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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清代米价表（一）〔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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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流通的普尔钱，则发生了严重的贬值现象，乾隆二十四年还是五十文作银一两，那时的钱很厚重。不过这种作价恐怕是一种征课性质，不符合银铜的自然比价。实际上也是维持不住的。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就改以七十文作银一两，次年增为一百文。三十六年乌什的普尔钱每文减成一钱五分。不久又增为一百五六十文，库车等地也要一百二三十文。后来改铸当十钱，重量反比以前的平钱轻。所以要四百文才能抵银一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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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单由币值或物价来决定，还须看人民收入的增减。换言之，人民的生活水平，要看人民的真实所得如何。清朝劳动人民的收入很低，康熙九年两河工程所给夫役工食每天是银四分，合四升米；服役远方的每天六分〔139〕，合六升米，折合铜钱约自三十二文到四十八文。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是每天一升米，折给制钱十文，另加盐菜钱五文〔140〕，十八年挑木打炭和烧火砍柴的佣工每天工钱也是十五文〔141〕。所以真实工资是每天一升五合米，比康熙时相差很远。如果这两项记录足以代表清初劳动人民收入的动向，则人民的真实所得比货币的购买力减得更快。康熙帝到了末年，也只说是四海承平，而承认没有做到家给人足。雍正帝则承认汉人生活困难。就是“殷实之家”，每天吃肉的也很少。贫乏的则“孳孳谋食，仅堪糊口”〔142〕。有些农民靠卖田度日。所以一般人所认为太平盛世的清初，也是表面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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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康熙二十四年的时候，一个步兵的兵饷每星期只有四先令八便士，一个月合二十一先令。如果没有经过剪凿，则合得库平三两三四钱银子，普通农民的工钱每月合得二两七钱，技术工人约四两，都多于中国河工的收入。可是当时英国的钱币够分量的很少，一般都经过剪凿，只剩下一半多一些。因此英国物价比中国高。据估计，当时英国的平民大约有八十八万户，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两次肉，其余一半或则每星期最多吃一次，或则完全不吃肉。面包是很少见到的，一般人民几乎全吃菜麦、大麦和燕麦〔143〕，换言之，全吃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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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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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政府的通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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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乾隆末年起，吏治已坏。各级官吏，贪污聚敛，人民的劳动所得，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嘉庆初年，政府的岁入是七千万两，而和珅个人的贪污所得，恐怕还不止此数〔144〕，而且贪污岂止和珅一人〔145〕。所以表面上看来，清初的赋税并不重，但人民的实际负担是很重的。这就引起人民的反抗。直接反映在各种教团的成立上，如白莲教、八卦教等。当局为谋应付，赋外加赋，横征暴敛，使社会矛盾加深。嘉庆道光年间，连接不断的事件，都证明清廷的无能为力。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有天理教徒的暴动，道光初新疆伊斯兰教教徒也起来反抗。及至鸦片战争之后，各地天地会的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不久就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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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的关系，嘉庆年间是一个转捩点。以前是钱贵银贱，嘉庆以后，变为银贵钱贱了。钱贱的原因在于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乾隆末年，小钱如水涌山出，贩者马骡重载〔146〕。道光间，亦复不少〔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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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铸钱的数目恐怕也增加了。根据嘉庆七年修纂的《户部钱法则例》，每年宝泉局以及直隶、江西、湖北、云南、山西、福建、湖南、广东、贵州、江南、陕西、广西等省局就可以铸造六百零七万四千零二十八串，还有宝源局和四川、浙江两省不知确数，伊犁为一千五百二十串〔148〕。如果全部铸足，那就远超过北宋元丰时的铸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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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的原因，在于白银的外流，这和鸦片贸易有关。铜钱减重，白银减少，结果是银价上涨。清初白银一两易制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可以换到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有换到二千文的（见表8-4）。如果是所谓京钱还要更多〔149〕，于是人民就重银轻钱了〔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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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清代制钱市价表（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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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除了注明京钱的数字外，都是指大制钱。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京钱二文合制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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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咸丰七年上海英人收买制钱，故钱价贵（见《清文宗实录》卷二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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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比价的变动，对于物价自然会发生影响，但影响的性质，要看物价是根据什么计算，用什么来支付。如果是用银支付，物价应当有下跌的倾向，至少不会上涨；如果是用铜钱支付，则应当有上涨的趋势。有些物价是以银为标准，而用铜钱支付，这种物价一定会上涨。实际上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就有人说物价比百年前涨了几倍〔154〕，这从米价数字得到证实。18世纪末用铜钱计算的米价，等于17世纪末的四五倍。在道光年间以白银计算的物价还是低廉〔155〕，但铜钱因为私铸和外国钱的流入，都已减重，虽然道光年间有十一省停铸〔156〕，而且自嘉庆元年到道光末年的五十五年间，人口增加一半，但用铜钱计算的物价，在19世纪的前半，比18世纪后半增加约一倍。不过这种增加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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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比价的转变，对于农民是一种打击；因为他们卖粮的收入是以铜钱计算和支付，而纳税要用白银。如果银价对铜钱上涨五成，即意味着农民的租税负担要增加二分之一。嘉庆末到咸丰初年，东南的产米区，每石大约卖钱三千，但银价涨到每两二千，所以农民卖出一石米的钱，只能缴纳一两五钱的税〔157〕。这样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并且一定有许多人无力缴纳租税，因而影响政府的财政。所以嘉庆以后，一方面政府的剥削和官吏的勒索加强了，另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更苦了，逼得起来反抗，如白莲教和八卦教等民间结社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终于引起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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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币值，变动得最剧烈的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得势的时候。道光二十七年广西大饥馑，三合会的人起义，打反清复明的旗帜。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就占领永安州，不到两年便占领南京，东西八九省，前后十五年，各种情形和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时候相像，而政治意识则更进一步。清朝在那时便应当覆亡了。可惜太平天国内部分化，而清廷罗致的一些人仍想维持旧日的秩序，后来又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忙，所以竟延长了腐化的清朝政权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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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的时候，军饷已用两千万，而太平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赋税收入大为减少。当时鸦片贸易已合法化，白银不但不能增加，而且不能禁止其向外流出。云南的铜也因交通线被太平军切断而运不来，那么怎样应付呢，只有铸造大钱和发行纸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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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铸造的大钱是当十大钱，那是咸丰三年三月发行的，每枚重六钱。雍正以来制钱的标准重量是每文一钱二分，咸丰二年曾减为一钱重，但系试行性质。所以铸造当十大钱，就等于减重百分之五十。七月间王懿德请在福建添炉铸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大钱〔158〕，这些钱减重不多，因为当百钱有库平五两重。八月宝泉局铸当五十大钱，每枚重一两八钱，等于减重百分之七十。十一月又议加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的大钱，当百钱每枚重一两四钱，减成九分之一；当五百的每枚重一两六钱，减成三十七分之一；当千的每枚重二两，减成六十分之一。这些大钱都在咸丰四年正月呈样开铸〔159〕。并将当五十大钱的分量减为一两二钱，当十大钱减为四钱四分，成色不变。此外加铸铁钱，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当五重二钱四分，当十的重量不详，证诸实物是四钱五分上下。又有铅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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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千等大钱一出，私铸者风起云涌。用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可以抵白银一两，以之买旧钱，可得净铜六十两。这样套下去，最后可使制钱绝迹。当时政府铸造大钱的数目，由于铜的供给有限，大概铸得不多〔160〕；但私铸〔161〕的数目可能超过官铸。所以大钱跌价。当千和当五百大钱，在咸丰四年七月间每千文只值得四五百文〔162〕，当百和当五十大钱自每千值五六百文跌到三百多文，到十月间甚至没有行市〔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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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靠大钱，还是不够应付战争的开支，所以又发行纸币。先发行银票，那是咸丰三年的事。当时发行不多，流通不广，所以产生的影响不大。到年底（即1854年年初）发行钱票，三四个月就发行了一百几十万串〔164〕，后来为了收回当千当五百大钱，发行更有增加。使领到纸币的人，不容易兑到现钱。因为总局收钞，隔日一次，每次限收几十个号数，每号又限不得过一百张；所以持钞的人，多守候整日而换不到钱〔165〕。私人钱庄的钱票，信用比较好，所以人民重私票而轻官钞。这使钞价下跌。起初宝钞一千文还可以值得四五百文，这正是咸丰四年七月间当千大钱所值的数目。咸丰六年十二月银票一两在北京只值制钱八九百文，京外更少〔166〕。当时清朝政府的各种开支，都用纸币搭放，甚至只发出而不肯收进；人民拿纸币去买东西，商人或则故意加价，或则把货物藏起来；人民拿纸币去向官号兑现，即使能兑到，也是大钱〔167〕；加以官吏作弊，滥发纸币〔168〕，其价值大跌。咸丰九年十一月银票每两在北京只值得京钱五六百文，合制钱两三百文，而实银则每两值京钱十二千以上，这就是说，要二十两官票，才抵得实银一两〔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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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钱贬值和纸币膨胀的情形下，物价自然要受影响。咸丰四年，北京一带丰收，乡下粮价很低，北京却缺粮，因为大钱和纸币主要是在北京城内流通，农民不愿把粮食运进城去贩卖。所以乡下小麦每斤只要制钱十六七文，城中却要三十七八文，一城之隔，相差一倍多〔170〕。这就说明当时当百当五十大钱的购买力已减低一半。中秋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当铺停止收当，粮店纷纷关闭，使物价进一步上涨〔171〕。七年春间，粟米一石，要京钱十几千，八年正二月间涨到二十几千〔172〕。彭蕴章也说“自改用大钱，城中米贵”〔173〕。所以该年四月间当局不得不增加兵饷，每兵饷一两加一千文〔174〕。十一年六月间米价每石涨到纸币六七十千，每千仅值铜制钱六十二文〔175〕。当时劳动人民每天所得不过几百文，只能买一二升米〔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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