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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就算纸币流通顺利，铜钱的需要量还是很大的，因为日常交易多在一贯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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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的许楣，虽有专著行世，但只批驳他的主张，自己没有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王瑬生活在鸦片战争前的一段时间，看到当时的困难，认为行钞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许楣的《钞币论》出现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公元1846年），自然也看到更大的困难。但他说行钞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因为行钞对于人民不利，结果国家也得不到预期的利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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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民九倍十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倍之利，必不可得。〔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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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王瑬所力主实行的那种钞票制度的剥削性说得很清楚。许楣对于纸币数量同它的价值的关系有所论列。他谈到政府应付财政开支的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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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国用仍不足。〔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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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概括宋金元各朝行钞的经验而得出来的结论。他指出财政发行同纸币的稳定之间的矛盾。不增加发行就不能应付财政上的需要，增加发行，一时可以弥补财政赤字，表面上似乎够用了，可是发行数字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这就使钞票跌价，物价上涨，结果国用仍旧不足。他的所谓“多出”，应当理解为超过正常需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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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楣的哥哥许梿似乎也是一个金属论者。他只承认纸币数量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但金银却不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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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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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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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矣。〔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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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差不多。亚里士多德认为别的商品数量多就会跌价，但作为货币的白银却不会因数量多而跌价，因为无论怎样多，还是有人要。许梿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他认为金银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们的价值，不受数量的影响，但金银的价值是怎样来的，他没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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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宾虽然不一定是一个金属论者，但他非常重视铜钱；实际上，他为了重视铜钱，不惜反对用银。他说：小民粟帛余羡及佣工手艺尚可易钱，白银则须再通过铜钱去买。他主张维持铜钱的足值货币的身份。道光二十五年，他在他的《钱法议》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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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谓用钱当以斤两权之，铸钱轻重，亦当于铜价准之。钱贱于铜，则有私毁之患，钱贵于铜，则有私铸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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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意思的话，历代都有人讲过，但前人讲的，主要是所谓不爱铜，不惜工；没有吴嘉宾说的这样明确。他明白地说出要使钱的名目价值和它的币材价值相符。这一主张就表示：他认为中国的铜钱，至少他那时的铜钱的名价和实价是不相符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中国历代的铜钱是不是足值货币的问题，很难一句话就说明。而且在封建社会那种手工铸钱的条件下，是否要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由于铸造费等等因素的关系，就是金钱币的币材价值也不是完全等于名目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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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昂从货币起源的角度来反对名目论。中国的法家或名目论者总是认为货币是王者所为或法所定。虽然有些人说是起于商贾，但不是针对法家的论点而提出来的，马昂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他作《货布之制创自春秋战国诸地商民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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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铜为货，始于春秋，非国君所创，乃创自商民；民以为便，便则通行。国君未有禁令，铸不为私。而秦以前则由民自铸，并非国君所令也。〔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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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还有一些数量说者，如朱嶟和魏源。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划一的办法，政府叫各省督抚议奏，朱嶟就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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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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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历代都有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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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一个彻底的数量说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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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曰：楮币行于宋元，然皆行于始而敝于终，何耶？万物以轻重相权，使黄金满天下，而多于土，则金土易价矣。天下非物之贵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国之贫也。〔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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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这种论调，同百年前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公元1689—1755年）的论调很接近。后者曾说，如果自发现西印度群岛后，欧洲的金银增加到二十倍，则物价也应当增加到二十倍〔343〕。但魏源不只是一个数量说者，而且不承认历代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他说是因为国家穷。这是替统治阶级的膨胀政策作辩护。当然，如果生产发展，商品数量能适应那许多货币，那么，物价也涨不起来；从这一点看来，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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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梿、许楣虽然反对行钞，但没有从理论上来反对名目论。到咸丰年间的王茂荫（公元1796—1865年）才明白指出名目论的错误。王茂荫并不反对行钞，他在咸丰元年任陕西路监察御史时还曾提出《奏请行钞并胪陈钞法十条折》，主张发行十两和五十两两种钞票，不过他是用钞来辅银，不是拾银而从钞。而且他主张对于发行数要加以限制，所谓“行之渐，限之以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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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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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初他却以“银票亏商，银号亏国”为理由，反对发行纸币。这是指不兑现的纸币。十一月间政府要开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大钱，当时一般人以为只要把钱的面额定得高，分量减轻也不会影响它的购买力。他批驳这种思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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