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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白银生产力大增的时候，世界各国先后采用金本位，使白银的用途大减。计在19世纪后半采行金本位的有葡、德、美、丹、瑞、拿、芬、海地、阿根廷、埃及、日、俄等国，另外有些国家采金汇兑本位制，如印度。又有些国家虽没有改用金本位制，但停止银币的自由铸造，而成为跛行本位制，如法国和其他拉丁货币联盟的国家，于是有大批的白银向国际银市场抛出，虽然黄金的生产力在同一期间也曾大增，还是把金价抬得很高。三四十年间涨了一倍（见表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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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8 晚清世界金银比价表〔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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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甚至商人，对于金银的生产情形自然不知道，但市上金价上涨，他们是不会不知道的。而他们日常所用的是银钱，以白银计算的物价，并没有上涨，于是许多人就把祖传的金饰拿出来变卖。在二十几年间，输出的黄金值八千多万海关两〔236〕，其中大部分是19世纪中输出的，计自公元1888年到1900年那十三年间，输出的黄金值七千三百六十九万二千海关两，由此就可以晓得为什么在同时期内白银的输入有七千零六十二万多海关两了。物价的开始上涨，也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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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清代最后的十年或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为什么又有大量白银的流出呢？这一部分是因为历年来的入超关系；而主要是因为有大批赔款的汇出。根据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二亿多两和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都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分批偿付。至于白银有流出，国内物价为什么反而大增呢〔237〕？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钞票发行数量大增，而钞票的流通速度比白银快。钞票虽然原则上是可以兑现的，但实际上有许多私票随时有停止兑现的，大银行的钞票也没有十足的现金准备，而发行数量又不是根据需要，物价自然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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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虽有逐渐减低的倾向，但其趋势，比起欧洲来要缓和一点，尤其在19世纪中（见表8-19）。这点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米价和欧洲的麦价便可以知道。欧洲的小麦价格，自15世纪到19世纪，上涨了九倍以上，而中国的米价，在同一期间，上涨还不到六倍。16世纪，白银对中国的大米和对欧洲的小麦几乎有同样的购买力。17世纪前半，欧洲白银的购买力甚至高于中国。中国米价稍高于欧洲的麦价。因为在中国，麦价是低于米价的〔238〕，尤其在北方。照明清两代文献中的数字来看，米价要高于麦价两成以上。宋代差价更大。所以15世纪和17世纪前半白银在东西两方面的购买力算得上接近。其余则中国白银的购买力高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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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9 五百年来中外白银购买力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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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仅有公元1851—1880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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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欧洲小麦价格，根据Landrin和Roswag的数字折算。原数字见Michael G.Mulhall的The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原为每盎司白银所能购买小麦的数量，以镑为单位。资料来源没有说明，大概是以整个欧洲为对象。这里折算以一百七十六磅小麦为一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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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银购买力在五百年间跌成五分之一以下，即以白银计算的物价涨成五倍以上。这种物价上涨，完全是由于货币的原因。而且完全是由于用银的关系。如果中国不用白银，而用黄金或铜，物价就不会这样上涨。关于黄金，下面另作分析。这里只谈谈用铜的情形。铜价在五百年间涨成七倍，洪武元年每百斤铜值银五两，光绪三十四年值三十五两。所以五百年间，米价和铜价几乎同比例地上涨。如果以铜为价值尺度，则米价只有暂时的或地区的波动，长期看来，几乎稳定不变，甚至要下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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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外关系的接近，中国货币的对外价格，也渐重要起来了。在外国用银的时候，中外货币的汇价应当是稳定的，波动的范围不能超过现银输送点。自外国改用金本位以后，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就跟着金银比价的变动而变动了。中国货币汇价的变动，虽然也要受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比较小。大部分是受金银比价变动的影响。在同治十年以前的两百年间，金银比价最为稳定，平均为一比十五点四一。同治十年以前的十年间的平均金价是十五换四八三，中国关平银一两约合英金六先令七便士，以这为基数，则可以看出清末中国货币对外价值跌落的情形，以及同国内物价的关系（见表8-20）。这种关系，并不是很密切；长期的倾向虽然相同，但两者每年的涨跌，并不相符。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国内物价的变动，不是受汇价的影响，而是汇价和物价受一共同因素的影响，即受银价下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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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0 清末银两对内对外价值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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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同治以前的十年间（公元1851—1860年）的汇价是根据汇兑平价算出来的，按黄金每盎司合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依该十年间的平均金银比价一比十五点四一折算每海关两（三七点六六公分）值英币数。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汇价依据H.F.Bell的平均数（见宫下忠雄译《カン支那通貨論》，第七四五至七四六页）。这些数字同其他书（陈重民《今世中国贸易通志》）中所引海关数字不大相符。但本表中的数字主要是用来反映白银对外购买力变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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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银价的下跌，对于吏治的败坏，有相当的影响。清朝官吏的待遇是以白银支付。他们的真实所得，比起明朝在大明宝钞膨胀下的官吏来，是比较高些，但比起明初的标准来，却差得远，而是和明末相衔接。收入是按年计算。一般说来，一品官的年俸是白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或九十石。九品是白银三十三两许，米十六石多一些。高级官吏的年俸比不上北宋官吏的一月所得。乾隆二年起，官俸加倍发付，但乾隆年间白银购买力下跌，官吏的真实收入更加减少。白银的购买力在嘉庆年间已跌成康熙年间的三分之一以下，而官吏的生活却更加奢侈了。一则由于洋货进口的增加，二则贪污本身就可以促进铺张浪费；中国俗语所谓“冤枉来，冤枉去”。所以后来官吏的养廉费的数目比正俸要大得多。然而在有些官吏看来，这养廉费还不是他们的廉耻的公平价格。所以在卖给清朝政府之后，还以黑市价格反复地在自由市场兜售。这样就造成乌黑一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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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受到银价下跌的影响，因为他们以白银计算的收入不变，例如画家便是受到影响的。乾隆初年，郑板桥卖画，中幅四两〔242〕。道光年间戴醇士卖画也是四两一幅〔243〕。可是道光年间四两白银的购买力就不如乾隆初年了。又如刻书的工钱，明末刻一百字三分银子〔244〕，清光绪初年每百字连写带刻只五六十文〔245〕，也不过三分银子多一点。明末三分银子可以买到两公升大米，清光绪初年的三分银子只能买到一升四合大米。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受白银跌价的影响也差不多。清末的工资，多用银洋计算，由于白银跌价，工人的真实收入减少。例如在上海，纺织男工的工资是每日二角五分，女工是二角二分。泥水匠和木匠每天四角，船渠工算是技术高的，每天也不过六角到八角五分〔246〕。上海是全国工资最高的地方，天津、汉口要更低。凡是这种按日计算的，大概都是临时性质，不能以每月三十天计算。再据调查燮昌自来火公司的工资，男工每月自四元到六元，由公司供应伙食；女工是按日计算，每日五分，伙食自备，每月只合得一元五角，只能买到两三公斗大米，不能维持本人的生活。即以每月六元计算，在宣统年间，也只能买到一公石大米。这种工资，不要说比不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比起中国古代来也不如。如果以铜钱为支付工资的手段，则受害更大，因为铜钱减重，购买力跌得更厉害。官吏可以通过贪污取得额外的收入，劳动人民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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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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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黄金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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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金价，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看看中国金价和欧洲金价的关系，看看两者怎样从两个孤立的市场渐渐接近，终至将两地的价格扯平。第二是看看中国金价变动同银价变动以及物价变动的关系，看看如果中国采用金本位，是否使物价比在银本位之下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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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货币化，但也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在各时代承担了各种不同的货币职能。而宝藏手段的职能和国际购买手段的职能，是在任何时代都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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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的没有铸币化，反而使古代各种关于黄金购买力的记载更有意义。中国历代的金银比价，差不多都是市场比价，即一两纯金对一两纯银的自然比价。可是外国的比价，许多是法定比价，这种比价由于金银币成色的变动而失去其意义。有时候同一年内铸造各种成色的金银币，因而产生许多不同的金银法定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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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在中国一向比较低。所谓低，就是比外国低。除了埃及古代据说银比金贵〔247〕、巴比伦在公元前2000年时金银比价为一对六〔248〕以外，自公元前5世纪即中国春秋时代起，西方国家的金价就到了十三换。其间也曾低到十一二换，最低是罗马时代，曾跌到九换，以后又涨。而中国则自汉以来，就是五六换。其实古代的真实银价应当比史书中所记载的数字还要高。因为古代分解术不发达，白银的成色一般都很低。譬如遗留下来的汉代银铤，多发绿锈，可见里面铜质很多。所以所谓朱提银的价格特别高。王莽时黄金对所谓朱提银只合得三换一六。所谓朱提银，是指四川犍为县朱提山所产的银，大概成色比较好〔249〕，因此汉代银价和金银比价，至少应当以朱提银为标准。可能朱提银还不是纯银，而古代黄金的成色却是很好的。宋室南迁前后，因情形特殊，曾涨到十三四换，但不久就回跌。元朝起初是七换五，后来是十换，边远地方如云南，有低到五六换的。明代因为白银通行，需要增加，而且有许多白银在元朝时被输出国外，所以白银对黄金的比价很高，往往是四换或五换，到嘉靖万历以后，黄金对白银的比价才提高〔250〕。如果用一种加权法来求出明代金银的平均比价来，则整个明朝的金银比价都在十换以内（见表8-21），而欧洲则自罗马帝国成立以来，就很少在十换以下〔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