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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铸和私销是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当时产铜有限。自康熙年间起便靠输入日本铜〔121〕。乾隆三年京局改用云南铜，江浙等省仍用日本铜。数量都不是很多。至于私铸大部分是靠销镕大制钱，甚至有因为铜器贵而销钱为器的，这事在雍正年间常有所闻。当时官价白银一两换钱千文，市价止换得八百多文，制钱自然隐匿。因此又实行贬值和减重。乾隆五年铸造青钱，就是一种贬值行为。乾隆三年曾有人提议铸当十大钱，每文只重四钱〔122〕，没有获准。但通政使李世绰请将制钱重量减为一钱，五年直隶减为七分，九年湖北改为一钱，十一年两湖改为八分〔123〕，这些减重行为大概受到人民的反对，所以后来又恢复一钱二分的重量。由此可见钱价问题在于铜钱对白银作价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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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当局对于钱价问题，费了一番心血。起初有人主张在北京城内外开设官钱局十所，听人民兑换铜钱，以收进的银两，酌量向各当铺收兑铜钱，因为人民赎当多用铜钱。当铺在需要铜钱的季节，也可以向官局兑换。但有人反对这种办法，以为只要政府规定银钱的比价，让市上的经纪铺户照这比价按日领买若干串，并使他们稍有利润，这样铜钱就会顺利流通〔124〕。结果似乎是设立官局和钱行经纪，不过钱价仍没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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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大学士鄂尔泰等提议疏通铜钱的办法八条〔125〕，大意是：第一，集中铜匠，以监督其进铺铜斤及镕造。第二，放款于当铺，收钱交官局。第三，官米局卖米收钱，不必存贮，轮流上市易银。第四，各当铺积钱送局一并发市。第五，钱市经纪归并一处，官为稽查，以杜抬价。第六，京城各粮店收买杂粮，宜禁止使行钱文。第七，京城钱文宜严禁出京兴贩。第八，近京地方囤钱宜严行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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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办法都不能有很大的成效，当局想奖励用银，以减少对于制钱的需要，如乾隆六年广东粮道朱叔权曾奏请叫各地方官劝民银钱兼用，自数两以上，不要专用钱〔126〕。十年当局曾下令申明政府以用银为主的初衷。然而民间用钱的风气，有增无减。当局终于采取一种放任政策。因为问题的症结是白银跌价。这促使日本的宽永钱流到中国来〔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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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铸钱炉座的生产力似乎又有提高。宝泉局共有正炉五十座，勤炉十座，每月铸钱少则一二卯，多则六七卯，一卯是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128〕，一炉的最高生产力是年额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串，比明初增加一倍以上，等于唐代的五倍以上。不过上面的数字是后来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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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来，清初的百多年间，钱价比较稳定。铜钱虽每年铸造，但因铜的供给有限，不能大量增加，全国每年铸钱数目，平均大概有三十万万文〔129〕，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所以铜钱多少有一点紧缩的现象。历代的用钱政策，也还算稳健，雍正年间更是实行紧缩。除产铜的云南以外，制钱对白银的价格是很高的（见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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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清代制钱市价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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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表中数字是根据《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和《大清会典事例》、《皇朝经世文编》等书。其中除顺治元年的一项以外，都是市价。若论官价，则在变更钱重时多有规定。后来当局大体想维持千文一两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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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要注意：所谓钱价，乃是对白银而言，不是对物价而言。清朝政府的各种计算，是以白银为标准，铜钱在他们看来，和商品差不多。而清初的百多年间，银价有下跌的趋势。尤其是乾隆年间，国内又有战争，支出多用银。虽然收支平衡，甚至国库常有剩余，但因外国银价下跌，白银大批流入，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上涨得相当厉害。杨锡绂在乾隆十年时说，他家乡的米价，在康熙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银），雍正时涨到四五钱，现在每石要五六钱〔131〕。清朝政府的政策，既是极力维持银钱间的比价，而实际上在清初的百多年间，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自七八百文到八九百文，所以用铜钱计算的物价，在康熙雍正时很低〔132〕，到了乾隆时，银铜比价发生变化，即铜价稍涨；云南金钗厂的低铜每百斤价银九两，高铜十一两，江苏买洋铜本为十四两五钱，但市价涨到十九两八钱，于是官价也不得不于十四两五钱之外，另加水脚银三两〔133〕。不过由于铜钱的减重，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也跟着上涨〔134〕，例如面价，康熙年间十个钱一碗〔135〕，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涨成十六个钱一碗〔136〕。甚至可以说，上涨的程度比用白银计算的物价还要厉害一点。米价便是如此（见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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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清代米价表（一）〔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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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流通的普尔钱，则发生了严重的贬值现象，乾隆二十四年还是五十文作银一两，那时的钱很厚重。不过这种作价恐怕是一种征课性质，不符合银铜的自然比价。实际上也是维持不住的。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就改以七十文作银一两，次年增为一百文。三十六年乌什的普尔钱每文减成一钱五分。不久又增为一百五六十文，库车等地也要一百二三十文。后来改铸当十钱，重量反比以前的平钱轻。所以要四百文才能抵银一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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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单由币值或物价来决定，还须看人民收入的增减。换言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看人民的真实所得如何。清朝劳动人民的收入很低，康熙九年两河工程所给夫役工食每天是银四分，合四升米；服役远方的每天六分〔139〕，合六升米，折合铜钱约自三十二文到四十八文。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是每天一升米，折给制钱十文，另加盐菜钱五文〔140〕，十八年挑木打炭和烧火砍柴的佣工每天工钱也是十五文〔141〕。所以真实工资是每天一升五合米，比康熙时相差很远。如果这两项记录足以代表清初劳动人民收入的动向，则人民的真实所得比货币的购买力减得更快。康熙帝到了末年，也只说是四海承平，而承认没有做到家给人足。雍正帝则承认汉人生活困难。就是“殷实之家”，每天吃肉的也很少。贫乏的则“孳孳谋食，仅堪糊口”〔142〕。有些农民靠卖田度日。所以一般人所认为太平盛世的清初，也是表面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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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康熙二十四年的时候，一个步兵的兵饷每星期只有四先令八便士，一个月合二十一先令。如果没有经过剪凿，则合得库平三两三四钱银子，普通农民的工钱每月合得二两七钱，技术工人约四两，都多于中国河工的收入。可是当时英国的钱币够分量的很少，一般都经过剪凿，只剩下一半多一些。因此英国物价比中国高。据估计，当时英国的平民大约有八十八万户，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两次肉，其余一半或则每星期最多吃一次，或则完全不吃肉。面包是很少见到的，一般人民几乎全吃菜麦、大麦和燕麦〔143〕，换言之，全吃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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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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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政府的通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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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乾隆末年起，吏治已坏。各级官吏，贪污聚敛，人民的劳动所得，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嘉庆初年，政府的岁入是七千万两，而和珅个人的贪污所得，恐怕还不止此数〔144〕，而且贪污岂止和珅一人〔145〕。所以表面上看来，清初的赋税并不重，但人民的实际负担是很重的。这就引起人民的反抗。直接反映在各种教团的成立上，如白莲教、八卦教等。当局为谋应付，赋外加赋，横征暴敛，使社会矛盾加深。嘉庆道光年间，连接不断的事件，都证明清廷的无能为力。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有天理教徒的暴动，道光初新疆伊斯兰教教徒也起来反抗。及至鸦片战争之后，各地天地会的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不久就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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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的关系，嘉庆年间是一个转捩点。以前是钱贵银贱，嘉庆以后，变为银贵钱贱了。钱贱的原因在于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乾隆末年，小钱如水涌山出，贩者马骡重载〔146〕。道光间，亦复不少〔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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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铸钱的数目恐怕也增加了。根据嘉庆七年修纂的《户部钱法则例》，每年宝泉局以及直隶、江西、湖北、云南、山西、福建、湖南、广东、贵州、江南、陕西、广西等省局就可以铸造六百零七万四千零二十八串，还有宝源局和四川、浙江两省不知确数，伊犁为一千五百二十串〔148〕。如果全部铸足，那就远超过北宋元丰时的铸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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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的原因，在于白银的外流，这和鸦片贸易有关。铜钱减重，白银减少，结果是银价上涨。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有换到二千文的（见表8-4）。如果是所谓京钱还要更多〔149〕，于是人民就重银轻钱了〔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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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清代制钱市价表（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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