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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票的流通数似乎比银两票要多，但比铜钱票要少。因为东北几省的钞票除了外国银行发行的以外，几乎全是钱票。不过据说奉天兴业银行在清末曾发行一千二百多万元的钞票。实值恐怕没有这样多。湖北也以钱票为主。而其他省份却没有专用银元票的。发行银元票最多的自然要算大清银行，在清末有一千二百多万元。其他发行单位虽然很多，但比起发行钱票的单位来要少得多。一些商业银行在清末发行的银元票大概不到两百万元。各省官银钱号和省银行的银元票合计有八九百万元。各地钱庄银号等，尤其是比较大的城市的钱庄银号等，也发行银元票，但数额不多。所以全国合计，不超过五千万元。这数目包括小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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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是外国钞票。这里包括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外国所发行的钞票而流入中国并在中国流通或随时可以投入流通的。这一方面也没有统计。因为外国或外国银行所发表的数字，只是发行总数，包括在中国流通的和在外国流通的，而专在中国流通的外钞还是少数。有人估计清末八家外国银行发行而在中国流通的钞票为三四千万元〔310〕。但这数字不能反映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钞的数目。如英籍银行的钞票，除了在上海等地区发行的以外，还有在香港发行而流入广东的。日商台湾银行的钞票在清末应已流入中国。但最重要的外钞地盘是东北。有人估计，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时候，俄国在东北付出五亿到六亿卢布，大部分大概是用作建筑中东铁路的费用。因此羌帖（即卢布票）在东北就获得了广泛的流通。1902年俄国军队撤退后，羌帖信用动摇，持有羌帖的人，纷纷兑成现银。日俄战后，羌帖的流通范围大为缩小。1904年运到上海和天津、烟台三地兑现的就有一两亿卢布〔311〕。以后流通限于东北北部一带，如哈尔滨、黑河、满洲里等地。由于中东铁路规定必须使用羌帖，论理东北的羌帖在清末应当还有两三亿卢布，可能绝大部分是在银钱业的库中，作为一种外汇储备金，实际流通的大概不多，姑以合五千万元计算。南满一带用日本的钞票，包括日本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据说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单是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就有一亿五千万元〔312〕。后来大概用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收回，但没有收完，日本人说在1911年还有二百万元左右没有收回〔313〕。而且收兑后论理正金银行的钞票应大为增加，但这一点也难以估计。清末东北流通的日钞还有朝鲜银行和日本银行的钞票，数目不大。日钞总额姑以三千万元计，则日俄两国合计为八千万元。但这一项是最难估计的，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全国流通的外钞应在一亿元以上。全国各种钞票合计为二亿七八千万元（见表8-25）。这是指全部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不是面额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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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5 清末中国货币数量分类估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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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8-25的估计，清末全国的货币数量共约二十一亿元或二十八亿吊或十五亿两。全国人口若以四亿计，每人约占五元二角四分，或白银三两七钱七分或铜钱七吊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金属货币占有压倒的比重，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纸币只占百分之十三多一点，这表示中国经济的落后，特别是白银地位的重要。但金属货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被人收藏，特别是在农村，不论是银锭、银元或铜钱，即使不被收藏，流通速度也是很慢，一枚银元在农村每年恐怕难得转手一次。至于银锭，几乎不参加流通，即在大城市中也只作大额的支付，不作一般流通手段，大部分是用作储备金。所以真正流通的货币要比表中的数字小得多。第二，外国货币在货币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近百分之三十，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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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货币数量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研究一个时期的货币数量，对于这个时期的生产力的研究是有帮助的。它反映当时的生产力。但反映生产力时不能单靠货币的数量，还要看货币数量乘它的单位价值。而且还要同别的时代或别的国家比较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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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的货币数量，主要是那两百八十亿文五铢钱，另外还有私铸，而且四铢半两料想继续流通，这两者以七十亿文计，合计有三百五十亿文铜钱，即三千五百万贯。七十万斤黄金姑不计。米价每公石以六百五十文计，三百五十亿文铜钱共值米五千三百八十五万公石。人口以五千九百六十万计，每人摊得五百八十七文，值米九公斗。唐代安史乱前的货币数量估计四五千万贯，开元以前每年约铸造十万贯，共约九百万贯；开元年间每年以二十万贯计，共五百八十万贯；天宝年间每年以三十万贯计，共四百五十万贯；私钱数大概同官钱差不多，合计约三千八百六十万贯；前朝旧钱以四百万贯计，总共四千二百六十万贯，米价每公石以三百三十六文计，约值米一亿二千七百万公石。人口以五千二百九十万人计，每人摊得七百二十文，值米二公石多。西汉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不如盛唐那样多，而其价值还要更低，这就说明唐代的生产比西汉发达。在北宋熙丰年间，货币数量估计有铜钱二亿贯，铁钱二千万贯，交子二百五十万贯，也是对铁钱作价，铁钱以两文当铜钱一文计，铜钱以七十七陌计，共合足钱约一亿四千七八百万贯；前朝旧钱以四千万贯计，共一亿九千万贯。米价以熙丰间的平均米价计算，每公石足钱约一千文，共值一亿九千万公石。宋代人口的记录显然不可靠，因每户只合两人，若改以每户五人计，熙宁八年的户数是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户，合七千八百多万人，每人摊得二千四百多文，值大米二公石四斗。明末的货币包括白银和铜钱。白银以一亿五千万两计。铜钱的数目远比不上北宋，因明代铸钱少，末年才增加。我估计官钱、私钱和前朝的钱合计最多只有五千万贯，因为宋钱在乱世落土很多，有一部分已外流，还有一大部分在明末被销镕改铸。当时银价每两合制钱八百文，但合私钱加倍，若以一两合千文计，货币总数量为二亿贯或二亿两白银。米价每公石一两一钱六分，全部货币值米一亿三千万公石。人口以六千万人计，每人摊得货币量三贯许，值米两公石多。清末每人摊得货币七贯许，比任何朝代都多。清末米价每公石以五千二百五十文计，每人货币量值米一公石三斗三升，只比西汉多，比其他朝代少（见表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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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6 历代货币数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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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不是很精确的。即使大体上正确，也还各朝有各朝的具体情况，例如西汉没把黄金计算在内，明清两代却把白银计算在内。虽然西汉的黄金同明清的白银性质不同，但明末的白银同清末的白银性质也不完全一样，明末用银是凭重量，清末则用银铸币，所以明末的各种数字应当还要打一个折扣才能同清末和前代比较。同是铜钱，流通速度也是不会相同的。就是在清末，各种货币的构成，几乎年年变动。拿钞票来说，在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单是东北就有几亿元外钞，可是过了几年，就减成几分之一了；其他种类的货币，自然会相应地增加。又，由于历代人口数字的可靠性不一样，所以算出来的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及其价值也就不是十分可靠了。此外，清末每人摊得的货币数量折合大米的数量是根据上海的米价，这种米价比起农村的米价来，可能要高一倍，若依农村的米价，则数字要加倍，不至于比明末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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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清末的货币数量，空前庞大。可是由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特别由于银价的下降，以及人口的增加，每人所摊得的数量并没有同比例地增加；从它的价值来看，反而减少了。这就是说：清末的货币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太少的问题，不是靠增加货币数量所能解决的，必须扩大生产，才能增加货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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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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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第三节 货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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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7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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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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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两三百年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突飞猛进。而当时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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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到了清代，自然经济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思想上反映出来。黄宗羲虽不是纯粹的实物论者，可是他极力强调粟帛的重要。他主张废金银、用铜钱，实际上带有实物论的色彩。因为在发挥货币职能方面，金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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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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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差不多都是前人讲过的。他不从货币本身来谈货币，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货币。他也不主张废货币，但他又不从积极方面来利用货币，而从消极方面来防避货币。实际上假若废止货币，更能达到他的目的。虽然他以小民生活为念，而且希望无甚富甚贫之家，但这不是空话，便是空想。他要使小民不能离其乡，毕竟只对封建地主有利。实际上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他是在回溯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的历史之后说这番话的。他首先是缅怀古代的粟帛经济。但因太不合时宜，不得不容忍钱币的流通，并以钱币来抵挡金银。其原因是金银被富商、大贾、边官、猾吏敛尽，封建统治者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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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使中国的货币经济又受到一次刺激，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是拥护货币经济的，郑燮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言人，虽然他自己未必肯承认这一点，但他不愿当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却不肯离开商业资本最发达的扬州，他在那里过卖画生活。乾隆二十三年他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自书润例，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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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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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话的态度虽然不大严肃，但这样露骨地承认对货币拜物教的信念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还少见。但在乾隆年间，大概不算十分稀奇，因为袁枚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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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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