才是后来广泛流通的广东龙洋。据张之洞的奏议，则七三龙洋似乎也没有发行过。然而遗留下来的实物却有打过戳子的，这证明确曾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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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东龙洋出现以后，因有利可图，各省纷纷仿铸。张之洞调湖广总督后，于光绪十九年在湖北武昌设立银元局，援广东例，于次年铸造龙洋，只将“广东省造”四字改为“湖北省造”。另在背面龙纹的两旁分铸“本省”二字，当初也许想限于本省流通，大概铸出后觉得不妥，没有发行。光绪二十二年改铸没有“本省”二字的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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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也在光绪二十二年由天津的北洋机器局试铸银元。正面中央有“壹圆”二字直书，环以点圈，圈外环以满文十三字，再环以点圈，圈外又环以汉文“大清 光绪二十二年 北洋机器局造”十四字。背面为蟠龙纹环以英文。到光绪二十三年才正式开铸。另有光绪二十四年的。成色都不好。光绪二十五年改铸正规的龙洋，即上端有“北洋造”三字的光绪元宝，同广东和湖北的龙洋同一体制。但背面的英文纪有年份，有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五种。成色都比以前的好。三十三年天津的造币总厂又曾铸造龙洋，背面有汉文年号和英文大清国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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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在南京铸造龙洋。有两种边纹，一种仿本洋，另一种同其他龙洋一样是齿纹边。自光绪二十四年起，在正面边上加铸干支年份，自戊戌（公元1898年）到乙巳（公元1905年），每一年份又有不同板别。一般称没有年份的为老江南，有年份的为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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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也是在光绪二十二三年开铸龙洋。二十四年在正面上端省名前面加铸“二十四年”和“戊戌”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