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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及以后，中国的金价，大体上同欧洲的金价接近。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更是以伦敦的市价为转移。例如19世纪后半，欧洲银价大跌，金价大涨，中国的黄金马上向外流，结果把中外的金价又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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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价的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它的购买力如何，就是它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古代物价和金银价格，都不大有记录遗留下来。自五代起，白银的货币性才增加。宋代对于金银价格和米价的记录渐多。虽然仍是以铜钱和交会为流通工具，但是已经可以折算成金银的价格。宋末物价资料特别缺乏，元代和明初的记录也不多。自宣德年间起，我们对于金银的购买力，才能作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统计来。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真正使用白银，所以物价比纸币制下的物价，甚至比铜钱制下的物价，要稳定一点。但从长期看来，以白银计算的物价，实在并不稳定。如果以米价为标准，每百年要上涨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自明代以来，中国用金，而不用银，则物价会更加稳定，至少米价要稳定得多。每百年上涨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9世纪的平均价格比15世纪上涨不过一倍。如果从10世纪后半算起，到20世纪前半为止，以五十年为一单位，则白银的购买力在一千年间减成三十八分之一以下，即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而黄金的购买力还保存百分之四十以上（见表8-23）。以涨跌的幅度来说，白银计算的米价，每公石自十公分到两百五十七公分，相差二十几倍。可是用黄金计算的米价，每公石自一公分六八到六公分多，相差不过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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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3 千年来金银购买力比较表〔263〕 单位：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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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19世纪的金银比价系根据欧洲的平均数。见J.L.Laughlin，Money，Credit and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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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黄金计算的物价，不但比用白银计算的物价要稳定，而且比欧洲国家用黄金计算的物价也要稳定。这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米价和英法两国的小麦价格便可以知道（见表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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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4 五百年来中外粮价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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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英法两国的小麦价格，系根据Sir Morton Eden及Marquis Garnier的数字（The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p.468）。以黄金一盎司合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折算。原表英法两国仅到1899年止，这里英国部分根据十四版的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Prices条下补足公元1890年到1900年的数字。英国的小麦价格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下跌很多，法国大概也有同样的情形，如果能补足最后十一年的数字来平均，则19世纪后半的数字大概也要低于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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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仅为公元1851年到1889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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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黄金计算的米价，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半那一百五十年间，要高于英法的小麦价格。这是因为当时欧洲黄金难得，价值增加。16世纪后半，中国内外多事，使得生产受阻，物资缺乏，黄金购买力减低。但同时期的英法，因为受了美洲金银的刺激，黄金的购买力大跌，17世纪前半物价就超过中国。自17世纪后半到19世纪前半，中国物价逐渐上涨，英法在18世纪前半，物价回跌。但后半因为拿破仑战争，英国物价又激涨，19世纪前半涨得更凶。法国在19世纪前半也上涨。19世纪后半，三国物价都比较平稳，英国是战后所应有的回跌。中国下跌是因金价上涨，而中国用银。当时以白银计算的米价也是下跌的，不过跌的程度比较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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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世纪到19世纪那五百年间，从米麦的价格看来，中国只上涨一倍多一点，英国上涨六倍以上，法国也上涨三四倍。如果以五十年为单位，则中国最低和最高的平均米价，为一百与三百零九之比；英国的最低和最高的平均小麦价格，为一百与九百六十八之比，法国约为一百与三百八十七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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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几百千年来，中国是用黄金来流通，那它的购买力可能比上面的折算还要稳定，因为在那种情形下，对于黄金的需要大为增加，虽然这种需要会促使对于金矿的开采，但中国金矿似乎并不丰富，所以黄金的购买力一定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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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购买力在中国之所以特别稳定，有两种解释。首先是因为中国黄金的生产力和数量变动得不大剧烈。英法的采矿技术进步，而且取得美洲的黄金，后来讲究重商主义，极力从其他国家吸收金银，物价自然上涨得更厉害。中国黄金的数量，千年来不大有突然的增减，清以前虽然历代有黄金输入，但数量不会很多，清初黄金的输出也不会怎样多，金银比价的调整，大部分是由于银价下跌。而中国历代产金量也不很大。公元1907年中国产金只有六七千公斤，占世界产金额的百分之一〔267〕。其次是因为中国面积大，平均价格波动的幅度小，英法的面积，各相当于中国的一省，平均价格受天时的影响大，波动的幅度自然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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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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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末的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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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货币的数量也增加了。清末中国货币的种类非常多，大致为银币、铜币、纸币（钞票）三类。每一类货币中，又包含许多种。例如银币中有银元、银角和银锭，银元有外国银元和中国银元；铜币包括铜元和铜钱；钞票不但有外国钞票和中国钞票之分，而且还有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和铜钱票之别。极其复杂。这些货币的数量，都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数字和估计来作一个总估计。在这估计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百年间中国货币流通的情况，这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货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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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中主要是银元。关于银元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彼此相差很大，自一二千万元〔268〕到十一二亿元〔269〕，使人无所适从，不得不另作估计。银元中大部分是外国银元，这是大家所公认的〔270〕。所以我先来估计一下外国银元的数目。我打算从两方面来估计清末外国银元的数目：第一是按银元种别从它们的原铸额来估计其输出额以及流到中国来的数额；第二是按外国银元流入的途径综合地估计一下各种银元流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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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五种，即本洋、鹰洋、杖洋、越币（即法国贸易银元）和日本龙洋。本洋的铸造额没有确实的统计，它同小型银币混在一起。自1537年到1821年共铸二十亿八千二百万元〔271〕。如果大银元占八成，就有十六亿元左右；这些银元绝大部分是供输出用的；输出的目的地包括南北美洲在内。若以其中四分之一为流入中国的数目，就有四亿元。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流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后，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国用外国银元偿付，大部分是用本洋，姑以二亿元计，则清末还剩下两亿元。主要流通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安徽。但有一相当大的部分被人收藏和被销镕。鹰洋的铸造额，包括各种面额在内，自1821年到1903年，共为十四亿六千六百万元，其中大银元应当占八成以上；因为单是从1874年到1903年那三十年间就铸造了大银元六亿七千四百万元。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272〕。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因为19世纪后期，有些用外国银元的国家都自行铸造银元，甚至采用金本位制，所以流到中国来的数目要占更大的比重。鹰洋主要流通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安徽等省，而以江浙两省最多，特别以上海为大本营。杖洋到1903年为止共铸了一亿五千多万元，后来续有铸造，估计至少有八千万元流到中国来，在直隶、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绥远等省有广泛的流通。越币到1903年止共铸了六千八百多万元〔273〕，日本龙洋到1897年止共铸了一亿六千五百多万元〔274〕，两者流入中国共有两三千万元。越币流通于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日本龙洋流通于福建、江西和广东等省。此外还有鸦片战争以前所流入的葡萄牙银元、荷兰银元以及其他国家的银元。鸦片战争以后，还有其他南美国家的银元。这些银元绝大部分都已倾铸成银锭或则在清末用来改铸龙洋。当然有一部分本洋或鹰洋也被改铸。所以清末在中国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的外国银元在五亿元左右〔275〕。这数字只有不够大，不会是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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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银元的流入，也可以从转口地的不同来研究。因为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途径不外几个方面。第一是菲律宾华侨所带回来的。有人估计为一亿元〔276〕。这一项可以说全是本洋。第二是欧洲商船直接运到中国来的，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所带来的。关于这一方面有各种估计，自五千万元〔277〕到五亿元〔278〕，大概有三亿元左右。这一项也以本洋占大部分，但包括其他许多国家的银元。第三是美国船所带来的，有人估计为一亿元〔279〕。这里有美国银元，但大部分大概是本洋。第四是葡萄牙人通过澳门输入的以及日本的白银。有人估计日本的白银有一亿元以上流入中国〔280〕，日本的白银不一定是银元，但其中一定有银元，包括本洋、荷兰马剑和葡萄牙的十字钱。上面这几个方面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事。鸦片战争以后，有鹰洋、南美各国的银元、日本龙洋、越币、杖洋等的流入。据海关的统计，自1871年到1900年共输入一亿一千八百多万海关两，约合一亿六千万元；但1901年到1910年有八千万两的输出。可能输入的是银元，输出的是宝银；而且1871年以前没有数字。还有不经过海关的输入。例如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外国军队所带来的银元就不会包括在内〔281〕。据说自菲律宾运来三百多万元鹰洋〔282〕。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到清末为止，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总计在三亿元以上，其中以鹰洋为主，约占三亿元。所以到清末为止，流入中国的银元为九亿元上下，另加一些银块或小银币等。其中一亿元在流入后不久就倾铸成银锭，二亿元因鸦片贸易而流出，另外一亿元在清末被销镕改铸。剩下五亿元在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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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元也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宣统二年度支部根据光绪十六年到三十四年各省局厂报告的铸数，共四十余兆。有人以为太多〔283〕，其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北洋军阀时期的财政部对龙洋的铸额曾先后作过几次估计，自二亿元到二亿八千多万元〔284〕。最后一个数字大概包括了民国年间所铸的。清末姑以两亿元计。主要是广东、湖北、江南等省的龙洋，流通于本省。但全国性的大城市中，各种银元都能作价流通。所以清末中外银元合计有七亿元〔285〕。这些银元好像商品一样，各有价格，而且各种银元在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平均每元以一吊三百四十文计〔286〕，则七亿元合得九亿三千八百万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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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角包括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四种。关于银角，没有清末的统计数字。民国二年财政部泉币司调查为二亿八千六百多万元，清末应当要少一点。以二角的占绝大部分，其次是五角和一角；云南曾大量铸造五角银币。全国各种面额合计，应可值二亿五千万元〔287〕。所以清末将近有各种银币九亿五千万元，或白银约六亿八千四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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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还使用宝银。除了各种大小的元宝、锞子等旧式银锭外，还包括湖南省的银号所发行的厚银饼和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各种大小的元宝。明末有人估计全国白银为二亿五千万两，这估计得过低，但真能参加支付流通的恐怕不过一二亿两。后来由于美洲白银的输入而大量增加了。因为初期输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多被改做成银锭。不过这些银锭一部分又为外人所输出，一部分在清末用来改铸新式银币。剩下的银锭虽然无法统计，但应当比中国自铸的银元要多一点，不但偏远地区用作宝藏手段，就是大城市如上海，也有大量的宝银发挥货币的职能。宣统三年上海银钱业库存现银除银元一千二百零七万元外，有宝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万两及大条银一千六百三十二条，约合一百六十万两，两者共约二千五百万两〔288〕。宝银约等于银元的一倍。全国的宝银应有二亿五千万两，以七钱二分作一元计，合银元三亿四千七百万元〔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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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清末的铜币。铜币包括新式铜元和旧式铜钱。清末正是由旧式铜钱流通向新式铜元流通的过渡时期，两者的比重是年年不同的，很难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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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铜元的数目，据邮传部尚书陈璧到各省调查所得的数字，到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止，共铸大小铜元折成当十铜元一百零五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零一百一十五枚〔290〕。另据梁启超的统计，自光绪三十年到三十四年五年间各省共铸铜元一百二十四亿多枚，加上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和宣统年间所铸，以及民间和外国人的私铸，估计在清未有铜元一百四十亿枚〔291〕。陈璧的数字仅包括十三省，吉林、奉天、广西等省不在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铸额也不在内。梁启超的数字所包括的省份不详，恐怕也嫌估计过低，因为民国二年十二月财政部泉币司调查得十七省局（广西不在内），大小铜元铸行之数折合当十铜元已达二百九十多亿枚。梁启超在民国三年九月说，历年各官局所铸铜元有三百万万枚〔292〕。我们姑以二百亿枚来计算。清末要一百三十四枚铜元才能换一枚银元，所以二百亿枚铜元合得银元约一亿四千九百多万元。清末铜元的流通，限于都市，乡村几乎全用铜钱；在较小的市镇中，则铜钱和铜元兼用，就是大城市中也还是有铜钱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