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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表中数字是根据《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和《大清会典事例》、《皇朝经世文编》等书。其中除顺治元年的一项以外，都是市价。若论官价，则在变更钱重时多有规定。后来当局大体想维持千文一两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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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点要注意：所谓钱价，乃是对白银而言，不是对物价而言。清朝政府的各种计算，是以白银为标准，铜钱在他们看来，和商品差不多。而清初的百多年间，银价有下跌的趋势。尤其是乾隆年间，国内又有战争，支出多用银。虽然收支平衡，甚至国库常有剩余，但因外国银价下跌，白银大批流入，所以用白银计算的物价，上涨得相当厉害。杨锡绂在乾隆十年时说，他家乡的米价，在康熙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银），雍正时涨到四五钱，现在每石要五六钱〔131〕。清朝政府的政策，既是极力维持银钱间的比价，而实际上在清初的百多年间，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自七八百文到八九百文，所以用铜钱计算的物价，在康熙雍正时很低〔132〕，到了乾隆时，银铜比价发生变化，即铜价稍涨；云南金钗厂的低铜每百斤价银九两，高铜十一两，江苏买洋铜本为十四两五钱，但市价涨到十九两八钱，于是官价也不得不于十四两五钱之外，另加水脚银三两〔133〕。不过由于铜钱的减重，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也跟着上涨〔134〕，例如面价，康熙年间十个钱一碗〔135〕，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涨成十六个钱一碗〔136〕。甚至可以说，上涨的程度比用白银计算的物价还要厉害一点。米价便是如此（见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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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清代米价表（一）〔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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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流通的普尔钱，则发生了严重的贬值现象，乾隆二十四年还是五十文作银一两，那时的钱很厚重。不过这种作价恐怕是一种征课性质，不符合银铜的自然比价。实际上也是维持不住的。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就改以七十文作银一两，次年增为一百文。三十六年乌什的普尔钱每文减成一钱五分。不久又增为一百五六十文，库车等地也要一百二三十文。后来改铸当十钱，重量反比以前的平钱轻。所以要四百文才能抵银一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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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单由币值或物价来决定，还须看人民收入的增减。换言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看人民的真实所得如何。清朝劳动人民的收入很低，康熙九年两河工程所给夫役工食每天是银四分，合四升米；服役远方的每天六分〔139〕，合六升米，折合铜钱约自三十二文到四十八文。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是每天一升米，折给制钱十文，另加盐菜钱五文〔140〕，十八年挑木打炭和烧火砍柴的佣工每天工钱也是十五文〔141〕。所以真实工资是每天一升五合米，比康熙时相差很远。如果这两项记录足以代表清初劳动人民收入的动向，则人民的真实所得比货币的购买力减得更快。康熙帝到了末年，也只说是四海承平，而承认没有做到家给人足。雍正帝则承认汉人生活困难。就是“殷实之家”，每天吃肉的也很少。贫乏的则“孳孳谋食，仅堪糊口”〔142〕。有些农民靠卖田度日。所以一般人所认为太平盛世的清初，也是表面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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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康熙二十四年的时候，一个步兵的兵饷每星期只有四先令八便士，一个月合二十一先令。如果没有经过剪凿，则合得库平三两三四钱银子，普通农民的工钱每月合得二两七钱，技术工人约四两，都多于中国河工的收入。可是当时英国的钱币够分量的很少，一般都经过剪凿，只剩下一半多一些。因此英国物价比中国高。据估计，当时英国的平民大约有八十八万户，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两次肉，其余一半或则每星期最多吃一次，或则完全不吃肉。面包是很少见到的，一般人民几乎全吃菜麦、大麦和燕麦〔143〕，换言之，全吃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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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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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政府的通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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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乾隆末年起，吏治已坏。各级官吏，贪污聚敛，人民的劳动所得，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嘉庆初年，政府的岁入是七千万两，而和珅个人的贪污所得，恐怕还不止此数〔144〕，而且贪污岂止和珅一人〔145〕。所以表面上看来，清初的赋税并不重，但人民的实际负担是很重的。这就引起人民的反抗。直接反映在各种教团的成立上，如白莲教、八卦教等。当局为谋应付，赋外加赋，横征暴敛，使社会矛盾加深。嘉庆道光年间，连接不断的事件，都证明清廷的无能为力。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有天理教徒的暴动，道光初新疆伊斯兰教教徒也起来反抗。及至鸦片战争之后，各地天地会的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不久就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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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的关系，嘉庆年间是一个转捩点。以前是钱贵银贱，嘉庆以后，变为银贵钱贱了。钱贱的原因在于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乾隆末年，小钱如水涌山出，贩者马骡重载〔146〕。道光间，亦复不少〔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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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铸钱的数目恐怕也增加了。根据嘉庆七年修纂的《户部钱法则例》，每年宝泉局以及直隶、江西、湖北、云南、山西、福建、湖南、广东、贵州、江南、陕西、广西等省局就可以铸造六百零七万四千零二十八串，还有宝源局和四川、浙江两省不知确数，伊犁为一千五百二十串〔148〕。如果全部铸足，那就远超过北宋元丰时的铸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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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的原因，在于白银的外流，这和鸦片贸易有关。铜钱减重，白银减少，结果是银价上涨。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有换到二千文的（见表8-4）。如果是所谓京钱还要更多〔149〕，于是人民就重银轻钱了〔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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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清代制钱市价表（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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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除了注明京钱的数字外，都是指大制钱。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京钱二文合制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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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咸丰七年上海英人收买制钱，故钱价贵（见《清文宗实录》卷二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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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比价的变动，对于物价自然会发生影响，但影响的性质，要看物价是根据什么计算，用什么来支付。如果是用银支付，物价应当有下跌的倾向，至少不会上涨；如果是用铜钱支付，则应当有上涨的趋势。有些物价是以银为标准，而用铜钱支付，这种物价一定会上涨。实际上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就有人说物价比百年前涨了几倍〔154〕，这从米价数字得到证实。18世纪末用铜钱计算的米价，等于17世纪末的四五倍。在道光年间以白银计算的物价还是低廉〔155〕，但铜钱因为私铸和外国钱的流入，都已减重，虽然道光年间有十一省停铸〔156〕，而且自嘉庆元年到道光末年的五十五年间，人口增加一半，但用铜钱计算的物价，在19世纪的前半，比18世纪后半增加约一倍。不过这种增加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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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比价的转变，对于农民是一种打击；因为他们卖粮的收入是以铜钱计算和支付，而纳税要用白银。如果银价对铜钱上涨五成，即意味着农民的租税负担要增加二分之一。嘉庆末到咸丰初年，东南的产米区，每石大约卖钱三千，但银价涨到每两二千，所以农民卖出一石米的钱，只能缴纳一两五钱的税〔157〕。这样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并且一定有许多人无力缴纳租税，因而影响政府的财政。所以嘉庆以后，一方面政府的剥削和官吏的勒索加强了，另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更苦了，逼得起来反抗，如白莲教和八卦教等民间结社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终于引起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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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币值，变动得最剧烈的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得势的时候。道光二十七年广西大饥馑，三合会的人起义，打反清复明的旗帜。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就占领永安州，不到两年便占领南京，东西八九省，前后十五年，各种情形和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时候相像，而政治意识则更进一步。清朝在那时便应当覆亡了。可惜太平天国内部分化，而清廷罗致的一些人仍想维持旧日的秩序，后来又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忙，所以竟延长了腐化的清朝政权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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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的时候，军饷已用两千万，而太平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赋税收入大为减少。当时鸦片贸易已合法化，白银不但不能增加，而且不能禁止其向外流出。云南的铜也因交通线被太平军切断而运不来，那么怎样应付呢，只有铸造大钱和发行纸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