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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大钱跌价,人民就用制钱,物价又复原。这次铜元跌价,都市人民的生活费就跟着涨了。例如刻书的工价,从明末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涨落;可是清末却变动很大。光绪初年,湖南刻书,每百字五六十文,中叶以后,增至八九十文;宣统初,增至一百三十文〔204〕。为什么几百年间不变,而在几十年间变动得这样厉害呢?这就是物价革命。现在再也没有人主张废铜元用制钱〔205〕,这就是物价革命的一个特点。而且铜元跌价并不是因为白银涨价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个期间,白银本身也在跌价中,这就涉及物价革命的基本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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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外国接触虽有很久的历史,但中国的物价以及生活水平是孤立的,一向不大受外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中国大部分能自给。自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加深,对外贸易额也逐渐增加,中外的物价多少有接近的趋势。接着欧美各国采用金本位,银价大跌,中国各种支付,是以银计算,因此物价难免被牵动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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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价的下跌,对于人民的生活,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要显著地降低。在西汉末年,代役钱每月三百,雇更钱每月两千。宋初一个兵每月可拿到三五百钱。到了清末,城市工钱有时用银计算,但乡村多用钱,工钱的数目没有增加。比如同治年间的田佣,每月仍是三百钱〔206〕。西汉三百钱约可买到半公石米,同治年间恐怕一斗也买不到。清末城市的劳动人民的工钱比较高:在天津,皮匠、织花毯工、弹花匠、磨刀匠等,每天约可得三百文〔207〕。即使天天有工作,一个月也不过九千文,只能买到大米一公石多。比不上西汉时的雇更钱。上海的单轮车夫每天所得的力钱只有一百三四十文到三百五十文,一个月平均劳动二十五天〔208〕,共可得六千文,买不到一公石米。所以清末的工资,并没有比过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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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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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白银的购买力,是承继明代以来的倾向,虽然比铜钱的购买力要稳定一些,但仍有逐渐减低的趋势。以兵饷来说,清初每人一日银五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每人一日二钱。又如治河,清初黄河泛滥一次约费百万两,到道咸年间,一次要用千万两。如果以米价为标准,则15世纪到19世纪那五百年间白银的购买力减成百分之十七,平均每百年,米价上涨百分之五十五,五百年间涨成五六倍(见表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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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1 白银购买力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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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长期平均之下,米价的上涨或白银购买力的下跌,好像是机械的、定期的,实际上并不然。每一百年间的上涨,并不是平均分摊的,其中波折很大。不但明代如此,清代也如此。就是以十年期的平均价格来说,每公石自二十四公分到一百四十五公分,相差六倍(见表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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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2 清代米价表(五)〔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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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米价数字可以知道:清初物价还高。到康熙初年,慢慢下跌,然后稳定了五十年。自18世纪中叶开始上涨,直到19世纪中叶,涨风才停;而且一时有回跌的样子。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上涨。不过这次上涨中的数字,因偏重上海市场的缘故而偏高,上海米价大体上要比各产米区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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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临到北京即位时,米价有时还高到每石四五两。就是平均价格也是相当高的,和明末是同一阶段。崇祯时的平均米价是每公石一两一二钱。顺治朝的平均米价每公石也是一两一二钱。这在中国的物价演进史上还算太高。所谓太高,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不是货币的原因,而是社会秩序没有恢复,物资缺少的缘故。这只要拿顺治朝的米价同康熙雍正朝的米价一比较便可以知道。康熙朝的平均米价是每公石五钱九,几乎等于顺治朝的半价,正好同明代嘉靖朝的米价接得上。雍正朝比康熙朝高一点,每公石约值银八钱七,还是低于顺治朝米价。史家称清初三朝为盛清,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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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情形就大不同了,如果以清初三朝为初期,则乾隆到道光是中叶,这一时期的物价突然上涨,乾隆朝米价平均是每公石一两四五钱,超过顺治朝的米价。嘉庆朝每公石平均二两一钱,比乾隆朝上涨百分之四十以上。道光朝每公百二两一钱六,比嘉庆朝稍高。咸丰朝白银购买力稍有增加,每公石米值一两九钱九。但同治朝物价又上涨,到光绪朝末年和宣统朝,涨势更凶(见表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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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3 清代米价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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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米价的上涨,曾引起当时人的深切注意。涨风自乾隆一即位便开始。乾隆十年,杨锡绂上疏,指出谷价上涨的现象及其原因,他的理由第一是户口加多,第二是奢侈,第三是田归富户,农民也要买谷,价钱就贵了〔210〕。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当局曾通令各省,询问米价上涨的原因。各省〔211〕几乎异口同声说是人口增加,偶然有人提到风俗的奢侈、酿酒以及其他技术问题。但没有一个说是白银跌价或白银数量增加。山东巡抚阿里衮明明看见布帛丝棉之属,样样涨价,甚至铜钱也涨价,而对银价的下跌,竟熟视无睹,一口咬定是生齿日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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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的增加,当是事实,但增加并不自乾隆时开始。清代每年有户口报告,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督抚们曾否见过这些人口报告,如果见过,也许是受这些数字所蒙蔽。因为这些数字是不可靠的。据《清实录》所载,顺治十八年比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这可以解释作版图扩大的结果。至于雍正九年到乾隆六年,十年间增加到四倍半,那是决不可能的事。其中原因是自康熙年间起,便有许多人不报户口,以逃避税役。这种现象当局慢慢也知道,所以康熙五十一年下谕照当时钱粮册目,无增无减,永为定额,这就是所谓永不加赋的人口,但结果人口报告增加还是不多。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至少乾隆年间银价的下跌,不是以人口增加为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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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表面原因,是开支增加,因为边疆各地,很多军事行动,单是乾隆二十二年,“平定”新疆,就花了两千多万两。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战争,前后用去七千多万两,然而乾隆年间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论理哥伦布到达美洲是在明朝中叶,而欧洲人到中国来通商也是明代的事,为什么白银到清朝才影响中国的物价呢?这一点只要明了当时欧洲情形和欧亚通商经过便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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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金银对欧洲物价的影响,时间也并不一致;西班牙的反应最快,因为金银是先运到西班牙。所以西班牙的一般物价水平在16世纪中叶便开始上涨,17世纪初涨成四倍〔212〕。而英法的上涨则晚于西班牙五十年,到17世纪中叶才达到顶点〔213〕。这种时差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必须经过若干时候,美洲的金银才会由西班牙流入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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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价的上涨,比英法又慢一百年,而且上涨的程度没有英法那样厉害,正同英法的上涨没有西班牙那样厉害是一样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把那种涨势冲淡了。中国银价下跌之所以晚于英法一百年,是因为白银的流入中国,是经由菲律宾华侨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由西班牙到英国既需要五十年,则由墨西哥和英国到中国,一百年并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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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者自占领菲律宾之后,两百多年间,经常将中国商品转运墨西哥销售,而由墨西哥运回银元和白银,作为货款以及在菲律宾的行政补助费。1598年马尼拉的大主教致菲律普二世的信中说,新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等)每年有百万披索的银币运到菲律宾去,但结果都流到中国来〔214〕。公元1665年(康熙四年)六月六日敕令规定每年为二百五十万披索,其中二百万披索为铸币〔215〕。康熙五十九年曾限制马尼拉商人的对华贸易,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取消禁令,但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则不得而知。据估计,自1571年(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1821年(道光元年)墨西哥独立为止,由墨西哥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额有四亿披索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即一亿元流入中国〔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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